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巫术迫害与父权制

 

　　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中，女巫文化的历史绝不仅是前父权制的女神或女巫崇拜时代的辉煌及其历史遗韵，而且还是父权制时代的女巫乃至女性遭受歧视以及迫害的苦难史。莫斯在论及女性与巫师职业的关联时曾言：“由于女人被排除在大多数宗教教派之外——或者就算予以接受，也把她们安排在靠边的位置——所以，唯一能让她们发挥积极性的就只剩巫术活动了。女人所具有的巫术特性主要来自于她们的社会地位，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议论其巫术特性的远比她们实际的巫术特性要多得多。实际上，实施巫术的女人远远达不到这些公众舆论告诉我们的数量。因此，令人奇怪的结果就是，虽然实施巫术的总体上说都是男人，但遭到控诉的却是女人。”这段话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这里所讨论的无疑是父权制背景下的历史状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女人被排除在大多数宗教教派之外”；其次，在父权制背景中，不仅女性遭到歧视，而且巫术本身也成为低级的、边缘性的文化形态，这从另一面将女性与巫术联系起来；再次，与这种双重歧视相关，巫术被压制的主要受害者仍是女性。在西方历史中，最集中表现出这些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就是15到18世纪的“巫术迫害”风潮。这也是西方女性主义有关巫术文化历史反思的关注重心之一。

 

　　作为历史事件的“巫术迫害”，也被称作“猎巫”或“搜巫”运动，指的是大约从15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左右出现于欧洲某些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控诉、搜捕、刑讯、处死巫师或被视为巫师者的风潮。据统计，在这场猎巫运动中，大约有近20万巫师受到了审判，其中大约近10万被处死。而这场“猎巫”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被审判和处死的巫师大多数为女性：“在巫术迫害中，大量的受害者是女性，欧洲巫术审判的性别比率一般是女性占80%左右，最高比例出现在汝拉山地区（95%）、纳慕尔地区（92%）、英格兰地区（92%）及丹麦（90%），德意志、法国、苏格兰及挪威巫术案件中的女性比率占80%左右，瑞士的比率相对较低，为60%左右。”女巫们遭到男性的审问、虐待、残害、监禁和处死。正因为如此，不少西方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猎巫”实际上就是猎捕女性，巫术迫害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次大规模、有计划的迫害乃至“性别灭绝”，是“一个围绕着权力问题而进行的一种更为全面的性别建构”与“性恐怖主义”。

 

　　女性主义者将巫术迫害视为性别迫害的观点也引起了较多的争议与质疑。相对而言，英国巫术研究专家克里斯蒂娜·拉娜的著名论断显得较为公允：“巫术并不就是特定的性别（sex-specific），但却与性别相关联（sex-related）。”巫术迫害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场男女性别之战，但是，它仍然是“与性别相关联”的。一方面，悠久的女巫文化传统以及民间广泛流传的女巫信仰，无疑会影响到猎巫运动中的巫术认知；另一方面，父权制背景中的女性歧视则直接导致了巫术迫害至少在性别层面表现为触目惊心的女性迫害。由海恩里希·克拉默和雅各布·斯布伦吉撰写并于1486年出版的《女巫之锤》，被称为“猎巫运动的指南”，其中就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污蔑。他们认为，之所以巫师主要是女性，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她们更为轻信，由于魔鬼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腐蚀人的信仰，所以他更愿意攻击她们……第二个原因是，女性天生更容易动感情，并且更容易受无形的幽灵的影响……第三个原因是，她们的言谈不可信，而且不能向其女伴隐瞒那些她们通过魔法而知道的事情……由于她们在思维能力和身体方面更为薄弱，所以她们更容易为巫术所迷住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所有的巫术都源于女性那永不满足的强烈的肉欲。”这种认为女性“在思维能力和身体方面更为薄弱”并且表现出“永不满足的强烈的肉欲”的观点，无疑是父权制背景下的性别偏见。当这种性别偏见与基督教对包括巫术在内的异教活动的抵制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猎巫运动中的女性迫害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不能联系欧洲猎巫运动背后的女巫文化传统与父权制背景来考察，也就无法解释巫术迫害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这一事实。而这一点，恰恰是女性主义者对巫术迫害这一历史事件加以反思时所关注的焦点。

