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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节日志有关的节日叙事，关联着中国文化根底与当代精神建构的核心价值。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语境中，节日研究尽管已有较为丰赡的学术积累，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向度探索的可喜态势，但真正具有大局观、集成性、前瞻性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范式却乏善足陈。近期举办的“传统节庆文化论坛”，在立足本土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围绕《中国节日志》展开激烈讨论，大致呈现出了以下三个维度的思辨趋向：关注节日中独特的身心体验和文化设置，视节日为民众建构社会关系的生活交流实践，从知识生产的过程反思节日志书写中的主体间性；将类型化的抽象概括和丰富的民众交流实践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以多元主体复调、多声部的织体形态生成节日数据库的“元数据标准”，实现节日志研究成果的数字化，；深究节日中独特的生活叙事传统，探索当下国家政治、地方社会和民众主体之间的“礼俗互动”模式。
关键词：节日志；交流实践；主体间性；礼俗互动
作者简介:朱振华，齐鲁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2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项目编号：09 ZH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长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状态，在全球化语境下，快速的社会变革促使我们对于本土文化的传承保护，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与未来社会发展的承续问题做出预判与展望。在民族民间文化领域，前有国家层面推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有与国际接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节日志》田野记录实践。这种带有中国社会“礼俗互动”传统的顶层设计显示出国家在政策引导层面上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但就总体而言，尽管整个社会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逐渐达成共识，但在理论建构、经验总结以及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等问题上依然认知不足，具体而细微的实现办法更是不免急功近利。众所周知，与节日志有关的节日叙事，关联着中国文化根祗与当代精神建构的核心价值。当前，与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相比，“节日研究”尽管在国内学界已有较为丰赡的学术积累，并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向度探索的可喜态势，但真正具有大局观、集成性、系统性的理论储备和实践范式却乏善足陈，基于案例总结的操作模式也常囿之局促一隅，从而导致学理价值、资政能力与范式意义十分受限。
近年来，《中国节日志》因其整合了国内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精干力量，对传统节日的历史、现状和原生态环境持续了近10年的系统研究而备受学界瞩目。立乎其大者，2017年10月13至15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山东济南联合主办“传统节庆文化论坛”，来自文化部、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围绕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的学术实践展开热烈讨论。
子课题立项研究300余个，直接、间接参与该项目的专家学者达1300余人，涉及田野调查点逾900个。不仅如此，节日志还构建了以文本、影像、文献、数据库等多种形态结项的研究成果。十年间，《中国节日志》通过子课题立项布置与学术实践共同体的悉心营建，有效推动了民俗研究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同时，以该项目为依托，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山东大学共同主办《节日研究》学术辑刊，现已发行11辑，发表节日研究专题论文240余篇。所有这些，为不久前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传统节庆文化论坛”提供了厚实的研讨基础。本文结合这次论坛所显现出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指向，梳理《中国节日志》相关学术实践，试图对近年来节日志书写的不同范式、技术操作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予以总结反思。
第一，关注节日中独特的身心体验和文化设置，视节日为民众建构社会关系的生活交流实践，从知识生产的过程反思节日志书写中的主体间性。
作为一种公众交往实践与话语形式，节日生活的主体无疑是民众。节日期间，个人、家庭、熟人、社区等经由某种组织机制复合成了一种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的关系网络。因此，如果承认民众是节日叙事的创造主体、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那么学者从何种立场出发，以谁为价值本位进行节日志书写就成为了评判研究水准的价值尺度。刘铁梁(山东大学教授)认为，当前有关节日研究的讨论大多没有从根本意义上脱离“事象研究”的范畴。对节日活动的实践主体——人民大众，他们怎样谈论节日、感受节日、理解节日等个人叙事的关注依然远远不够。在他看来，“节日是通过一个社会共同开展特定形式的活动来表达和体认某些日期以一定神圣或纪念意义的文化现象”。因此，除了节日作为一个社会约定俗成，国家和社会共同建构的文化现象，其更根本的要害在于个体进入节日及其文化结构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与身体感受。他从身体视角出发，认为正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密切衔接或支撑，才使得区域社会内部生活主体的交流实践具有十分多样的表现方式，进而让个体的微观叙事和宏大的集体叙事相互激荡，折射出不同的目的性质和价值诉求。在刘铁梁看来，民族节日与地方性节庆活动常会凸显出不同层级的家国情怀和地方认同感。因此，尽管地方节庆活动的交流实践限定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但全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则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建构，也即中国社会长期“礼俗互动”*的结果。显然，刘铁梁这种将“节日”作为身体经验、文化交流和意义建构的观点，延续了他近年来所强调的民俗文化之“内价值”与“外价值”的区隔，以及民俗研究必须从“感受生活”的身体视角出发等方面的理念。*
