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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下节日志研究，应将类型化的抽象概括和丰富的民众交流实践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以多元主体复调、多声部的织体形态生成节日志数字资源建设的“元数据标准”。
在大数据时代，数字资源建设、管理与分享是知识生产形式的新特征。“节日志”记录实践的愿景之一，就是通过建构民众生活的知识谱系，以一种具有规范性、交互性、开放性的数据共享系统，为节日传统的保护、传承与研究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支撑。
一般认为，“元数据(Metadata)是通过对某种类型资源(或对象)的属性描述，以实现数据搜索、定位与管理的一种框架或编码体系”*。因此，节日叙事作为糅合了特定族群观念表述、知识技能、身心体验等复杂内涵的实践体系，“元数据标准”的确立就成为了节日志数字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结合自己的田野发现，王霄冰(中山大学教授)辨析了学界关于节日的不同定义，她从实践主体、政府管理和民俗研究三个维度，反思了“节日”分类因叙事本位的立场不同可能导致的差异化现象。王霄冰认为，在总结节日的一般性特点之外，学者们还应当重视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对自己节日的界定方法。因此，在理论解析深度介入节日研究的同时，节日类型及其元数据标准的合理化设计自然成为数据库建设的题中之义。
事实上，尽管构建节日志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存档与共享系统已成为适应当前信息社会发展和新媒介传播方式的必由之路，但树立“元数据标准”的复杂性又集中体现在节日叙事存在着动态发展的互文性结构过程。与此相近，在张勃(北京联合大学教授)看来，“节日是以历法为基础，在社会生活当中约定俗成，具有特定习俗活动的特定时日。”与“平日”相比，节日具有名称、历法、内容、情感体验等几方面的特殊性。她以“七夕节(情人节)”“重阳节(老人节)”的重新命名与现代转换为例，认为传统节日的重新命名体现了“循名责实”和“取实予名”的逻辑。这既是一种文化唤醒机制，也是一种文化转换机制，更是当下一种激活传统、有助于实现现代转换的重要方式。因此，怎样体现节日叙事在历史维度和现代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就成了解决节日数据库标准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节日类型的一般性特点观察，“二十四节气”的传承状况是观察传统节日制度当代生存境遇的风向标。随着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关于节气制度的历史衍变以及现代传承问题一跃成为了学界热议的话题。*王加华(山东大学教授)强调，二十四节气之所以产生并在各地广泛传播与推行，与传统中国的重农、劝农理念有着直接关系。围绕这一理念，针对二十四节气，官方与民间各自孕育了相互影响、相互杂糅的两种叙事传统与实践体系。今天，农业生产已不再是最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二十四节气亦面临逐渐式微的境况。但在非遗保护、全球化等语境下，国家对二十四节气的叙事体系，仍需要从一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国家身份表征的角度给予强调。对广大民众来说，二十四节气不仅仅只是一种时间体系，更是一种仍然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生活方式与民俗系统。这是两千多年来二十四节气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代代相传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今天二十四节气保护与传承策略最值得珍视的立足点。
传统的节日研究，关注的往往是根据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历法为周期形成的时间制度或文化样式。作为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纪念活动”，则一般不纳入节日叙事的讨论范畴。受记忆理论影响，王晓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认为“公祭致哀”同样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象征性、政治性的实践行为和“节日”类型。进一步言之，“祭祀”和“纪念”虽然都要处理当下与过去的关联性问题，但是后者更表现为一种将“共同的死”与“共通的生”相连接的文化操作，其间的文化逻辑实则大相径庭。因此，官方“祭日”或“纪念日”的制度化安排，需要充分考虑人民大众的传统祭祀文化心理与现代纪念在文化设置方面的区隔。
显然，节日是不同族群自我选择的文化设置，更是文化多样性的主要表现。在具体的时空区域，即使是名称完全一致的节日，也存在着叙事系统的多样性和意蕴阐释的多元性。因此，在传统乡土社会呈现出“二十四节气”统一性的意象之外，还有远比“物”的类型学划分更棘手的生活意蕴问题，以及像“现代纪念活动”这类带有节日叙事逻辑的特殊形式。以上述认识为前提，有关节日类型划分与节日志数字化关系的讨论，其实指向了在重视理论建构的语境下，中国节日志的记录实践如何进一步深化、细化、落实“谁来分类、为谁分类、以何分类”的价值旨归问题。对此，与会学者逐渐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那就是应当明确以民众为本位，透过节日叙事的表层现象认知其深层复杂的交流结构，从而突破传统节日志简单化、凝固化的书写模式。在此基础上，最终以强调多元主体复调、多声部的织体形态生成节日志数字化的“元数据标准”。
第三，关注节日中独特的生活叙事传统，探索当下国家政治、地方社会和民众主体之间的“礼俗互动”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今世界性话题。但是，以“非遗”为标签的问题意识大多集中在国家政策的执行路径或民俗文化的保护机制等方面，而对于经受近现代变迁、以乡土社会为主要阵地的节日传统在当代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活态影响，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意义等方面，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张士闪(山东大学教授)结合长期在华北农村的田野观察，认为国家建设非遗制度的初衷与本质，是通过改进、设计国家层面的“礼”的规则，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融合的“礼俗互动”。但在目前的非遗评审制度中，地方节日传统往往被切割成不同的项目，才容易获得认定。同时，地方节日传统的组织者往往主要承担幕后动员或协调工作，尽管这类乡村精英在乡村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价值，但原有的非遗传承人评审制度却容易伤害其积极性。*因此，如何通过改进完善现行文化保护制度，强化国家政治设计与地方社会运行的逻辑贯通，激活地方社区的组织机制与公益传统，同样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
