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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神庙商会的消失
综上所述，火神庙商会主要是以婚丧行业商户为核心形成的街区性组织。在这一组织中，历史悠久、资本雄厚的商铺处于权力顶端，它们在集中分配市场资源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协调商会成员与街区居民之间关系的责任。街区范围内的婚丧行业在长期的紧密合作中形成商会，它首先是市场分工与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因为这一组织深深扎根于城市街区之中，其生存强烈依赖于街区居民的认同与信任，因此也与街区其它商业形式组成了经济互助组织。正是在这样的机制基础上，才会出现国子监街八家婚丧业店铺主要捐资，吸收街区其他捐赠者参与，创建重修火神庙，并使之成为“一方之保障”的历史。一方面是丧葬行业内部的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丧葬业对街区的依赖，丧葬业中的上层商铺因此成为街区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自觉承担起街区治理的责任。道光十七年的《火神庙碑》显示，天源杠房虽然不是此次修庙行为的主事人，然而它的捐资数目仍然是最多的，从侧面反映出它对自己地位的认识（或者也是其他成员对它应处地位的期待），以及对街区事务的责任感（或者也是其他成员对它应承担责任的期待）。
以火神庙商会为标志的街区组织一直存续到了20世纪年代。至少在1888年时，火神庙商会还将火神庙作为祭祀地点，而最多到了1940年时，火神庙内已经没有烧香祭祀的活动，开始大杂院化。火神庙商会失去了共同祭祀的特征，但仍保留了市场分工与合作的经济联系。从现有材料来看，这种经济联系的崩溃最初起源于公私合营的开始。以天源号为例，1956年公私合营开始后，天源号的铺掌进入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当工人，这对天源号的独立经营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直到其父去世之前，天源号棚铺还与周围的杠房、棺材铺等保持着业务往来关系。伴随着其父的去世，天源号失去了个体经营基础，最终退出婚丧业经济舞台。而某些侥幸从公私合营高潮中生存下来的婚丧业商铺，如鸿顺堂，也在1963年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婚丧业后停业。自此，火神庙商会所反映的婚丧业商人组织，基本彻底退出了北京城市社会。
由于国家对粮、油、米面和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街区经济互助组织面临更多的考验。据赵某等人回忆，早在日伪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就控制了米面业、肉业等销售，街区中的相应店铺大多经营不佳，这影响了街区经济互助的能力，但并未对这种街区组织造成致命打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街区经济互助缓冲社会危机，让个体商铺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动荡在某种程度上还强化了经济合作。因此，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统供统销政策，打击个体经营形式，大量商铺放弃私营进入工厂，居民离开家住进单位宿舍之后，国子监街的街区经济互助组织才最终消失。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城市经济合作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由经济基础和阶层合作结构被破坏，与此同时，单位制的兴起使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居住基础也被破坏，主要通过寺庙与共同祭祀而维系的民俗认同关系不复存在，火神庙商会所代表的北京城市传统街区治理结构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文发表于《社会治理》2017年03期，第81-91页。文中图片出自原文。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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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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