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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纳顿”仪式中水排组织的象征权威
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五日，三川地区数十个村落分别举行以二郎神及其他地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酬神祭典仪式，土族人称之为“纳顿”节，藏族和汉族人称之为八月会。凡跳“纳顿”过会的村庄，往往与邻近村落构成“一庙一会”“两庙一会”或“三庙一会”的组织形式，即两村或三村民众通过彼此联合跳“纳顿”，建立起了跨村落的“联村组织”形式，借以加强村落间的社会交往，完成各自的跳“纳顿”酬神活动。届时，各村水排头依靠神灵信仰符号所赋予的权威象征力量，在慎重供奉二郎宗神及本村庙神，以礼相待客队会手，完成组织管理任务的同时，都投入到跳“纳顿”酬神仪式展演中并扮演重要角色。
(一)“纳顿”仪式中水排头的角色扮演
土族“纳顿”节期间，各村落的水排头在做好众人管理事务的同时，还要全身心地组织并投入到“纳顿”酬神仪式表演之中。一般村落的酬神表演主要包括主、客队会手联合举行的“会手舞”以及“庄稼其”“五将”“三将”“关王”“五官”“杀虎将”等折子。每项折子均按照固定的次序，或在同一姓氏的不同房支，或在不同自然聚落，或在不同姓氏与同一姓氏的房支，亦或不同村社中间轮流扮演，而其中关键性角色则必须由当值的水排头扮演。
例如，“官亭四户”跳“纳顿”折子扮演次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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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吕家)三房为大排头，故扮演“五将”，上一年的大排头秦家扮演“杀虎将”，下一年的大排头张家扮演“庄稼其”，何家扮演“关王”，吕家(大房、二房)扮演“三将”。2008年则分别为张家的“五将”，何家的“庄稼其”，吕家(大房、二房)的“关王”，秦家的“三将”，(吕家)三房的“杀虎将”。以此类推，顺延下去。其他凡跳“纳顿”表演折子的村落，与“官亭四户”的组织安排类似，均遵循着极其严格的次序，年复一年地传承延续下去。
提及“纳顿”折子中的关键性角色，莫过于“五将”中的关羽。凡佩戴面具跳“纳顿”的村落，“五将”中关羽这一角色必须由大排头扮演。各村落每年当值的大排头在全面履行管理职责的同时，被村落众人赋予了扮演“五将”中关羽的权利，而这一角色是所有“纳顿”折子中最被看重的。在传统社会，各村落“五将”中关羽之角色，只能在本村大户人家中轮流扮演，一般百姓与之无缘。如今，在大多数村落中，关羽这一角色则由每年轮值担任大排头的家户主人扮演。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于对客队会手村落的尊重，主队“纳顿”会场上的“五将”则是由客队会手表演的，其关羽之角色也就由客队村落的大排头扮演。
在中川以及上川官亭一带，折子戏“五将”“三将”中关公角色的扮演，具有极其严格的次序规定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当地民众为争夺这一角色的扮演权，时常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在地方观念中，关羽作为忠厚仁义之化身，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村落集体而言，佩戴上关公面具，虔诚地进行酬神仪式表演，具有无上神圣权威之象征意义，甚至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极其难得的荣耀时刻。对此，当地民众这样谈道：
这个“纳顿”跳会的安排上“死卡码”也没有。一般就是，谁跳得好，那个角色就由谁来跳。如果今年轮到了你家当排头了，该你来跳，你要是跳得不好，自己这方面也不感兴趣，那就可以推荐一个人来跳。不过，我们这里老爷的面箍子(即“五将”“三将”中关公的面具)一般是不会让给其他人的。一般来说，假如我今年当了大排头了，这个老爷的面箍子戴上，装扮个老爷，跳上一回，也是一个非常吉利的事情，也显得最为威风，一般人家个人要跳哩。再说，像祁家二百八九十户人家，轮上一次大排头，也要几十年的事情，人一辈子也就能有那么一两次机会，所以，一般人家还是乐意跳，尤其是装扮(关羽)关老爷。再说，跳的也都是些‘死码卡’，认真学的话，都能学会呗。如果自己家里没人的话，就往内部让，即让给自己的兄弟、侄子，内部确实没有人的话，才往外部让(即让给本家吾之外村庄里的其他人)，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这个大排头轮到谁了，他愿意让给谁跳，这与其他人不相干，这是他的权力。以前还有这种情况，就是他自己跳不好，又没有学好，但还是稀巴烂地来跳，这虽然往往扫了大家的兴，但其他人不能干涉，这是他的权力，他本人若是要跳，其他人就没啥办法。
可以说，上述看法在当地民众中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轮到哪户人家担任大排头而取得扮演关羽之角色，但其主人却不会跳或者跳不好“纳顿”的话，他就会拿上一瓶白酒和两盒香烟，请上村中擅长跳“纳顿”的老者，在“纳顿”节前夕认真学习。再者，由于大排头扮演关公角色的“五将”是代表本村在客队会场上表演，因此，只要轮值到自家担任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都会极其重视学习演练，以便正式表演之时能得到客队村落民众的认可，为本村民众挣得荣誉和颜面，同时更好地体现出其本人作为组织者的权威性和荣耀感。
在三川地区土族村落中，不仅个人家庭重视“五将”中关公角色的扮演，而且在联合跳会的两个或多个村落之间，也常因争抢关羽角色的扮演权发生严重冲突。比如，中川地区草滩村祁家和金田村杨家、文家，原本共建一座庙宇供奉一尊庙神锁羯大帝，联合举办“纳顿”的“一庙一会”关系。但是，每年“纳顿”期间，三个村庄常常争夺“五将”“三将”中关羽角色的扮演权。其矛盾冲突的最终结果，文家和杨家从祁家总庙中分离出来，另立新庙。对此，草滩祁家老者祁永录这样谈道：
过去，文家人虽住在文家沟，但因为他们比祁家、杨家户辖都小，所拥有的文家沟的水份很少，所以，大排头和总家只能在祁家、杨家轮流担任。这样，在文杨祁三户联合筹办的纳顿会上，五将、三将中的关王只能由祁家、杨家轮流饰演。因此，后来，在文家的势力发展起来之后，文家人欲打破这一令其深感备受冷落和排挤的“陈规陋俗”，从而，提出了关王应在三户中轮流饰演的意见，而祁家人则以遵守传统惯制为由不肯改变。于是，在一场纳顿会上发生了相当严重矛盾冲突之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家跟杨家合议，从原祁家地界的总庙中分离出来，在杨家地界另立新庙。其“纳顿”会便在文家和杨家两个村庄轮流举办，五将、三将中关公之重要角色也由文家和杨家轮流扮演，一直延续到今天。
