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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案分析：对法规制度、鳌鱼舞、岭南陈氏针法、广东粤剧、布老虎等的考察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的提高，中国逐渐从一个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接受国际援助、向别人学习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给出中国方案的国家。不同地区和对象的具体保护案例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对世界非遗保护具有重要的和启发性的意义。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不同的对象的实践保护下，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哪，对世界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陈华文在题为《实践性与可操作性：非遗的规范管理与依法保护———以文化生态区的建设与保护为例》中指出，规范管理与依法保护是当下非遗保护的必然之路，以文化生态区建设与保护为例，这一中国所独创而且在全国和世界上具有实践意义的保护方式，经历了以各省区为主，以具体的不同区域为范围，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实现了从理念到项目到传承人到物质文化到社区的整体性保护，2019年3月1日施行的《国家级文化生态区保护管理办法》为这种保护提供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保证，它从生态区的设置到管理的具体指标实现，都是具体和指标化的，为规范管理和依法保护提供了范本。
陈岸瑛在题为《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目标和标准》中指出，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该计划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任务(到2020年)，但是并没有明确描述传统工艺振兴的终极样态。在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楚地知道传统工艺行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型以及如何转型，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传统工艺振兴的目标和标准。本文提出传统工艺的三大振兴标准，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振兴传统工艺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魅力的当代生活样式，使民众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邓尧在题为《完美的保护模式———地理标志法律制度下的非遗保护探索与实践》专题发言中指出，2018年的“章丘铁锅事件”使人们注意到地理保护标志的重要性。从国际、国内关于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现状的调研、司法大数据分析、典型案例的调查来看，“地理标志”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而且可行的。
陶伟等在题为《基于身体地理学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广州沙涌村鳌鱼舞案例》专题发言中指出，身体是文化的“主体”，更是“文化存在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塑中发挥着根基性的作用。以人为本体、主体、载体、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一种“身体遗产”。人的身体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授与传承”的活态物质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或事物的逻辑起点。本文选取表演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州沙涌村鳌鱼舞及其传承人为研究对象，以身体地理学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训练与表演时空过程中身体技术的形成与展演、具身感官的体验与互动进行研究，剖析训练与展演时空过程中传承人身体与情绪相互影响的机制。一方面，在传承和训练的时空过程中，鳌鱼舞对于传承人而言是一种知识表达和知识探索的方式，是一种身体学习。传承人的情绪流动、身体的生物特征与当地社会文化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另一方面，身体在展演空间中是传承人多感官体验的核心。传承人透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嗅觉等具身体验，在展演空间中建立起以身体为主导的情感变化机制。身体作为空间生产的工具，传承人由此获得了丰富的具身体验，同时传承人通过身体建构了特定的地方资本，并以此与特定的地方文化建构了联系。
陈秀华在题为《“岭南陈氏针法”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专题发言中指出，“岭南陈氏针法”历经陈宝珊、陈锦昌、陈全新及陈秀华等两代弟子五代人逾百年发展。其中，独创的“岭南陈氏飞针法”以“无菌、无痛、准确、快速旋转”为特点，奠定了我国“无痛针学技术”的里程碑。在传承中注重创新发展、推广应用和国际交流等。
余勇从他自己作为实践主体的角度、广东粤剧发展的角度以及广州非遗保护经验的角度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保护应当注意的问题，特别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政策落实，关键是人才，要求是资源整合和协调发展。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有生命力和延续力，文化自信、守正、自觉则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要求。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达，形式多样，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蕴含着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过去而保护，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而尊重过去。我们要加强它的生命力和延续力，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积极传承，让传统文萃焕发活力，创造性发展，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使其成为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知遥用布老虎的案例强调我们应当尊重手工艺，并且认为要“民间生产、民间创造、民间挑选”。他在题为《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设及思考》专题发言中回顾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由起步到发展再到推动和加速期的历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渐渐成为公共文化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共享性让更多民众开始亲近和喜爱，艺人们也因此获得更多文化自信，同时国家倡导高校非遗研培计划更在助推非遗走进公众生活；非遗的可持续性发展给非遗经纪人或文化中介人队伍提出了更多的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生活、习俗息息相关，会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因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需要深入人心。
另有20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国家战略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精准施策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阐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色做法、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明确指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遵守国际理念、国际规则，又要与具体国情、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模式，坚定文化自信，为国际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推动国际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与会专家学者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指导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坚定文化自信，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等方面达成了共识。本次大会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实践的总结大会，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大会，将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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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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