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白族族源的探讨，是百年来学界争论较大的话题。学者曾提出过“土著说、傣族说、氐羌族说、濮族说、多种族的融合说等”[10]。方国瑜认为白族是多种民族的融合体，其主体是南诏建国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蛮”，而“白蛮”是从四川经“僰道”迁入大理的[11]。马曜提出“异源同流说”，认为白族的先民是很早就生息于云南洱海一带的族群，以之为基础，又融汇了其他很多群体。尽管学者对于白族先民主体的构成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就是都认为白族是多族群融汇而成的民族共同体。族源底层的融汇奠定了白族文化和文学多元混融的基点。

　　白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各自突出的特征，同时又汇聚为一个整体。南诏以前的白族民间文学处于孕育初成的时期，神话史诗等重大题材得到人们的关注。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的进步，白族民间文学出现了一个发展繁荣期，翻开了灿烂华彩的一页，在《火烧松明楼》《望夫云》《辘角庄》等作品中可窥见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望夫云》《观音伏罗刹》《段赤城》《大黑天神》等作品中则让我们感受到了悲剧式的崇高。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白族民间文学进入了成熟转型期，民歌、民间长诗、大本曲等很多内容、体式达到了成熟的顶峰，比如依托于“山花体”的白族民歌在此阶段有了长足发展，达到了鼎盛状态。白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同样在元明清以后发展成熟、圆融，大量优秀长诗的涌现是这个阶段白族文学发展中最夺目的景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白族民间文学在承继创新的双重路径中实现新的发展。总之，每一个阶段的白族民间文学在一脉相承的同时体现出各自的特色，这本身就是多元混融特性的一种表现。

　　白族文学中还形成了独特的由文人知识分子智识阶层书写的文学形态，南诏大理国时期以南诏王、高级官员和释儒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诗歌、散文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明清以来，文人知识分子更是大量涌现，很多人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同样是白族文学自身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文人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还产生了相互影响，此种互动于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形成亦有独特贡献。

　　(二)外向互动交流中的融汇整合

　　大理地区处于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等文化圈的交汇地带，白族文化在长期的开放态势中形成了兼收并蓄之特点。白族民间文学吸收汉族文学、印度文学、东南亚文学的因子并与自身传统整合的例证也不乏见。

　　汉族文学对白族民间文学的影响渗透于文学体裁、形式、内容、观念诸多方面。白族创世神话中盘古盘生兄弟开天辟地、化生万物的情节，与汉族地区流传的盘古神话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火烧松明楼》传说对慈善死节事迹的渲染符合汉文化宣扬的纲常大义，也与明代以来汉文化大规模涌入的背景不无关联，柏洁夫人为从松明楼灰烬中刨出丈夫尸体而双手鲜血淋漓的惨状与汉族孟姜女故事中孟姜女徒手将丈夫的尸骨从长城下挖出因而染满鲜血的情形高度相似。段赤城等义士杀蟒型故事，受到了汉族道教仙话的强烈影响。白族地区的梁祝故事、琵琶记、黄氏女对经故事都源自汉族地区。

　　印度文学对白族民间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伴随着佛教和佛典文学传播而完成的。这在观音故事、大黑天神故事、目连救母故事、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中均有明显表现。南诏以来天竺僧人不断入滇传教，他们常常宣称自己是观音或者观音的化身。所以在大理的观音故事中，观音常以梵僧的形象出现。《观音伏罗刹》故事中梵僧“袈裟一披”的核心母题首见于佛经，具有印度渊源。大黑天神故事中吞瘟疫拯救人类而导致自身中毒变黑的核心情节，与印度民间讲述的湿婆吞下搅乳海产生的剧毒导致“青项”之情节从本质上并无区别，白族大黑天神吞瘟疫故事正是印度同类故事传入的结果。目连故事中目连之原型亦源出于印度佛典。