此外，中川地区辛家庄辛文俊也谈到了类似的情况：中川地区清泉村的辛家和王家原为一庙一会的组织关系，但因为“纳顿”会上“装扮身子”(即佩戴面具扮演角色)，尤其是关公老爷的“身子”时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后来辛家便从王家庙中分出，另建辛家庙，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二)水排头角色扮演的象征权威
从以上有关水排头角色扮演的描述可知，在三川地区大排头这一角色扮演权利的互不相让，乃至为争夺这一权利而发生矛盾冲突的情景，正如杜赞奇指出的：“乡村社会的领袖只能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但是，这种似乎约定俗成的文化价值正掩盖了在乡村社会中它的产生与运作过程。这一细微而复杂的进程充满着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社会集团的相互竞争、妥协及自我调节。由于文化网络既控制着各种资源，而其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所以，它成为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见证者。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大舞台——争取使网络汇总的舆论导向和权威为某一特殊的需要和利益服务。”
同理，在三川地区水排头这一角色，无论是传统社会中在有声望的大家族中轮流担任，还是当下社会每户家庭中轮值担当，均体现了上述道理。在某种意义上，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这一角色的权威象征，“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这一点体现在“纳顿”酬神仪式之傩舞角色的扮演中。过去，无论是一个村落独自举办，还是两个或多个村落联合举办的“纳顿”酬神仪式中，当地民众普遍对于“五将”“三将”之表演三国故事的傩舞中，关羽这一角色扮演权利的争夺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人们观念中，忠厚仁义化身的关羽这一形象是神圣权威的象征。反过来讲，关羽形象这一“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符号而不断地互相争斗”的结果。时至今日，虽然包括大排头在内的水排头已在普通家户中轮值担当，但“纳顿”酬神傩舞中关公这一重要角色所具有的神圣荣耀感和象征权威，仍旧受到三川地区土族民众的高度重视。一旦轮值到自己家庭担当水排头，都会倍加珍视并认真完成各傩舞角色的扮演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跳“纳顿”酬神仪式中，其“形式是虚拟的，而感受是真实的……仪式表演者不仅在表演神话，而且从表演的情境中感受神圣。他们在表演着‘理想世界’的同时，也将自己融入到这个理想世界的‘真实’感受之中”。因此，轮值大排头的家户主人，在扮演关羽这一角色的同时，也将自己对于历史人物关羽这一仁义道德化身的英雄形象之崇拜，融入到“真实”的感受之中，实现了其从“世俗”到“神圣”的角色之转换。从而，水排头在具体的仪式表演情境中，也就切身感受到了神灵信仰符号所赋予的象征权威之力量。
总之，借助神灵信仰建构起象征性权威力量，一直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下，三川地区以二郎神及其他地方神灵为祭祀对象的土族“纳顿会”，通过一年一度的跳“纳顿”酬神与献祭报恩仪式，一以贯之地操演着社会学家所指称的宗教仪式的“集体欢腾”(corrobbori)。这一狂欢化的集体性仪式展演传统，在实现人神之间“互补、互利、互益式”的“道义互惠式”的礼物交换的基础上，达成了村落内部群体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维系着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发展。
五、结语
综上可知，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藏族和汉族民众建构起一套村落社会管理制度——水排轮值制。在传统社会中，水排组织在管理农事用水和看护青苗的同时，还负责组织相关农事信仰仪式活动，在三川民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水排组织原有的社会职责大为减弱，仅在村落农事仪式实践谱系中延续其传统职能，这尤其体现在三川“纳顿”酬神仪式的组织管理中。各村“纳顿”期间，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不仅全面负责“纳顿”仪式的组织活动，而且，还被众人赋予了在“纳顿”傩舞展演中扮演关公等重要角色的权利，这充分体现出水排头组织管理的义务性与权威性的有机统一，即体现出地方民众基于神灵信仰所建构起的象征权威力量。而且，如今这一权利已由传统社会中被经济实力较强的大户人家垄断，转化为普通家户轮流担当，且遵照严格次序加以传承和沿袭着。
在三川地区，水排组织借助神灵崇拜赋予的象征权威力量，而得以实施乡村社会自我管理的运作模式，有效地维系着村落社会内部秩序的良性运行和地方社会秩序的协调发展。因此，水排组织这一民间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昭示出三川地区各族民众社会治理的“实践智慧”。这一智慧体现在三川民众基于自身生存发展所付诸于社会治理实践的仪式谱系之文化图式中。它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建构起“内生村庄秩序”或村落“内生性秩序”的生存性智慧，体现出地方民众世代相承的生存发展之道。深入挖掘这一智慧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对于当下中国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之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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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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