 

　　不仅如此，在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的视野中，对巫术迫害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思还与现代性批判联系在一起。20世纪以前，西方历史学界对巫术迫害之解释的主流，是立足于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立场，把巫术看作反科学的迷信，把猎巫运动视为天主教会借猎巫之名而对大众的一种迫害。巫术与巫术迫害都是前现代性的，但在当代女性主义者看来，现代性在根本上就是父权制的。卡洛琳·麦茜特认为，作为现代性基本特征的对自然科学的控制与对女性的性别压迫以及巫术迫害是内在交织在一起的：“在现代早期变得重要的自然形象，是一个被征服、被控制的无序而又混乱领域的形象……自然和女性的两种形象都有两面性。贞洁的少女呈现出和平沉静，地母呈现养育和多产。但自然也带来疾病、饥饿和大暴雨。类似的，妇女既是处女又是女巫。文艺复兴的宫廷把她放在柱脚下，宗教法庭把她放在火堆里烧。女巫作为狂暴自然的象征引起暴雨和疾病，破坏庄稼……无法无天的妇女如同混乱的自然一样需要加以控制。”因此，如凯瑟琳·凯勒所言：“‘伟大的’欧洲迫害女巫运动绝不是什么‘黑暗时代’的一个现象，而是完全同现时代的开端相重合的……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的现代性维护了女性的尊严，并使得我们逐步地从‘过去’的束缚和迷信中摆脱出来。事实并非如此……科学逐渐变成了一种世界观，依据这种世界观，自然和妇女（两者的命运从历史的一开始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受到新的资产阶级男性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操纵和利用。”在此意义上，巫术迫害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女性迫害，本身就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并最终指向了父权制的现代形态的确立与完成。因此，女性主义对巫术迫害的父权制机制的反思，也就包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内涵。

 

　　三、女性主义巫术

 

　　巫术与女性之间的性别政治关联，不仅是过去的历史陈迹，还是当代的文化政治实践。既然女巫文化曾有过辉煌的过去，而在父权制背景中巫术与女性有着紧密的联系且都成为迫害的对象，因此在当代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实践中，巫术同样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种作为当代性别政治实践的巫术，被称为“女性主义巫术”。可以认为，女性主义巫术充分展现了巫术文化的当代性或者说巫术文化的当代演绎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激进的文化政治策略与性别政治实践，女性主义巫术首先挑战了自基督教时代以来关于宗教与巫术之间的区分及其等级设定。在其支持者看来，巫术本身就是宗教，或者说，是一种当代宗教。按照高登博格等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来看，作为当代宗教的女性主义巫术，主要表现出以下3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首先，女性主义巫术是女神的宗教。呼应着前父权制时代的对伟大女神的崇拜，针对父权制时代对古老女神的有意识的遗忘，以及对遗存的女神信仰的压制与清除，女性主义巫术首先把自身规定为信仰、崇拜女神的宗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女神宗教的女性主义巫术并不仅是对新石器时代的女神崇拜及其女巫文化的简单回归，也不是要去树立男性上帝的女性化对应物，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意旨的当代宗教或巫术实践。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巫师运用女神的形象与概念的目的就在于为女性的生活提供积极的自我形象。既然女性生活的力量以少女、母亲和老太婆3种形式出现，因此，女神同样显现为少女女神、母亲女神与老太婆女神三者合一的形象，就像月亮具有盈月、满月和亏月3种变化形态一样。这种三合一的女神形象囊括了女性生活的所有阶段，因而具有强大的神话冲击力与赋予生活价值的功能：“圣母玛利亚，留在基督教传统里的唯一女神，只是因为她的儿子而得到了认可，相比之下，巫术中的少女女神、母亲女神和干瘪丑老太婆女神是按照她们各自的条件来评价的。她们因其各自经历生活的神圣风格被誉为独立人。这为三合一女神提供了深邃的、具有神话冲击力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任何其他西方宗教传统中的妇女根本得不到的。”为了理解女性主义巫术，就必须理解其所信仰的女神，因为正是这位女神在激励着女性主义巫师，“她是巫师借助巫术努力帮助女性培养的一切精神态度和能力的中心”。

