二、粤港澳土地崇拜与现状
在传统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依赖土地作为生存资源,对国家族群的安身立命具有战略意义。古代战争纷起、攻城略地为的是争夺良田沃土以壮兵强国、求得生存。对土地的渴求和珍惜、感恩和回报表现为对土地的崇拜和祭祀。凡有人烟处,都遍敬土地。粤港澳大湾区,土地与人的互动和联结更显紧密,土地信仰呈现出多样性的社会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总人口接近6700万。包括珠三角地区“九市二区”的庞大城市群,即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经济的湾区,也是一个文化的湾区……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大湾区地处岭南地区和珠江流域,广府文化是大湾区的文化底色,具有普遍的同质性。
1.肇庆高要春社
高要春社是古代中国传统民俗信仰一脉相承的重要内容。高要春社土地崇拜遍布全境,境内社坛数达到惊人的4907座。春社习俗延续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于2013年入选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俗类项目。
高要古为百越之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设县置政,因羚羊峡(古称高要峡)居高扼要故名高要县,史称“当西南之要冲,扼两广之咽喉”。至1993年撤县设市,历时二千余年一直未更县名。高要历来备受兵家青睐,成为历代统治者控制西江流域的必争之地,是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资源丰富的西江经济走廊结合部。高要大地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高要古文明史可溯及新石器时代,金利镇石角村至今保留着新石器时代水上栅棚木结构建筑遗址。高要处于中原文化从水路进人岭南之要道,自唐以后,梅关古道开辟,高要传承中原文化的正统文脉。
高要春社与秋社承袭春祈秋报的礼制传统。春社祈福,为土地五谷丰收祈福于社稷坛,因此部分村镇又把土地神称为“五谷神”。祭祀所用祭品以村社宗族为单位“醵钱”而“市”。初期记载众人与土地神共享酒肴祭品。后世的记录,祭祀后胙肉分给孩童吃,祈佑孩童语言才能更佳,成人后能更好地从事土地田野的劳作。同时,春社日亦有踏青去百病的说法。县志中没有提及社主的材质,但田野中发现,高要春社社坛型制古朴,多为三面砖墙结构围拢,正面或置石碑或立石柱,称为“社、社公、土主、护龙社、社坛、大王社”等,占地从2平米到200平米不等,且都是“坛而不屋”,符合土地神“所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者”的传统神性滋养方式。社坛或有植树、或社稷二神共祀,亦承袭土地神传统信仰的社祭方式。
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下旬都是春社节庆期间,节庆的时间配置具有很强的调试性,节序庆典仪式遵照古俗,各村在时间安排上约定俗成错位演绎。外出务工的村民都要返乡,祭拜社坛、社公、土主、土地公,开展拜社、行社、行村、奉香、放炮、还炮、抢炮、开灯,祭祀后无论本村本族与否都可参与社祠祭品共食,称为“食茶果”。高要金渡镇耕沙村有民谣“二月初二龙抬头,拜祭土地求保佑,背上新丁去巡游,炮箍冲天抢彩头”。耕沙村春社亦称“土地诞”,只有年中添丁主家带三牲祭品逐一去拜祭社坛、土主、祠堂、祖堂,其他人家则只需带上香烛,炮仗逐一去参拜即可。关于抢炮,抢得炮者必须是本村村民。高要春社在族群凝聚力、群体边界建构和社区认同标识上有重要的作用。
2.澳门土地信俗
澳门的土地信俗于2017年9月被列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澳门旅游局统计,澳门供奉土地神的庙宇有近10所,公共土地神坛140多个。澳门土地神分布全境,民宅大楼、商铺岗亭,有社区公共的土地庙也有个体、家族、墓园的土地庙。从形制上看,澳门土地神有牌位、石碑、坛、龛和庙,供奉的社主多以石主、石牌、神像为主,多称为土地公或福德正神。澳门社祭日即土地诞是每年农历二月二,亦称“头迓”,除供奉自家土地神外,还携三牲、元宝香油等往公共土地庙、福德祠或社稷坛祭拜,后每月逢初二、十六“打迓”祭拜。澳门土地信俗形式多样,参神祈福、醒狮助庆、上演神功戏,祭祀后有敬老宴和街坊共食。最具特色的土地信俗庆典主要集中在沙梨头土地庙、雀仔园福德祠和下环街福德祠。
