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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葆育地方感：经历、记忆与创造认同
要理解地方感的含义，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地方”。从生态评论学的角度，劳伦斯·贝尔（Lawrence Buell）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历史就是空间成为地方的历史，起初，地球是没有形体的空间，然后通过有人居住，地方被创造出来。因为人类居住于其中，人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发展为“恋地情结”，地方与环境成为情感事件的载体与符号。恋地情结包含于所谓的“地方感”中，但地方感是一套更具包容性的价值、行为体系，由两大关键要素构成：地方含义和地方依恋，地方含义是对于“地方是什么、像什么”等诸如此类问题的社会心理认知，而地方依恋即人与地方之间可评估、积极的情感纽带，亦包含着“地方依赖”与“身分认同”。本文中，笔者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野考察项目，从几位当地人的描述中，分析形成与培育地方感的因素，即环境、感官、记忆、事件、经历、参与、文化、自我投射以及自我创造等。
（一）人与自然：护林员眼中的“活态博物馆”
乔什·迪默尔（Josh Deemer）是赛欧托县的一名护林员，隶属于俄亥俄自然资源部。笔者田野调查所在的小分队，便是每天跟随乔什一起去巡山，体验并协助他的工作。乔什的工作范围包括巡查11个自然保护区，任务主要有清除林中入侵性物种，诊查林木健康状况，整饬林中道路，清理污染垃圾等。除了每个月定期写巡查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他必须要能独自处理管辖区内的日常维护和突发状况。乔什与自然环境的直接关联培育了他强烈的地方感。尽管有学者主张地方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共享行为与文化过程的产物，但是正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感觉经验所揭示的，情感反映与生物环境的交互息息相关，地方感应该首先起源于人地之间的密切接触，形成对于风景的感知，对于物候变化的评估等。由于工作职责之故，护林员承担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与照料，从保护、审美到分享，他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解较普通人更为自觉。在山间巡护时，他向我们传达他的理念，自然保护区就是一个活态博物馆，是提供美育教育的地方：
把自然保护区看成活态博物馆，让我感到我的工作很有意义。活态博物馆就是让美丽生存下来的地方。
三月中旬的北美大地，仍处在冬春之交，天气乍暖还寒。林子里树木萧疏，浅雪覆盖落叶；而在黄叶与白雪中，青草已经冒出头。在巡山的过程中，乔什总能一眼辨认出早春的各种野花：雪延龄草、报春花、雪割草以及各种各样的地衣与青苔，因为它们是环境气候变化的征兆，所以乔什更加留意它们。乔什希望这样的美景能为更多人知晓并分享。毕竟，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产业已成为该地愈来愈重要的新兴产业。在阿帕拉契亚的山谷里，乔什这样告诉笔者：
你回到中国，当然可以把你拍的照片与家人分享，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成千上万的风景照。但是你看，你拍下的那个洞穴，瀑布，那块岩石，仅看照片，怎么能闻到它呢？它清凉的温度呢？怎么会有触摸感？俗话说，一图胜千言，但是生活，生活可是常新常异的。
乔什为家乡的自然美感到自豪，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赛欧托绝不只有“善”与“美”的一面，与阿帕拉契亚的其他小城一样，它充满了困境与危机。行走在保护区内，乔什偶尔会拾起一片“药品”包装纸，告诉我们他身边成瘾类药物泛滥现象，年轻一代生活在虚拟网络中不懂得如何用眼神跟人交流，而教堂式微使社区联系不如从前密切。他也曾在游人扔弃于林中的17个垃圾袋中逐一排查，终于在最后一袋里根据未烧尽的信封，找出“破坏环境者”。乔什的经历，也证实了一项关于环境管理员职责意识与地方感关联度的研究：发现环境问题并引发公众关注进而促进行动，具有强烈的主体感和责任心，这是形成地方感的“先决条件”。因此，乔什的地方感，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感知、理解与行动几个层面，其关键点在于亲身经历。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经历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性的，如果当地人的参与感与分享感被剥离掉，没有实质上的身心卷入，则很难积极主动地葆育地方感。所以地方感作为一种系统的参照体系，有助于预测地方的可能性前景。