与张士闪近年持续关注当代乡村社区发展的当下指向不同，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则以世纪回眸的眼光，认为现有的“礼俗互动”研究不能忽视20世纪以来的本土学术传统。他以“平郊的青苗会”为例，剖析了民国学人对北京郊区作为一种“乡村政治组织”的“青苗会”所进行的田野调查。通过对文献与田野的双向阅读与考察，岳永逸认为，相当数量的传承性节日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群基于其生产生活方式而组织社会的一种实践方式。作为一种规训与整合机制，节日传统可以将社会治理与民间自治传统贯通起来。他强调，这种将节日作为一种组织现象或参与社会建构的研究视角，应当引起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聚焦中国社会中的礼俗现象及话语形式，关注其在社会变迁时期的突出表现，并“试图在国家历史进程与民众生活实践的分析框架中，理解中国内部自我制动、互补互益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黄景春、刁统菊、蒋彬等学者的发言，都以自己所承担的《中国节日志》子课题的操作实践为实例，贯穿了这一学术旨趣。黄景春(上海大学教授)以浦东三林镇圣堂“三月半庙会”为例，解析了中国当代庙会经历的中断、恢复、转型的过程。黄景春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庙会在各地陆续恢复，但重新恢复的庙会绝非古代庙会的翻版，而是新时代下的重构与新生。国家在场决定了当代庙会的起伏兴衰及现实面貌。1949年之后，“三月半庙会”先后经历了改名、停顿、恢复、再停顿、再恢复、再改名的曲折转变。近年来，在城市化和非遗保护的大背景下，它以都市文化庙会、民俗文化节的新样态出现在社区生活和城市形象的塑造之中。黄景春认为，当代庙会转型跟国家政策转变及地方政府的利用举措密切相关，但外力作用的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刁统菊(山东大学副教授)则以山东曹县花供会的田野调查为例，讨论了地方节日与区域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刁统菊认为，“花供会”除了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以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区域社会实现凝聚作用。“正月初七桃源集人心最齐”，花供会期间，不同层次的节日实践从一个大村辐射到周边七个行政村，进而涵化到村落内外的结构细部。在此基础上，各个层级的交流实践和身心体验形成了一种社区凝聚力与向心力，并最终汇聚成了曹县花供会代际传承的内驱动力。
对边陲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观察多元主体力量参与民族地区的文化建构现象，这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悠久传统。蒋彬(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羌年”发明为例，从“羌年”的民间申报、官方命名、地域属性、民族认同等方面，勾勒出了官方、民众、学者在“传统的发明”及其构建过程中的能动性表现。从学者参与文化符号构建的切身体会出发，蒋彬认为，民众在特定时空存在着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民节官庆”的制度安排必须达成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否则这种外在的文化设置非但不能得到由衷体认，而且终将会被民众富有张力的生活实践所扬弃。张跃(云南大学教授)则从宏观视域出发，认为民族节日在时空结构上的分布特征反映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节庆文化，在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陆续显现出“政府与民间交织”“区域与民族相伴”“展演与生活并存”“原生与再造互动”“公开与私密同在”的多样性表征。
综上所述，节日有其政治和经济属性，但最重要的是其保有着文化属性。中国节日志的记录实践首先是在当前乡土社会急剧转型、民间文化传承危机受到顶层设计重视的背景下展开的。崛起的当代中国需要我们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准确阐释中国精神。同时，又要通过多方面的文艺实践，积极探索文艺承载国家形象传播的有效形式和内在规律，从而大胆构建更加开放、自信、全面的中国形象(《中国节日志》编辑部副主任王学文)。因此，传统节日志那种表达“凝固幻象”的书写模式自然受到了摒弃，以民众为本位的实践追求因之获得了来自现实生活与学者理念的更多支撑。《中国节日志》大型项目的操持者显然对此有明确意识，在历时八年之久的实践过程中，多次对其书写体例和成果呈现形式予以调整，以中国全地域、多民族的地方节日传统为目标，兼顾重大传统节日如春节、二月二、清明节、中秋节等在不同省区的细致文化表现，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工作流程与成果评估机制。正如李松主任、唐建军副主任(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从不同角度所强调的那样，如何广泛动员国内多学科的学术力量参与，如何激发学者“为国修志”的神圣责任感，其实是包括《中国节日志》在内的大型项目成败的关键。这种以民众为本位的学术理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需，它既是对以往长期将文化视为政治工具的传统模式的有效矫正与弥补，也开启了挖掘中华文明的生活之根的新思路。纵观这次“传统节庆文化论坛”，学者们的研讨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一种人文情怀，论辩激烈，机锋迭现。虽然各自具体的田野发现和阐释路径不尽统一，但大家无不因应着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笔者相信，有了这次研讨的良好开端，经由反复的田野反思和思想碰撞，对促进“节日研究”的中国话语建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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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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