 

　　其次，女性主义巫术是内心的宗教。高登博格写道：“在与当代巫师打交道的20来年，我本人对女性主义巫术的尊敬与日俱增。我最终认识到，现代巫师将宗教和仪式用作心理工具来加强个人的力量，她们信奉的是一个把神性和超自然力置于人内心的宗教，用实际一点的话说，她们在把宗教变成人的心理。”与传统巫术将自身视为对世界和生活加以实体性改造的力量和技艺的观点不同，女性主义巫术强调的是对人的心理层面的作用和影响。“女神表现的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原则：她就是世界，她在每个女性心中显露。”因此，女神的三合一形象实际就是女性自我肯定的内在心理力量本身。与此相应，女性主义巫术的宗教观念也是心理学化的。也就是说，宗教在此从根本上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现象。人的心理活动包括梦、想象、幻想等等，都是宗教洞察力与影响力的基本源泉，而宗教的本质就是通过为其信奉者提供神话、意象与象征，从而将一种心理诠释强加于现实。作为心理宗教，女性主义巫术的关注点也在女性内心的改变：传统宗教通过兜售男神形象而诱发女性对男权统治的认可，因此，女性主义巫术的关键也就在于改变女性的心理意象，从而摆脱男神/男性的统治与束缚：“由于巫师相信思想和行为是围绕心理意象而形成的，因此，她们觉得如果一位妇女深层的想象力生活和她每天的政治生活都具有一种女性主义特性的话，这位妇女将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主义者。”

 

　　再次，女性主义巫术还是个人的宗教。作为一种将其所信仰的女神理解为每位女性内心中的心理力量之显露的现代宗教，女性主义巫术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特点。高登博格指出：“在巫术中，女人学会使其形象化并使其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样东西便是她本人。”也就是说，尽管女性主义巫术以对女神的崇拜和信仰为中心，但由于该女神并不是某个高高在上的绝对主宰，而是内在于每位女性的内心世界的心理力量本身，因而女性主义巫术的女神信仰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对该女性个体自身的接受与肯定。进而言之，对女性主义巫术而言，每一位女性个体都是女神：“女神的形象激励女人把自己视为神灵，把自己的躯体看得神圣，把自己的生命的各个阶段奉为圣洁，把自己的侵略视为健康，把自己的恼怒当作纯洁……通过这个女神，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力量，照亮我们的心灵，掌握我们的躯体，赞美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以抛弃自己狭隘的角色，成为完人。”甚至有巫师建议女性在家中的圣坛上摆上镜子来代表女神，从而提醒自己就是有着美、力量和尊严的神。不仅如此，因为每一位女性都是一位女神，所以她们的宗教活动与世俗行为是无法分离的：“由于每一位妇女都被认为是女神，因此其所有的创造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神圣的。”[29]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极端多元化、个人主义、非普遍性的巫术或宗教实践，无疑是对男权文化背景中标举等级制、普遍性的父神宗教的重大颠覆。

 

　　当代女性主义巫术不仅具有性别政治的内容，还成为自觉的性别政治策略与实践，无疑与传统的巫术形象有巨大的差别。不过，从巫术文化自身演进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巫术仍继承了传统巫术的一些基本方面，其与女性主义对巫术历史尤其是女巫文化史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可以视为巫术当代文化景观中的一个独特维度。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