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从心智到道德培养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是与人们发生关系最早的游戏类型。孩子从出生开始，家人就会给他唱游戏歌谣，等他能说话、会动作的时候，家人便以促进儿童成长的语言文字游戏与他戏耍，让他感受欢乐，也接受教育，大量的游戏歌谣包含着丰富的妙趣且道德化的内容。比如，“摇摇摇，摇元宵，我的元宵是宝宝。穿红衣，戴红帽，不说话，总爱笑。吃饭不让妈妈喂，走路不让爸爸抱。看见小鸟点点头，看见客人问声好。”这首歌谣是在“摇元宵”游戏中演唱的，游戏由两名儿童合作完成。歌谣与游戏融为一体，配合节奏性强的动作来演唱更加富有趣味。“吃饭不让妈妈喂，走路不让爸爸抱”传递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生活道理；“看见小鸟点点头，看见客人问声好”则教育儿童从小懂礼貌、彼此友善的道德情怀。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启迪游戏者的心智，得益于对知识的传授、认知和理解，如数数类《六字歌》。儿童在玩耍过程中念诵这首歌谣，其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具体形象化为牛的身体部位：“一个头，两个角，三花脸，四只脚……”于是，他们既学会了数数，又认识了牛的身体部位特征。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以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传承民众对于生活的理解，传承祖先的智慧心声，将知识传承与知识教育结合起来，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在游戏中进步。比如“敲7”游戏是多人游戏，玩法是任意一人开始数数，1、2、3、4……数下去，每逢7的倍数(7、14、21……)和含有7的数字(17、27……)必须以敲桌子代替。如果有谁逢7却数了出来，就算输，有谁没逢7就敲桌子，也算输。这个游戏可以推广到“敲4”“敲5”等数字游戏。游戏者参与游戏活动，学习新知识，思考新规律，在热烈的气氛中反复练习，既增强了学习的灵活性，也提高了学习效果。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极大地激发了游戏者，尤其是儿童活动、思维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探索未知的兴趣，激励了他们的创造力，诚如霍姆林斯基所说：“游戏是点燃儿童求知欲和创造精神的火种”*。
“谐膜”是巴塘藏族的语言游戏，通常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举行。只要游戏者身上有一件心爱的物品，游戏就可以进行。游戏者围圈坐在一起，每个人把自己携带的心爱物品交给游戏的组织者。游戏的组织者拿着收集的物品在另一处坐下，在收集的物品中随便拿出一件，悄悄藏好。围圈的某个人说谐膜歌词，谐膜歌词每个人都可以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围圈的所有人一起唱所说的歌词，一般唱歌的调子固定统一。唱完后，圈中的长者就会讲解歌词的意义和寓意。这时，组织者把藏好的物品拿出来示众，表示是这位游戏者的谐膜歌词。这位游戏者想到什么歌词就唱什么，但不能与前面游戏者所唱歌词重复，歌词饱含了许多道德教化的内容：
长在石上的神树，已过千年万年，我的慈祥父母，希望如此长寿。
甘甜醇香的美酒，请朋友开怀畅饮。这是吉祥的美酒，也是团结的佳酿。*
“谐膜”游戏中，有关孝敬父母、感恩长辈，亲朋友善团结、互助合作，以及爱护自然、关爱动物等歌词内容的吟唱无不是在传递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游戏者在玩耍过程中不断习得并熟悉“谐膜”游戏的传统方式，在亲切而流畅的游戏活动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道德教育，相互鼓励，踏实前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德行。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是快乐的、自由的，并且以生活为依托，记录生活、反映生活。人们道德观念的接受、养成是从儿童时代的游戏开始的。诸多儿童游戏动手、动口、动脑，互相协调，游戏及其歌谣中闪烁着朴素的道德灵光，包含了明白易懂的道德思想、简单易行的行为品德，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在语言和身体活动中，启迪了心智，培养了道德，规范了言行。
三、从语言到文字传统接受
语言文字是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主要载体。中华民族多种语言文字游戏承载着多元、多层次的文化记忆，并且通过身体实践实现着以游戏为中心的语言文字传统记忆，进行着地方知识教育，进而丰富了我国语言文字传统。
民间游戏展示的语言文字智慧，在游戏的名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翻花”游戏流行十分广泛，深受游戏者的喜爱。“翻花”中不同的步骤翻出不同的图案花样，这些图案花样被命名为“牛槽”“五星”“螃蟹”“麻花”“手绢”“扫帚”“芥疙瘩”“织布机”等等。这些名称源于民众的生活，源于民众与自然的生活关系，可以说，“翻花”每一个阶段的图案花样命名都是民众基于生活的语言文字智慧。“自然界能够为语言的发展提供无以计数的差别与机会，特别是在孩子身上。自然界的多样性能够为成长中的孩子源源不断地提供具体实物，以便使他们在语言技能发展方面得到基本的理序、分类和命名训练。”*与自然的和谐交流锻炼了游戏者的语言能力，丰富了中国语言资源库，这成为地方语言、民族母语传统的重要表达形式。也因为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体现出来运用语言、文字的智慧，进一步充实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更启迪了游戏者的智力和情感。
语言文字类游戏传统的留存包含了语言文字的外在形式和语言文字意涵的文化人格。这类游戏含括着许多语言文字因素，诸如语音、语义和语言的结构，文字的多种读音带来的游戏效果，文字的使用技巧等，人们在传承和实践语言文字类游戏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对这些语言、文字关键性、细节性因素的不断学习和实践，从而使这些看似随意、散漫的玩耍活动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实现着人们对语言传统的记忆、文字传统的传递。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实现了关于语言文字形式的记忆。在诗钟、词语连缀、集句、联句等文字游戏中都保留了传统的诗词格律的创作形式。比如，诗钟是中国古代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以对仗工整为上，内容含蓄而极富文化韵味。像诗钟一类的文字游戏在唐诗宋词的鼎盛时期非常盛行，然而，这类游戏后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过其结构的汉语语言文字形式的精髓至今在民间流传。