（二）人与社区：农场主家的日记本
几年前，一位学者曾经调查俄亥俄州南部几个县职业妇女的地方感与身分认同，她发现这些妇女身上有一种双重意识，即一方面她们意识到阿帕拉契亚的地方音乐、山地文化以及紧密的家庭、邻里关系的重要性，表现出文化自豪感；与此同时，她们意识到外界对于该地区的刻板印象，因此非常敏感。但作为职业女性，她们的个人发展故事以及与当地环境、家人、社区的关系，对于地方认同具有重要示范性作用。我们田野项目的另一位合作人芭芭拉（Barb Bradbury）即是这样一位代表，她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对阿帕拉契亚人“习得性无助”等刻板表述的挑战。
芭芭拉一家住在赛欧托县郊区的飓风农场，她曾是社区教育者，后来专职经营家庭农场，其主要业务是自制并售卖新鲜有机农产品，包括枫叶糖浆、蒲公英果冻、大黄、西红柿、羽衣甘蓝、自制面包等。芭芭拉有一个手写笔记本，记录每样产品的价格、订货人、送货地址及数量等。当芭芭拉向我们展示她的农场笔记的时候，她旁边还有两本发黄的笔记，那是她祖母在八十多年前记录的农场生活。与芭芭拉相似，祖母在1930年代也拥有自己的小家庭农场，也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经济圈，诸如客户地址、送货时间、产品清单、甜点食谱、收入数字，以及汽油税退税、农业局退款等等。我们田野团队的“服务-学习项目”之一，便是协助芭芭拉将她祖母的这两本农场笔记输入电脑进行数字化存档。当我们翻阅这些个人档案时，看到相隔八十余年的笔记，勾勒出的不仅是农民、妻子、母亲的形象，还有家庭朋友、顾客和教会成员的社会和经济网络。田野团队将根据祖孙两人的笔记，进一步研究近代阿帕拉契亚的社会变迁，探讨女性经济地位、地域文化及身分认同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尽管此项研究仍在进行中，但我们认为，芭芭拉等自力更生而且有意识地进行文化传承的女性，由于她们的文化认同以及影响力，对于研究贫穷地区居民怎样认同社区、葆育地方感具有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近百年来，阿帕拉契亚地区的经济结构不断变迁，对于家庭农场而言，虽然它仍然在社区建设、食品供给、邻里关系等方面有着自己的价值，但当代垄断性企业如沃尔玛等零售企业，强烈冲击了家庭农场与社区的关系。这一点也在我们采访另一些社区老居民时得到验证：他们大多都热衷于回忆多年前社区里的家庭式便利店、面包店、补鞋店、花店等，街坊邻居往往在这些店里拉家常聊八卦，一位女士说，“但是现在，大家要买东西，都得开车去沃尔玛或者克罗格（Kroger，美国跨国公司）。”
地方性与全球化似乎处于二元冲突之中，然而身临其境的人是否都只能唱一曲时代的挽歌呢？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反思所谓“时空压缩”中的地方及其意义，提出了“全球的地方感”理论，她问道：我们不能重新思考地方感吗？能否将地方感与发展进步联系起来，不再自我封闭和防御，而是更加开放地向外看呢？或许芭芭拉的农场可以提供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回答。面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芭芭拉没让自己的家庭农场业在困顿中停滞，而是通过社交媒介和地方媒体进行积极宣传，开辟新项目，邀请附近居民与学生来农场一日游，同时定期接待大学生和其他对有机农业感兴趣的全球人士，与他们一起劳动学习。通过这些方式，他们抓住全球化与地方化并行发展的机遇，不仅致力于在社区中发挥作用，而且其地方知识与地方情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感知与理解。
（三）人与艺术：自我创造与内生力量
阿帕拉契亚面临的问题，除了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外出工作造成人口流失，还有人口老龄化与年轻人的教育问题等。因此，关注留守老人以及年轻一代的地方归属感，对于整体研究不可或缺。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艺术感”可以成为这两部分群体葆育地方情感的有效媒介。
70岁的布莱恩（Brian Richards）热爱写诗，曾是一个地方乐队的贝斯手。他在山上拥有一间小屋，还有一台凸版印刷机，用来印刷自己和其他人的一些诗歌。我们的田野服务小队，便是帮助他修复凸版印刷机。布莱恩希望用手工做出来的书有他鲜明的个性特质，“不是标准化的，而是定制的、因人而异的。”布莱恩很享受慢慢拣选铅字时的“冥想感”，他说：
我开始越来越喜欢所有这些小步骤的复杂、精致的细节，它变成了———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做书乐趣的一部分。选择纸张、铅字、油墨，经由那些琐细的步骤，书变成为了一件纯粹的个人物品。
