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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
2017年盛夏，我再次回到S村。村落和县城交界的草场区域，原本有一片S村的公共草地，夏天鲜花盛开，冬季时分用来放牧受孕的母牛，可以食草两个月。2017年，几栋高楼已覆盖了这片草场的部分区域；走进村子，央金家原本宽敞的院子前新盖了一栋2层新楼。这是她家出售部分地皮后，外村人所盖造价50多万元的住宅；洛桑以40多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在村里200平方米的房屋及院子。如此这般，外村人在S村买房或建房的有26户。地理空间概念的被改变和逐步接纳是牧区城镇化最显性的特征。
畜牧经济模式的改变依旧在进行：2013年田野期间村落有27户饲养牦牛，到2017年逐渐减少到只有15户还保留着牲畜，弃牧户数还在递增中。其中原因诸多，虫草的高利润回报是显性的驱动力，其次也有因城镇化所造成的草场面积逐渐缩小；而近几十年牧区人口数的增加也在挑战草场单位面积的承载力；牧区新生代的高就学率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畜牧家庭的牧业劳力断层。例如，40岁的洛桑是S村中一户殷实且有威望的人家，除了虫草收入，还饲养有100多头牦牛。虽然从事牧业的主要劳力只有夫妻俩。但三个上学的女儿是这家采挖虫草的主要劳力。不过，孩子们到了高中将无法请假去采挖虫草。这意味着洛桑家的虫草收入将受到影响，同时随着夫妻俩的年龄增长，投入畜牧生产的劳力强度也将逐步减弱，洛桑家也将不得不面临是否弃牧的选择。
后工业时代对全球的传统社会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加拿大原住民伊哈儿缪特因纽人、亚马逊雨林中的亚诺玛米人、南非最古老的土著居民布须曼人、纳比米亚沙漠的辛巴人等，这些原住民所经历的不单单是经济劳作的冲击和重构，还有那尊贵的族群集体记忆的碎片化、珍贵的本土经验知识的断层。而他们对天、地、对宇宙的认知似乎与实证主义的“现代”格格不入。
这种影响不仅只冲向小众人口的群体，还有人口集中的农耕社会：从闫云翔在中国东北下岬村的调研，到詹姆斯·斯科特在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研究都能看到后工业文明对农耕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社会重构。
游牧世界对山水、天地有着一套独有的认知体系，故而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心灵认知、组织方式和劳作结构。游牧民族在经历这种影响时其阵痛可能更为剧烈。从非洲的马赛游牧部落到环喜马拉雅山麓的拉乌特族游牧部落，都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人也行走在后工业文明的丛林中。诸多的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正在重构着藏族畜牧社会中原有的一套劳作方式，千年的本土游牧经验知识体系也正在经历考验……不过，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所说，社会有其一套“小生境”（social niche），一个群体在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例如市场和权利关系）中不断重构、重组的过程中会寻找到一种最适合其生存的状态，也就是它的“小生境”。虽然弗雷德里克·巴斯门派对“小生境”没有量化论证的“科学”实验数据，但这仍给了我们游牧世界无比的信心。
2018年2月16日
于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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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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