另外，谜语、酒令中也含有诸多精妙的语言文字形式。谜语的谜面通常由一些工整对仗的语句组成，还包括歇后语谜、诗词曲谜等特殊形式的谜语。酒令中的口令，又叫口头文字游戏酒令，专门以口头吟诗、唱曲、作对、猜谜等行令。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实现了关于语言文字意涵的文化人格的记忆。人类语言不是语法、语义和词汇的简单组合，不是抽象的概念丛，不是具体的声音和手势，而是涉及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社会、物理和心理等方面的行为和行为方式。语言为文化的记忆提供了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是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的储存器。汉族的象形文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发展成为一种表意文字。过去，受纸张稀缺和农耕民族含蓄内敛性格等的影响，汉语不但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形式传统，也具有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性息息相关的含蓄婉转、言简意深、回环优美的语言特性。在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汉语的这种特性也通过游戏的传承实现了记忆的传承。比如谜语就是巧妙地运用比喻、隐喻、借代等手法对事物或文字特征进行形象描述的语言艺术；回文则是使词序回环往复的修辞现象，既可以顺读，也可以倒读，回环婉转，意蕴深厚。游戏者在传承这些语言文字类游戏时，就是对游戏语言文字中蕴藏的这份文化人格记忆的不断建构和重温的过程。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在民族、地方语言文字传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通过游戏的方式将这些极具生活化、大众化的文化传统接受，并且传承下来，不仅继承和丰富了地方方言、民族母语，丰富了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普及方式，而且游戏者在实践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时既接受了语言文字本身的知识，也接受了语言文字涵盖的地方、民族民众的生活，这些构成了地方、民族认同的关键性传统。更为突出的是，游戏者借助语言文字游戏活动，学习并获得了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传达出来的民众生活中的美好道德、美好品格，进而成为游戏者以及游戏者为代表的地方和民族性格、精神养成的重要教育资源。
四、作用于文学艺术的熏陶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内容进行游戏活动，语言、文字的审美性、形象性和节奏感在游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语言、文字具有的美育功能在游戏玩乐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游戏者，尤其是儿童游戏玩耍者，游戏语言适合他们的年龄及接受能力。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的游戏歌谣吟唱起来押韵，郎朗上口，儿童在玩耍时并非死记硬背，而是愉快地感受并获得。因为语言文字游戏的音乐性、节奏感，使之能与同伴紧密配合，在情感化的表达中得到认识，收获快乐。如《手指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这类语言文字类游戏配合舒展的身体动作，由语言、文字构成的意义和美感便沁入游戏者的心里，为其所接受和感知，亦培养了游戏者的语言文字美感。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能够启发儿童的思维，丰富儿童的语言，锻炼儿童的表达，引导儿童的想象。这类游戏涵括了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诸如比兴、比喻、夸张、拟人、排比、反复、顶真等运用广泛，这些手法并非高悬、游离于生活之外，而是紧密贴近游戏者，尤其是儿童游戏者的生活土壤，让他们在玩耍语言文字类游戏的时候，可理解、可接受、可欣赏。“巴塘谐膜歌词修饰非常丰富，通常运用当地社会生活的自然现象、生产生活、生活规律等事物来进行比喻，语义浓缩明快，地方口语特色浓，能激发人的思维和更多的想象力。谐膜歌词的修饰喻意对整个游戏起重要的作用，歌词的修饰主要表现在比喻上，游戏通过这些歌词的喻意来解释，反映社会生活、亲情、道德、爱情、伦理等方面的文化。”*多种手法的灵活运用充分展现了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想象力。因此，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能够影响游戏者掌握语言、文字的使用方法，能够使游戏者受到春风化雨般的文学艺术的熏陶。
中国语言文字丰富多彩，民间游戏不仅在乡村社会广为流传，而且它蕴含的智慧是无界的，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也可以跨越族群和阶层。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有力地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智慧，经过不同族群和阶层的运用和施展，也呈现出民间游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民众生活的多样性。比如，斗草游戏原本就是以“斗百草”为主要内容，游戏双方从野地里采来花草，进行比赛。游戏方法是游戏双方各挑选一根茎部有韧性的草，然后茎与茎环套在一起对拉，拉断的一方为输，这是以力量、技巧来进行的斗草游戏。还有一种是以说出花草名字为比赛内容，谁先说不上为输，比赛时不能重复，别人说过的就不能再说，这就要求游戏者有更丰富的花草知识，并且以语言的形式展现出来。《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有描述：“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花儿叫做兰，一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惠？’”*《红楼梦》中的斗草游戏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清代女子玩耍这类游戏的情形。这种以花草知识、以语言智慧为内容的“斗草”深受女孩们的喜爱，斗草游戏中的语言智巧、优美，充分展现出文学的美感。从游戏来看，如果没有花草品种的多样性，游戏是无法进行的；如果游戏者没有花草知识的丰富性，以及通过语言说出花草，游戏者是很难取胜的。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使用的地方语言、民族母语及其文字建构的形象美、节奏美和意境美，成为游戏者接受美育思想、文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