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传统

　　三、如何做到古戏楼“修旧如旧”

　　全国各地现存古戏楼(台)，少说也保存了一百多年，多则近千年，不维修是不可能的。从地方志、碑刻乃至戏台题记看，几十年一修是常态。如何在修复古戏楼(台)时做到修旧如旧，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古戏楼(台)的修复，按程度与规模可分为小幅度的维修修缮、较大规模的修建修复和原址重建等几种类型。但无论如何，都应该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进行修缮，而不应盲目“创新”。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类似长口子戏台这样被学校、仓库、办公室占用，以至于失去本来面貌的古戏台比比皆是。有的即使不被用作它途，也被扩建、重建，完全没有古戏台的样貌了。

　　例如广东省清远市连州丰溪古庙戏台，始建于清康熙末年，有戏台前石碑为证，见彩图十。

　　碑为青石质，高1.15米，宽0.33米。上端从右至左横向镌刻“建立戏台碑”(繁体)五个大字。正文竖排，首行有“倡缘会”各人姓名，第二行起分八段依次记下了全体捐款人的姓名。末行落款为：“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立”，可确证此戏台始建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然而，我们看到的所谓“古戏台”，经过重修之后，早已失去了旧貌。彩图十一为戏台台口，彩图十二为台上天花和板壁的情况。

　　戏台分明被扩大了许多，而且屋顶、板壁，完全被“现代化”了。距离戏台前方约50米处砌有一段砖墙，墙内嵌有一通1990年的“重建丰阳戏台碑”，见彩图十三。

　　碑文记录此戏台重建的缘由是：村中古戏台，“经修造数次，因原执古不化，现值时代更新，有我大队委员会建委会召开村老决议扩大建立”云云，读后不禁啼笑皆非。

　　2018年，山西省宁武县二马营村广庆寺舞楼进行小幅度维修。对于这座戏楼，冯俊杰先生早已有深入研究，指出：戏楼脊槫板题有“大明成化十四年(1478)重修”及“大清道光四年(1824)重建”字样(5)。因而，笔者早已心向往之。但乘兴而来，却铩羽而归，彩图十四为笔者所见到的二马营村广庆寺舞楼。

　　台口四根大红檐柱非常刺眼自不必说，一次小规模的维修，就将脊槫题记完全抹去，好不容易留下的历史记忆就这么消失掉了。

　　对古戏楼(台)的修复必须慎之又慎，最好在旧照片、文献记载、口述资料等相互参证的基础上反复求证，制定可靠的修复计划和施工方案，待文物部门审批之后方可动工，以期达到修旧如旧、保护古建的目的。吴开英等《中国古戏台研究与保护》(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一书提供了若干范例，我们亲眼所见的平型关古戏台的修复也是一个成功案例。

　　2018年7月，我们以繁峙县文管所工作人员为向导，来到平型关村。平型关古称瓶形寨，以地形如瓶而得名，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1937年9月25日，林彪率八路军115师，配合第二战区友军，在村北五公里的乔沟伏击并消灭了侵华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队，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村现属山西省繁峙县管辖，位于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下，距离当年的平型关大战主战场乔沟尚有数公里之遥，而乔沟属于灵丘县，因而两县曾为“平型关大捷”的发生地而屡起争执。

　　我们关注的是，平型关村建有一座清代戏台。平型关村原为平型关关堡，属于明长城“次关”的重要关口。现存关堡始建于明正德元年，天启七年重修。清雍正间边患平息，防卫功能削弱，于是增设了负责政务管理的文衙门、商铺、作坊和文化建筑如戏台，并自然聚集了一些富商大院，如王家大院和李家大院，标志着平型关村正式形成。由于长期以来的风雨侵蚀和年久失修，以及近年来对附近小铁矿的过度开发，为了修公路、建学校而拆毁古建筑，当地居民甚至将长城砖当做建材等原因，关堡附近长城以及其它古建(包括古戏台)已濒临全面倒塌的境地。

　　为完整保护平型关长城和关堡，2009年，由山西达志古建筑保护有限公司和西安交大人居学院建筑学系共同制定了《平型关段长城及关堡保护规划》，提出了“划定保护范围”，“征收保护范围用地为文物用地，对城墙外缘道路予以改线”，“对二类建控范围内的民居进行传统风貌整治，保护民居村落的传统风貌”等理念。当然，古戏台也在保护和重建的范围之中。(6)彩图十五即为修复后的平型关戏楼。

　　这是一座两层过街戏楼，硬山顶。下层中间为过街通道，两侧以灰砖垒砌，抬起上层地板。上层戏台面阔三间，正中一间表演区坐落于下层通道之上，略宽于左右两个侧间。左山墙外侧有台阶通往上层后台。虽戏台的材料除檐柱外如砖瓦之类均为新材料，但看起来犹有古风。返程后，笔者在“忻州网”上看到了修复之前的平型关戏楼照片(彩图十六)。二者比较，基本结构无大差别。

　　古戏楼不仅见证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凝结着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智慧。古戏楼的建造技术，就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无数的古戏楼已经消失，只有少数戏楼历经风雨的洗礼还屹立在那里，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给人以美的享受。期盼这些古戏楼健康长寿，能以它们本来的面貌长久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