遍布澳门街头巷尾的土地神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功能也近乎全能。作为基层神明,凡是守护街坊乡里、庇佑内外乡人、照顾牲畜、守护山林田园、防守亭台楼阁、街桥路堤和流水,甚至是坟墓园地,都是土地神管理的职责范围,可谓神职小,事儿多。澳门土地神不仅与人的互动频繁、联系紧密,与其他佛教、道教的神祗也是互通往来、和睦相处。澳门神庙内有的是土地神寄祀在其他神祗的庙内,有的是其他神祗寄祀在土地神庙内,有的神庙同时祀奉土地神和其他神祗。在澳门狭小的地域空间内,多神祗共奉构成了澳门独特的民俗信仰文化空间,是民众在心理和行为上确认归属的文化场域。
澳门集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葡萄牙和东南亚诸国文化于一身,是多元文化汇集的区域文化集成者。澳门的土地信俗承袭闽粤和传统中国土地信仰春祈秋报的文化内涵。滨岛敦俊在华北农村的调查后提出,中国农村不存在共同体而只存在“共同关系”。澳门在城市化、土地资本化的社会背景下,澳门民俗信仰的文化语境具有城市化移民、多元宗教和信仰、多族群聚集的特征,社群共同关系特征日渐显现。承载着传统中国信仰和文化记忆的土地神祭祀,在祈福、趋利避害的共同心理驱动下,澳门社群的共同关系得到强化与确认。
澳门土地祭祀的空间,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有变化也遭遇挑战。一方面,旧城区的土地神祭祀空间不断被压缩,土地庙和祠成为寄生在高楼之间的狭小处所。另一方面,填海造地,新社区聚落出现,土地神与人的关系需要重新确认。但在制度的干扰下,公共地域的社坛却无法建立。自古有人烟即敬土地,石排湾和沙栏仔里却只剩下“只许旧区拜土地,不许新区添社坛”的埋怨声。在现代人际关系疏离的社会现实中,集体的、恒常的、自发的土地神祭拜,是澳门社区自发凝聚力,激发对地方产生情感依恋的方式,是维系共同信仰和社区和谐的文化手段。在新区落地,社群组建的制度规划下,澳门土地信俗的民俗价值和现实意义应引起再重视。
3.香港土地神信俗
早期从内陆迁居到香港的华人大多聚集在上环与西环的结志街、南北行、太平山等一带,形成了香港早期的华人社区。香港新界元朗、粉岭上水及沿海谷地的新界五大族是香港最早的客家人移民聚集地,早在南宋末年就南迁至此,修建了吉庆围、曾大屋、上水围、粉岭围和衙前围村。吉庆围村内还有祭祀土地神在内的15位神祗的小庙。背井离乡,前途未卜,面对开拓、定居的新天地,华人们都会把从原乡带来的香火袋、神符、神像安置在新土地上供奉为土地之神,以慰藉精神。早期田间地头、路桥堤坝、乡村交界、山林水口,随处可见土地神的坛或庙。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地少人多,土地神位不断被简化压缩,才能跻身在水管、水表、电线、电表、消防喉等现代化设施中,或沉浮于商店招牌、广告海报或涂鸦中,保有一立锥之地。街头巷尾不时见到的碎瓦片、月饼盒中的土地神位,显示的是港人内心深处对土地神的眷恋和文化情结。偶有为土地神拓展更多空间的,或加置神龛、或建造遮盖、或加大基座等,是土地神栖居的迁就,更是港人务真求实的民俗信仰观念的和生活方式变迁的体现。这些闹市中的土地神社,有的是历史遗迹,有的是19世纪末的太平山大瘟疫后设立的,用以保佑居民免受冤魂滋扰。上环卑利街和士丹顿街交界处的“伯公庙”土地神社,安和里横街尽头的袖珍福德祠,牛头角下邨球场路旁的福德庙由潮汕籍居民于1967年搭建,尖沙咀的福德古庙约建于1900年,这些隐身于繁华都市中的土地神庙,香火鼎盛,维系着港人对原乡的记忆和故土情结。
香港的土地崇拜信仰相对比香港天后、黄大仙信仰而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同时,由于香港城市化程度更高,空间场所和意识场域的土地崇拜信仰都在不断式微化。在香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语境下,传统民俗信仰的土地神神职已悄然变成“保护本区生灵的安全和财产,并管治阴间的鬼魂”,注重更现实的意义,或者直接变成“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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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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