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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走向文化认同的教育
民间游戏是民族或地域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是民众实践经验与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游戏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内化为民众情感，承载着民众的历史记忆，成为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的文化传统。比如，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的文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而且也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字作为汉语的交流手段、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在汉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汉族文化认同的标志性文化，汉字类游戏作为汉字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汉族文化认同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语言诞生与操持语言的民族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民族因为生存、生活的原因不断分化，迁徙到不同地域，他们的生活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出现差异，于是，在母语基础上产生了多种方言，不同地区的方言以及在方言基础上诞生的语言类游戏成为当地人交流的手段和认同的文化。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文字的认同和语言的认同存在一定差异，文字可以超越语言障碍，尤其是跨越方言障碍，构成更为广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比如，同样说汉语，闽南人和西北人无法实现交流，他们以汉字进行交流就会十分流畅。讲述不同地区方言的游戏者，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活动的时候就难以开展，但是，运用文字进行游戏却不会有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认同范围比语言类游戏认同范围更为广大，认同的力量更加强大。这就形成了语言文字类游戏中以语言为中心的游戏活动范围小，情感却更为浓烈，游戏者在地方传统的作用下，交流更为顺畅，玩耍的时候更为快乐，并且成为地方知识教育、传承的主要内容，由此形成地方认同教育的途径和资源。文字类游戏的基本范围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在语言文字类游戏中，语言和文字常常是相依相伴，产生游戏快乐的效果，因此，文字类游戏的传承范围基本是语言游戏的范围，但是文字类游戏是识字者的游戏，由此造成了文字类游戏流传范围更为广泛，不仅在以语言为基础的范围内，而且跨越语言、地域和民族，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承。于是，文字类游戏更讲究技巧，包含更多、更深邃的含义，也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所以，文字类游戏表现出来的文化认同就不仅是地方性的、民族性的，而是建立在文字为核心基础上的认同。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认同教育是地方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同时，还跨域了地方性和民族性，是以文字为核心构成的传统。无论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游戏，还是以文字为中心的游戏，在文化认同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文字符号上的认同。之于语言来讲，是语音，游戏者说同一种话，这些话是亲切的，是情感的，是具有传统的穿透力和现实的可接受性，由此，语音就成为认同的符号了；之于文字来讲，文字的结构、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字的读音等均成为文字符号认同的表现。
二是语言文字符号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以语言文字为主的民间游戏，对于游戏者来说是轻松的、快乐的，但游戏中的语言文字是有意义的、有内容的。这些内容包括地方、民族民众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活、生产的经验，是地方、民族民众智慧的结晶，由此形成了民族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地方独有的知识表达。可以说，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认同力量源于游戏者血缘、地缘、族源基础上的生活关系和文化关系，反过来，游戏者在进行这些游戏的时候，接受了语言文字上的认同，强化了语言文字游戏中的血缘、地缘和族源关系，并且不断地延伸、扩大认同力量带来的人际交往关系。
文化认同教育包含了认同的根本就是地方知识教育。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储存着丰富的地方性传统文化，因此，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在地方知识传承上具有重要价值，成为培养地方情感，增强地方认同的有效方式。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含括了历史信息、文化传统、科技知识的教育功能。文化认同教育贯穿在民众生活传统中，贯穿在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历史传承中。清乾隆时期里人何求的《闽都别记》中记录了唐代福建观察使常衮的一首《月光光》，它以闽南土音传授：“月光光，渡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小妹撑船来前路。问郎长，问郎短，问郎一去何时返。”这首游戏歌谣在当今闽南各地广为传唱，其主题结构基本相同，只是歌词内容有所变动。《闽都别记》的创作基础是福州说书艺人所讲的大量民间故事，书中记录的民风民俗是真实可靠的，这些民俗大致是以清朝乾嘉年间为下限，上可追至明朝中后期。这些儿童歌谣、故事类的游戏演唱、讲述采用闽南语，游戏者是闽南人，由闽南语为根本组成的语言类游戏成为游戏者的认同文化，他们在玩游戏过程中，接受了闽南语的认同教育，强化了彼此文化上的关系。
游戏者在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讲唱中，在语言的表述与文字的表达中不知不觉地掌握了知识和经验，因此，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不仅成为地方认同知识，生产着地方认同知识，而且有效地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经验，同时进行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教育。
六、结语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与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相伴而生。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人类文明诞生、发展以及文明教育、传承与游戏相关。荷兰文化史学者胡伊青加认为：“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跃着某种游戏因素，这种游戏因素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很多重要形式。游戏竞赛的精神，作为一种社交冲动，比文化本身还要古老，并且像一种真正的酵母，贯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游戏及其内含的诸多因素不但衍生了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而且孕育了文化、文明生长的土壤。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来源于生活，也是民众生活最原始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这种教育依托于群体生活来实现。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最早的游戏者是母亲和孩子，在襁褓中，母亲就会与呀呀学语的孩子游戏，主要以语言的形式实现。文字类游戏则是在游戏者掌握文字之时或之后，以文字的形式表达生活的智慧和人类知识。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成为民族传统和生活文化的历史积淀与现实表达。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富于娱乐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语言文字的游戏生活中习得和掌握民族或地域中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与行为规则。这种认识世界和社会的方法，包括有关人生的价值观念均潜藏于游戏活动中，并且渐趋内化为以游戏者为代表的文化区域内的民众的自觉性思想与行为方式，进而形成民族或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民族或地域民众稳定的文化心理、家园观念。
随着中国现代化、城镇化不断向纵深发展，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现代教育体系极大地压缩了传统民间游戏的可能性，尤其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游戏者被迫“放弃了对与其他生物进行有意义的联系的深深渴望。也许，在我们选择孤立或是破坏这些从情感、智力和精神上给我们的生活以潜在意义的生命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自己托付给了一种更深刻、更危险性的孤独”。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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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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