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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夜话与抱团
人类的叙事能力得以发育，离不开夜幕的覆盖与夜间活动的助力。《天方夜谭》里的故事都是在夜间讲述，古今中外更有不少以“夜话”“夜谭”为名的作品流行于世。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文体的独立，其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交流奇闻轶事的夜间八卦——沈既济《任氏传》中的“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以及李公佐《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中的“宵话征异，各尽见闻”“江空月浮，征异话奇”等，均可为此作证。
时间对人类来说分为运动的白天与静止的夜晚，虽然后者占了总数的一半，但迄今为止这一半仍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人的眼睛到了夜间会被黑暗蒙住，但在“看”无英雄用武之地时，“听”却在大显身手主动出击：“夜阑卧听风吹竹”和“夜半钟声到客船”等诗句显示黑暗中的人们并非都在酣睡，许多警惕的耳朵到了深夜还在监听（monitoring）外面的动静。不仅如此，漫漫长夜不可能全部都用于睡眠，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听人讲故事是无可替代的最佳睡前活动。擅长于讲故事并对此有深入思考的爱·摩·福斯特，在其名作《小说面面观》中用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了一幅远古人类的夜话图：
故事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旧石器时代。从当时尼安得塔尔人的头骨形状，便可判断他已听讲故事了。当时的听众是一群围着篝火在听得入神、连打呵欠的原始人。这些被大毛象或犀牛弄得精疲力竭的人，只有故事的悬宕才能使他们不致入睡。因为讲故事者老在用深沉的声调提出：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不过在人类学家看来，讲故事活动主要还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为了建立前文一再讨论的群体感，更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强化人际间的抱团行为。邓巴觉得梳毛有助于安多芬的分泌，这里他又说到夜话中“被激发的情感会促使安多芬的分泌，有益于群体感的建立”：
不管讲述是什么内容，围坐在火塘边，伴着跳跃的火光讲述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总能创造出温馨的氛围，在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联接，也许，是因为被激发的情感会促使安多芬的分泌，有益于群体感的建立。……讲故事一般都在晚上进行，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安排。人们对黑夜有天然的恐惧，有经验的讲故事的人会利用这种情绪，从而加强刺激人们的情感反应。黑夜屏蔽了外面的世界，却能使人们产生更加亲密的感觉。
需要解释的是，黑夜对外部世界的屏蔽为什么会让人们彼此紧密地团团“围坐”。本文认为，白天之所以不是讲故事活动的最佳时间，除了这段时间更多属于劳作外，还因为阳光照耀下的外部世界时刻在显示自己的“在场”，这种“在场”对听众进入故事中的虚构世界形成了严重的干扰。而当夜幕低垂时，周围的一切除了篝火外都已消隐远去，剩下的只有黑乎乎的影子与讲故事的声音，这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所在的群体就是整个和唯一的世界，那个声音将自己和他人“联接”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自己需要紧紧“抱”住的主要对象。此外，夜幕笼罩下的旷野危机四伏，植入基因的黑夜恐惧使人们更愿意从充满敌意的现实世界中暂时抽身，与别人一道遁入故事中充满魅力的可能世界。前引唐传奇的“江空月浮”“方舟沿流”等语，告诉我们那时文人的侃大山往往是在船上进行，这种相对封闭的安全环境更容易增进参加者之间的亲密感。
不过早期人类的夜话只能以篝火为伴，大凡讨论初始叙事的文字，几乎无不涉及篝火，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一个人会不会讲故事，与其想象力是否丰富有关，邓巴认为火光跳跃可以激发故事讲述人的想象力：“篝火边的对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火光跳跃中，人们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于是就有可能开始讲故事。”但火光跳跃何以能激发想象，仍须给出更为具体的理由和解释。今人已经习惯了灯火璀璨的夜晚，即便如此人们在晚上看起来也会和白天有所不同，而在除了篝火之外没有其他光源的情况下，人的外貌和肢体会因火光的映照和跳跃发生更大幅度的变形，甚至连身边司空见惯的景物也会变得怪异和陌生。弗·迪伦马特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中，病入膏肓的探长利用自己灯光下变形的形象来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压力，把后者唬得魂不附体。环境改变思维，既然周遭事物都已偏离了常态，故事讲述人的想象自然也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火在燃烧时会产生火苗、火舌和火焰，其摇曳多姿、变幻莫测的形状使人浮想联翩，火光照映下的谈话亦仿佛有了温度，所以旧时会有《剪灯新话》《围炉夜话》这样的读物。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一连五次擦燃火柴，火光中呈现的幻象每次都有所不同，最后她把手中的火柴全都点着，由此产生了在奶奶怀中飞往天国的死前幻觉。
