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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村落香会具有极强的村落集体生活的属性，并体现出显著的礼俗互动特征。在礼俗互动的视角下，以刘家村五虎少林会和秉心圣会为核心个案，在对北京香会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审视和深描村落香会自发状态下和政府主导下的各种礼俗活动。在传统社会的行香走会，改革开放后的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近年来村落拆迁上楼等城市化进程中，民众都积极谋求与国家的互动。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大庆典，改革开放后各区的文化活动，以及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和非遗保护运动中，政府也有意引导香会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来的礼和俗都发生了变化，但其互动框架却未发生改变。在传统社会中，礼与俗相互依赖，国家通过礼俗互动设计，培养人们遵守社会秩序的基本观念和习惯，礼制与其他管理制度之间形成互相支撑的关系。如何实现当代国家与民众之间有效的互动和沟通，对于整体社会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礼俗互动；北京；村落；香会
一、礼治传统与礼俗互动
传统中国是礼治社会，中华文明是礼教的文明。费孝通先生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出发，把礼治秩序看作是一种自动的秩序，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的特性在于它暗含的主动性上，“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礼教文明的传承，离不开文献典籍，但更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礼教的实践在民间，民众始终是礼教文明真正的践行者。礼治的践行，离不开俗。礼和俗含义的辨析，已有文章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礼”和“俗”的关系，简单地说，是上下互动的关系，即国家的礼制与民间的习俗仪式活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礼教文明依靠礼俗互动，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长久传承。从民众的实践来思考礼俗互动的研究思路已经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在礼俗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赵世瑜认为礼俗互动主要是指“大传统”来自“小传统”，但礼俗的划分和二者的互动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建构的状态。刘铁梁把礼俗互动看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运作，张士闪则认为礼俗互动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设计与地方社会运行奠定了基础。部分学者还对不同历史时段的礼俗互动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如耿波追溯了殷周之际礼俗互动得以形成和生发的原因和源头，彭牧对宋代“礼下庶人”展开深入分析，阐明礼与俗之间长期以来充满张力的动态互动关系，项阳从中国传统音乐的视角切入，对礼俗的关系进行了长时段的探究，李松则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礼俗互动实践中的多种形式。礼俗互动研究也不乏个案层面的成果，如赵世瑜借助相关碑刻探究北京明清时期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之间温和的互动关系，徐天基关注河北安国乡村以赠送礼物来建立和维护关系的“讲礼”实践，张帅聚焦于鲁中洼子村村民对仪式与节俗“老礼”的改造，周连华分析鲁中大窎桥村当代宗族建构中的礼俗互动，张士闪则将近年来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实践，视作当代礼俗互动的新形式。笔者在吸纳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拟以京畿村落香会为例，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并借助已有香会研究积累的丰富资料，试图推进和深化已有的礼俗互动研究。
二、北京地区香会概况以及北京香会的研究史
香会，是特定区域内由具有共同信仰的信众组成的集体进香组织。北京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代，明代时已发展成形，清代时则出现城里城外的分化，在广阔的京郊地区，几乎村村都有香会。地处全国权力中心，作为京畿文化的北京香会具有独特个性，如组织严谨、规则繁多、表演丰富等。
根据记述内容和目的的不同，北京香会研究史大致可分为学术分析和内部知识介绍两条脉络。虽然二者研究路径迥然有别，但也有所交叉，互相促进。知识界最早开始关注北京香会的学者是顾颉刚先生。1925年完成的《妙峰山的香会》介绍了北京香会发展历史、香会的进香仪式现场和进香前后的活动，勾勒出当时北京城乡香会的分布状况。吴效群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展开对香会组织的论述，王晓莉关注涧沟村的香客活动，韩书瑞则试图从不同视角呈现香客的进香之旅。生活于旧京的文人群体也对妙峰山香会进香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代表作有奉宽的《妙峰山琐记》和金勋的《妙峰山志》。近20年来，妙峰山庙会研究发生朝向日常生活的转向，众多学者对妙峰山庙会恢复后的香会组织以及个人进行研究，实现了从山上到山下的视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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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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