　　白族民间文学中的洪水及兄妹婚神话、葫芦神话等与东南亚各国同类神话有着高度的交叉复合。白族中流传的南诏盟石传说可能是受到越南试剑石型传说的影响而形成。

　　白族民间文学中的一些形式、文本还体现出多种外来文化综合影响的痕迹。丰富多彩的白族龙故事中，就既有白族传统蛇崇拜和水神信仰的因子，又有汉族龙文化渗透的痕迹，还深受印度佛典文学之影响，是丰富复杂的综合体，充分体现了多元混融的特征。目连救母故事除受印度佛典文学影响外，也不乏移植自汉地的成分。观音故事体现了印度佛教文化、汉文化、本土文化的有机交融。《南诏图传》《白国因由》等所载的观音七化、观音伏罗刹故事反映了印度佛教及佛经文学对白族民间故事的影响。汉地元代以后出现的观音是妙庄王三女的说法在白族地区同样也有流传，白族大本曲中还有《三公主修行》之曲本，所述内容不脱汉地观音修行故事的窠臼。同时，白族的观音故事中还有很多本土化、民族化的内容，很多也被纳入了本主故事的讲述系统。在白族民众的口头传统中，观音为了拯救大理人民而有负石阻兵的壮举，三月街的创造也与观音有关，观音救苦救难的神格与白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联系，观音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勤劳善良的白族妇女的化身，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佛。李星华说：“白族的观音具有白族劳动人民的性格、形象。”[12]赵橹认为，负石阻兵、五十石等故事原本早已存在于白族民间，胡蔚本《南诏野史》以及雍正《云南通志》等书中均记载了老妇负石吓退敌兵的记载，密教徒将老妇改造和置换成了观音。五十石的神话原本是传播生产劳作经验，却被密教徒将观音植入其间，宣扬观音的功德[13]。在观音故事中，印度来源、汉地影响和本土因子并存互融最终形成了白族观音故事的独特面貌。由于白族文化的多向交流和兼收并蓄，使得白族民间文学中充满了原初、本土文化因子和后起、外来文化要素的融汇。仍以创世神话为例，《创世纪》中有一细节，盘古盘生制服了龙王，龙王的头被砍，变成了彩虹。这一细节，既体现了白族先民对于自身的认识和人类力量的肯定，也表现了白族初民浪漫和富于想象的思维特点。盘古盘生降服龙王，这象征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征服，是对人的力量的肯定。龙王变彩虹，印证了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符合初民思维中类比、互渗的特点，龙的形体与彩虹有几分相似，再加上初民心目中万事万物是可以互相转化、变形的，便有了这样充满想象的叙述。《创世纪》《开天辟地》里，还说到在人类再殖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动物的帮助，这也体现了白族早期先民与动物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对动物的深厚情感。这些是白族民间文学中较为原初的文化因子。在白族的创世神话中，也有不少后起、外来的文化因子。比如观音在创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为南诏以来白族接受佛教文化后的一种变异表现。《创世纪》《开天辟地》中，都在盘古盘生开天辟地的壮举中，嵌入了观音留下人种于葫芦的情节。《开天辟地》里盘古死的时候身体变成世界万物，观音的手指到哪里，他就变到哪里。在洪水后，也是观音运筹帷幄，特意在金鼓中留下了赵玉配和邰三妹两兄妹。在观音的指示下，两兄妹经占卜和神示后结为夫妻，繁衍后代[6]13。观音不仅是盘古创世的指引者，也是人类再殖的安排者，反映了伴随佛教的进入和兴盛而形成的观音崇信现象。四、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对边疆民族文学发展机制的启示

　　白族民间文学在源自传统和外向交流的双重路径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形成鲜明的多元混融之特质，这是一种特例抑或隐藏着某些共性?笔者认为，白族民间文学的发展或许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绝非个例，她代表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展中的一种类型，而其发展路径也能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其一，边疆不等于边缘，边缘亦非绝对化的概念。

　　在华夏正统的中原语境中，边疆是边缘的象征。以历朝历代的中原视野为基点，中国的西南边疆无疑是最边缘、最遥远的化外之地。“从文化圈的理论看，滇文化处于汉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交汇的边缘；从政治格局看，云南两千多年来都位居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2]5。在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观中，少数民族长期与野蛮、落后等评判相联系。在文学的语境中，同样如此。所以当我们着力于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这种以中国(历朝)为名的‘国别文学史’书写虽然也因人而异，但在总体上则突出着一些相近的特点，比如‘文学国家化’与‘汉语中心观’，以及‘万世一系’和‘华夏正中’的历史表述等等”[14]。也就当然不可避免“仅只关注和描述作为中原主体民族——汉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往往或有意或无意地，放逐了对其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文学存在的关注和描述”[15]。

　　白族文学属于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边疆、少数民族是首先附加于白族文学的两大特征。从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观和华夏一点四方格局来审视，白族文学的边疆、少数民族两大特征更易让人们将之与边缘、后进等评价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长期的汉文化语境中，如此将边疆、少数民族与边缘、落后的并置绝非偶然。这样的定位，不仅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缺失了少数民族文学应有的位置，而且也让很多少数民族在主动靠拢和被动同化中丧失了自我。此种状况，从长远而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事实上，从对白族民间文学的全面梳理中，可知边疆、民族特征并不意味着必然要与边缘、后进划等号。相反，我们在白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边疆却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之地，中原汉文化乃至于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在此碰撞、交汇。白族民间文学与外部文学之间存在多元、多向的交流互动，既有与汉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也有跨越国界、基于区域文化或宗教、政治等特殊原因的外向交流。白族民间文学在多元交汇中得以更加壮大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不再是一个与野蛮、落后划等号的名词，而是代表着自身特殊发展传统的一种身份标识。这样的视角和定位，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传承发展和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其二，文化的交流、融汇和整合能力是民族文学获得发展生命力的重要机制。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中发展，相反，文化系统需要在内部发展和外部交换中完成文化的演进。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形成，与白族文化的开放性有很大关系。值得深思的是，白族文化的开放、兼收并蓄并没有使她丧失自我，而是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将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有机融汇、整合，保持并进一步凸显了传统的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与民族性和特色性的相辅相承、互相影响，构成了白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机制的主脉络”[16]。正因为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外来文化甚至主动去汲取外部文化的营养，将之化为我用，所以白族民间文学能够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丰富和充实自己，形成多元混融的特点。白族民间文学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达到了发展的灿烂华章，而此时期，恰恰也是白族文化与外部文化交流异常频繁和深入的时期。强盛国力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自信，在开放的态势中，文化融汇更加突出。开放和交流并没有冲垮白族民间文学的大厦，也没有淹没白族民间文学的特点，反而使其不断发展、独具异彩。这对边疆民族文学的发展是极富启示价值的。尽管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之多，边疆少数民族也不在少数，也并不是所有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都与白族一样，但是白族民间文学代表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种类型、一种可能性。白族民间文学在对自我传统的承袭和与外部文化的交流这两个向度之间建立起来的开放性与民族性协调平衡的发展机制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不应该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中，在发展的过程中，应立足于自我的文化根基和底蕴，提高融汇、整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以期更自信地参与交流。文化的自身发展和相互交流汲取奠定了多元态势，而混融便是多元基础上的更高需要，是核心文化符号、标志被不断塑造出来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更高的层面整合区域中的文化，让文化在保有多元特色的同时朝向共同标准，这样的汇融和整合是对多元的凝聚和升华。

（本文原载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0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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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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