对于阿帕拉契亚老年人与地方认同感的关系，罗尔斯（Graham D.Rowles）提出“创造性认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一个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的地方，老年人对自己家园的坚守与依恋，不仅来源于熟悉环境的感官亲密度，也不仅是熟人圈子带来的社交安全感，更在于一种心理上的“自传式认同”，即对于过去经历的一种选择性记忆或自我创造。经历连接地方，地方是身体的延伸，经由独特的“此地”，老年人便能自我创造出人生的艺术品格与独特价值。如果说阅历丰富的老人，能有意识地将日子过成一种“艺术”从而与地方融为一体，那么，未经世事的青少年，地方对其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赛欧托县，艺术活动对年轻一代建立地方感助益极大。县城中心的地区艺术委员会从2012年起，通过联合当地的中小学（年龄在6-18岁），组织艺术创作并汇报表演，成为社区重要的精神纽带。我们的田野服务小组在帮助艺术委员会协调演出舞台剧《小威利·旺卡》（Willy Jr Wonka）的过程中，发现诸多元素促进了社区感的建立与巩固。其一，青少年通过排练演出的纪律、协作、创造力和乐趣，形成集体意识与自我认同感。其二，就演出的内容来看，这部改编自《巧克力工厂》的舞台剧讲述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坚守真善美的人终获成功与幸福，对于有相似处境的年轻人，无疑极为励志。其三，通过家庭参与，全社区都被动员起来。因为在这样一个经济并不景气而且艺术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人们格外珍惜艺术活动这一平台，纷纷给予支持援助以及志愿服务，涓涓细流化作不容忽视的社区共建力量。其四，经由数年共同演出，一些孩子陆续长大外出上大学，但每年只要他们回到家乡，就志愿参加地方艺术团的创作与指导。年轻人之间的代际支持系统正在形成，对于社区建构是一种温暖力量。因此，艺术委员会的主管谈到：
当你看到一个小社区如何努力自我营建，自我拯救，你可以说，力量和关爱就在社区中内生出来。
霍奇斯（V.Pauline Hodge）曾在美国“全国农村教育委员会”担任主席，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地方感，他认为，通过艺术教育，提高学生们的语言与审美能力，帮助他们建立对学校与社区的认同感，从而建立地方感，确实能为学生们提供成功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艺术感是内嵌于人们地方感中最为内在而深沉的元素，艺术既是一次生活事件，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生命知觉力，帮助人们从中认识世界、认知自己。
结语
俄亥俄州立大学田野项目负责人凯西·帕特森（Cassie Patterson）指出，民俗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压缩式、简单化地表述他者，而是促进对话与建设，这也是项目命名为“地方建设”的原因。本文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野调查为依托，旨在探析美国阿帕拉契亚的人地关系，面对全球化、城市化的时代浪潮，小地方的人们如何葆育地方情感，建立身分认同，促进地方建设。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显示当地人的地方认同明显呈现为积极乐观的一面。虽说这一面也许不足以代表总体现实，但大量学者的研究案例证实，积极的地方感有其天然合理性，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主导性情感。比如根据一项量化调查，阿巴拉契亚人的确对于当地的社会价值和自然特征都倾向于更为积极的认同。再如，路易斯安那的一座海边小城，虽然屡遭飓风等灾害袭击，但是大多数居民还是不愿意迁移安置，他们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搬到其他地方去？”由此可见，积极的地方感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与内在属性。
在变迁社会中如何葆育地方感？在我们的调查中，护林员眼中的活态博物馆，农场主一家三代的农场日记，以及老人与孩子的艺术感知，让我们确信：地方感的内核质素在于参与感、存在感与认同感；在于主体如何看待其生存的地方，是否倾注了个人经历、记忆与情感，以及与社会的紧密互动。地方感是多重纬度的感觉、知觉和观念，地方建设的主体在于当地人自身，而政府决策者以及社区规划者所要做的，便是认知并理解地方感的重要性，尊重、维护与调动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共享地方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果实，建立起自我、地方与世界的关联网络。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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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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