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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民俗学研究朝向生活实践，关注城市社会的“原子化”与乡村社会的“空心化”等问题，而“地方感”作为日常而系统的社会-生态观，乃民俗学研究人地关系的一种有效视角。文章介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在阿帕拉契亚的田野实践，调查当地人对于地方的情感与行为。在面临环境、经济及文化变迁的地方，当地人有着怎样的地方认同?从调查中发现，地方感与环境理念、文化记忆以及社会互动等要素相关联。地方感对于民众获得地方胜任力，建设美好家园；对于栖居之地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方感；阿帕拉契亚；田野调查；民俗学
段义孚（Yi-Fu Tuan）曾经从经验的视角，分析“空间”与“地方”的内涵差异，他认为空间意味着自由，地方意味着安全，而我们都希望既有安全，又有自由。这一哲学性的区分点明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场所的两极追求：既能自由驰骋于广阔空间，又可诗意栖居在安全家园。当然，在媒介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来，网络社会崛起引发新的社会变迁形式，在另类的电子网络里，新的认同力量已经崭露头角，现代人还有一个“共同体的天堂”。但不可否认，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即人与所属之地日渐生发疏离感及由此导致的“原子化”社会心理，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议题。因此，关注变迁时代人们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探究人们的恋地情结，对于提高社会福祉有重要意义。
2017—2018年，笔者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学一年，参与该校民俗研究中心的一个长期田野调查项目“俄亥俄阿帕拉契亚的地方建设（Place-Making in Appalachia Ohio）”。该项目由两位民俗学教授牵头，以学生团队为基础，浸入式地记录一个社区在面临经济、环境与文化变迁时，表达并葆育地方感的方式。对于地方建设的要义，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称其为“地方胜任力”（place-competency），即人们吸纳地方知识与经验，与其栖居之地的环境依存与文化适应能力。这种胜任力是地方感的重要归依。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学者，对全美数个地方建设的实践项目进行考察后，报告如下：
付诸实践的地方建设，目的在于建设并改善公共空间，激发公共话语，追求美丽与愉悦，引发居民自豪感，创建邻里关系，支持社区健康和安全，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最重要的，培养一种真正的地方感。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与“社区公共服务”等社会建设事业，民俗学关于地方感的调查研究，可为政府决策部门、规划者和学者提供重要依据。阿帕拉契亚虽为异域之境，地处美国东部山区，幅员辽阔，在美国人的认知图式里也算“另一个美国”，总体标签有“贫穷”“传统”“保守”等，但是，放眼全球，何尝不是一个“由许许多多阿帕拉契亚组成的世界”？所以该地区对于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与社会很重要。本论文根据田野调查探究如下问题：在变迁社会里，人们对地方感有怎样的需求？地方感的意义何在？如何葆育地方感？
一 阿帕拉契亚：富土穷民与刻板叙事
2016年6月，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詹姆斯·万斯（J.D.Vance）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家庭与文化危机备忘录》。书中讲述的“乡下人”即美国阿帕拉契亚人，被标签为“乡下人、红脖子、白垃圾”等。万斯以自传体的方式描述这一铁锈地带居民的贫穷、懒惰、绝望和吸毒等问题，并将其归咎于当地人由环境和文化传统造就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该书提供了一种慈悲而敏锐的社会学视角，有助于分析白人底层工人阶级的反叛政治。但万斯的视角也引发了不同声音。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些师生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认为《乡下人的悲歌》不能说其不真实，但却极为片面与局部，只是强化和迎合了外部人的刻板印象。另一书评也直言作者远离了他所批评的文化土壤，阿帕拉契亚人积极的地方感及其努力，并没有得到公正展现。
何谓“阿帕拉契亚”？在美国地理版图上，根据1965年成立的阿帕拉契亚地区委员会界定，该地区大致疆域包括20万平方英里，沿着阿帕拉契亚山脊，从纽约州南部到密西西比的北部，包括13个州的420个县，2500万人口，其中42%属于农村人口，相比全美国20%的农村人口而言，此区域是典型山区，尽管其中不乏大大小小的各级城市与小镇。就经济状况而言，阿帕拉契亚被视为“富土穷民”的典型区域。以本文调查的具体田野点赛欧托县（Scioto）为例，常年处于阿帕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公布的“经济危机县”（at-risk）名单中。赛欧托县位于俄亥俄州南部，一千六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人口近八万，其失业率、人均市场收入和贫穷率等重要指标，都与美国平均水平相距甚远。究其原因，乃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曾经严重依赖于采煤业、伐木业与农业，随着经济转型与外来资本的抽离，如今的服务业、医疗卫生以及旅游业虽有发展但都还举步维艰。因此，阿帕拉契亚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乃贫困。早在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即在该区域发动了影响深远的“向贫穷宣战”运动。但伴随扶贫话语而来的一些负面标签，如愚昧、封闭、空谈、懒惰、世仇等，被媒体不断地强调放大。玛丽·安格林（Mary Anglin）调查发现，阿帕拉契亚的问题被归结为一种所谓的“文化传播的创伤性压力综合症”（culturally transmitted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其特征包括“持久的顺从感、极度受挫和断裂的关系”等。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阿帕拉契亚的刻板叙事受到挑战。多元文化理念普及，各种寻根运动兴起，阿帕拉契亚研究成为一个平台，汇聚众多学者、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和公民，关注多元文化、公民意识、阶层差距、文化生态、日常经验等议题，达成“地方至关重要”的共识。与此同时，大量阿帕拉契亚的本土学者成长起来，他们成立研究中心，用新证据与新视角，收集、倾听与阐释历史中“没有发声”的人们，将之融合在新的历史书写中。阿帕拉契亚研究焕发新生机。而俄亥俄州立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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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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