如果说节日叙事统摄了个体心理、身体实践和集体行动之间在特定时空的内在统一，那么从文化传承的历时性、动态性特点观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节日如何处理安身立命与现代转换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亟待回答的问题。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启发，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民众需要节日，节日满足了人的需求。生活传统向来是支撑传统节俗延续的深厚基础，而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则是推动传统节日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虽然传统节日正经受着一系列现代性问题的强烈冲击，但传统节日所体现的中国精神和民众诉求目前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因此，“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的路径仍应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生存、传承与发展的基本方向。
与相对宏大的理论构建或学理阐释不同，建立在学者身心体验基础上的个案阐发往往会传达出节日研究在不同维度上的鲜活性、丰富性和准确性。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刘铁梁曾指出的那样，民俗学者感受生活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自己研究的深度。刘晓春(中山大学教授)对“春节”叙事的仪式感与神圣性辩证关系的解读深刻地诠释了这种观点。他从“年味”一词的本义及引申义入手，认为“年味”不仅仅指涉“滋味”的本义，它还是人们通过五官的感受而积淀于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的、心理的体验，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春节期间，民众通过各种交往实践产生的身体感受，营造出一种既是当下的、即时性的身心体验，又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融合了个体与群体身心体验的社会记忆。“年味”的营造，实际上就是春节期间通过“过年”的一系列仪式，认同、表达、实践民众精神信仰的过程。如果人们以实用的、功利的目的(实践理性)看待年节仪式，其简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如果人们认同、强调仪式背后的意义与价值，以一种象征理性看待“过年”的仪式，则无论物品如何丰裕，都不会因其泛滥而丧失应有的敬畏。鉴于年节的仪式感与神圣性是互为表里、互相强化的关系，因此通过重建年节的系列仪式，能够强化“过年”给人带来的神圣感。与刘晓春的研究方法相近，阿布都哈德(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同样以日常生活的身心体验为案例，围绕仪式“起始时间”的阈限问题，针对节日、仪式、禁忌、时间与巫术的关联性问题进行了阐发。他注意到，由时间禁忌、仪式等内容构成的“起始阶段”能够以某种类似巫术效应的文化实践达到操控未来的预期或目的。这种在特定时间节点才能体会的生命体验与文化禁忌，应当作为一种具有功能意义的文化设置引起学者们的切身关注。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情境而言，传统节日既是一种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传统，又是以地方传统为主要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二者之间是否有统一性？促使它们进一步分化、疏离以致渐行渐远的时代症候又有怎样的实践逻辑呢？从非遗文化与传统文化双重视野中的“节日”着眼，耿波(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将中国传统节日界定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他看来，在节日举办期间，社区内部的联动机制形成了一种非常时期的公共性状态。而节日的核心要义正在于个体在参与社区公共活动过程中所实现的“一种沉浸感或世界感”。在“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叙事话语的当下，传统节日所表征的社区公共传统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解构，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和警觉。在笔者看来，“微时代”确实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但这一现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微时代”的大众生活日益呈现出某种人与人疏离、交往形式虚拟的特征；另一方面，人人都可随时介入媒介传播的现象，又使得深具“表演性”“参与感”的社区传统获得了被激活的可能。因此，伴随着当下泛媒介传播与纯个体叙事的便捷互动，就传统节日尤其是公共精神的复兴而言，可谓危机与契机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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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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