夜话往往还与夜间的饮食活动相伴，白天的时间既然要用于劳作，人们摄入营养和能量主要便依靠晚餐，有些消耗大的人上床之前还要来点宵夜。唐代文人聚谈大多设有酒食，陈鸿《长恨传》末尾记王质夫“举酒”于白居易之前，劝其以自己的“出世之才”书写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希代之事”，可见催生《长恨歌》的仙游寺之聚并非“清谈”。那么岩洞中的早期人类是否也有这样的夜话条件呢？西方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超大酒缸，以及野牛之类动物的成堆遗骨，显示欧洲的酒宴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无独有偶，我国仰韶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有许多酒具出土，再往后还有《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夏桀“长夜之饮”。邓巴仍从安多芬分泌和群体维系角度看待晚餐的功能：
酒精能够极大地促进安多芬的分泌。事实上，酗酒人不是对酒精上瘾，而是对安多芬上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交性的饭局和宴会在我们的生活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很可能从新石器时代起，宴会就起到了既能维系群体团结融洽，又能欢迎远方客人（尤其是陌生人）的作用。邀请他人共进晚餐（不管是否喝酒）依然是现代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没有人会对这种行为感到很奇怪，或者去探究一下它的缘由。
让我们沿着邓巴的思路继续探究邀请他人共餐的“缘由”。就其本质而言，共餐不是为了吃喝而是为了人际间的抱团，举杯邀饮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种交际手段，目的还是为了相互沟通发展友谊，酒精的功能主要在于帮助人们打开话匣子。进食本来就是享受的时间，酒菜入口会让人进入放松状态，这时候无论主客都会不知不觉地解除原先的戒备与拘谨，因此筵席上的交谈永远要比平时来得热烈和欢快。英语中的symposium(研讨会)一词源于古希腊，最初的意思为正餐（deipnon）之外的一道喝酒。柏拉图的《会饮篇》用转述的方式，生动翔实地再现了苏格拉底、斐德若和阿里斯托芬等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话的热闹情景，我们看到觥筹交错令谈话者变得兴奋异常口若悬河，座中诸人唯有苏格拉底能从头至尾保持清醒。唐代文人的聚谈也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主心骨，研究古代小说的专家注意到，李公佐本人不仅是四五部口传故事的记录整理者，他的名字还在记载这类“征异话奇”活动的文献中频繁出现，从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是一个活跃的故事讲述人，更是一位善于倾听和鼓励他人讲故事的大师。从白行简《李娃传》中的记载可见，如果不是遭遇李公佐这样的“超级”聆听者，如果没有他的“拊掌竦听”和“命予为传”，白行简可能不会“握管濡翰”，将这个无数人唏嘘的故事“疏而存之”。为了铭记这位讲故事活动鼓动者的功绩，我们的叙事学研究会应当向他补授一枚“最佳夜话组织者”的勋章！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国人在请客吃饭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自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就懂得用这种形式来发展友谊。与symposium一词相似，汉语中“餐叙”“酒叙”之类的名目更为繁多，这类表述显示饭局主人希望以酒食来促进叙谈。如今饥饿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们乐于邀宴和赴宴不是为了大快朵颐，而是为了有机会与亲友畅谈，一道消费真假莫辨的各类故事，当代许多八卦就是这样在餐桌之间不胫而走。在食物匮乏动乱频仍的年代，王公贵族的酒宴更加不可或缺。《周礼·天官冢宰》详细记载了为周天子提供饮食服务的人员数量与职责分工，张光直说“在负责帝王居住区域的约四千人中，有二千二百多人，或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管饮食的”。“管饮食的”队伍如此庞大，显示当时的宫廷中经常举办规模惊人的宴会，这种所费不赀的活动肯定有系紧周王朝内部纽带的考虑。上层阶级之外，聚族而居的平民也可达到较大的用餐规模，唐宋时江西德安的“义门陈”曾历15代而未分家，用餐时人们按长幼次序坐于广席，连豢养的犬只也不争不抢，由此还演绎出“一犬不至，百犬不食”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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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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