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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山“村歌”的民族音乐学和民俗文化学意义思考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随之发生重大转型，现代化、城市化的速度数倍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类似变化。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交织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是谁”的问题已不再是影视作品虚构的情节，而是现实中数以亿计人群的纠结和郁闷，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中国的音乐学家，考验着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智慧。对民族音乐学而言，“村歌”作为一种音乐的声音，与一般的现代歌曲没有本质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委托作曲家和词作家创作的一种“委约”歌曲作品，委托方是农村，是村长及其所代表的村民。显然，从民族音乐学研究来看，其价值和意义是有限的。“村歌”的曲作者和词作者似乎无关紧要，就像人们对传统民歌的词曲作者并不看重一样，重要的是有委托意愿并采取委托行为的人以及热衷于传唱“村歌”的人。他们为什么想要有自己的“村歌”?为什么热衷传唱自己的“村歌”?为什么要委托作曲家和词作家去创作“村歌”?前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音乐的用途与功能问题，后一个问题则关乎传统音乐的生存环境问题。
关于音乐用途与功能的重要性，梅里亚姆认为：“我们要寻求的常常不只是关于音乐的描述性事实，而更重要的是音乐的意义。描述性事实本身固然重要，但是只有在用于对被描述现象的理解这一更广泛的问题时，描述性事实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我们不仅想了解一件事物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了解它为人们做什么以及它怎么做。”梅里亚姆进而解释了音乐的用途和功用：“‘用途’指的是音乐在人类行为中被使用的状况，‘功能’关注的是它被使用的原因，特别是它所起到的广泛效用。”在当代社会转型的大潮之中，社会成员的群体所属和身份定位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方面对积极寻求新的社会群体归属和新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又对自己获得的新的社会群体归属和新的身份定位惴惴不安。在获取新的群体归属和身份定位的同时，保留原有的群体归属和身份定位，被认为是最有安全感的选择。因为越是远离传统群体和传统身份的人，就越是期望回归传统和保留原初身份，江山“村歌”正是这种回归传统现象的集中体现。现今江山人常常慨叹说：“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所谓“回不去的故乡”，是说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回到村子以后，发现一切都变得陌生，生活在村里已经很不习惯；“进不去的城”，则是说现在政策已经完全允许农民工进城定居，但他们又不愿意丢下家乡和亲人，搬进城去住，即使搬去了也不容易融入城市。无论是在外务工、经商的人，还是住在村里的人，都需要有一个能够表现归属的文化符号，强化对家乡村落的认同感。于是“村歌”应运而生。
江山“村歌”应该属于一种民俗文化。钟敬文先生曾将民俗文化的特点归纳为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与变革性、轨范性与服务性等五个方面，认为：“民俗文化的集体性，指它是由集体创造、集体享用、集体保存和传承的文化。也有的文化产品是先由集体中的个别人创造，再由集体的认可或加工后传播的。”江山“村歌”正是由个别人的创造并由集体认可传播的文化产品，具有“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彼此类似的性质，它是群众在共同需要、共同心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和不断给予陶炼的结果”。“对故乡的认同”，正是江山村民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心理”的基础。
按照钟敬文先生“民俗文化学”的学科理念，江山“村歌”作为民俗文化事象是确定的，但作为民族音乐事象却是含混的。按说民族音乐事象当然是民俗文化事象，但症结在于这一文化事象的作者问题。传统的民族音乐学认为民歌的曲作者应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作曲家)，而民俗学家其实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反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江山本土民歌资源原本是非常丰富的，但为什么江山“村歌”没有用本土民歌固有曲调重新填词，却要约请作曲家和词作家另行创作呢?
首先，江山本土的传统民歌几乎都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民歌的原词和当下社会生活已有相当大的隔膜，村民对传统民歌虽然还有清晰的记忆，但如果沿用传统曲调重新填写新“村歌”的歌词，局外人或许欣赏，但在作为局内人的村民中间却难以流行开来。约请职业作曲家和词作家创作“村歌”，也就顺理成章。
其次，以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品为标志的新音乐模式，占据中国主流音乐位置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新的音乐审美趣味和新的音乐价值观已经形成。“村歌”作为全村的标志，必须体现出具有一定的自豪感和神圣性，村民认可新的音乐审美趣味和新的音乐价值观，约请职业作曲家和词作家创作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再次，新的音乐审美趣味和新的音乐价值观一旦养成，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民歌停止再生产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品的新的音乐审美趣味和新的音乐价值观形成以后，传统的音乐审美趣味和音乐价值观自然就退居第二位。在这种状态下，即使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发生变化，也不会出现20世纪50年代以前那样新的传统音乐形式和作品不断涌现的局面。既往的音乐学研究，把传统音乐的衰退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其实民众音乐审美趣味和音乐价值观的改变应是更本质的原因。江山乡村民众不再用传统的曲调谱写“村歌”，值得我们深思。
四、结语
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把音乐的功能概括为：情感表达的功能，审美愉悦的功能，娱乐的功能，沟通的功能，象征再现的功能，身体反应的功能，强化服从社会规范的功能，确认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的功能，促进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功能，促进社会融合的功能等十个方面。这一概括虽然全面，但却忽视了音乐的“社会群体和身份宣示”这一或许更为重要的功能。浙江省江山市大陈村“村歌”等现象，充分证明了这一音乐功能的强大存在。正是“社会群体和身份宣示”的心理需求，造就了今日大量的江山“村歌”。正在发生重大社会转型的中国，其传统音乐的形态必将随之发生变迁，民歌也在发生变化。本文提出的“民歌是民众在社区活动中长期集体传唱的歌曲”观点，诚为抛砖引玉，恳请大方指教。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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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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