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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问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
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需要有相关的中层理论、中层概念将“日常生活”这一抽象的哲学概念与生活世界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许多学者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开创了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之先河，被德国民俗学家尊称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近年来也致力于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他们都关注那些表面“不引人注意”、不被追问、其实对日常生活具有规定性特质的物品与事件，揭示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如何运用“过去的经验”感知、表象这些“不引人注意之事”，从而追问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反思日常生活的意义。笔者期望通过梳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掘其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理念与学术追求，从中获得启发与教益，探讨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的可能路径。
(一)历史化
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表面看来是破除“民间世界是非历史性的”“技术世界的机械特征与民间世界的情感特征格格不入”这两种普遍的迷思，其实是通过考察技术世界与民俗实践主体的关系，探究技术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精神互动形式，以寻求民俗不同领域的共同视角、共同范畴。他期望探究的是，技术世界中的民俗实践主体面对人自身创造出来的强大的技术世界，如何从疏离、陌生、异己、危险，到“习焉不察”“日用而不知”乃至“理所当然”？技术、工具如何成为我们身体图式的一部分？技术世界又如何“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他的研究不是技术世界中民俗式的科技猎奇，而是强调技术世界中实践主体的精神发展史的民间文化渊源。他认为任何只强调民间文化的“新”，而无视其“传统”的延续，就无法完整地描述技术世界中民间文化的图景。在笔者看来，“传统”以及“深刻的精神史渊源”，正是人们运用既有的经验与知识感知、表象生活世界的心理图式与身体图式。问题在于，在技术世界中，人们是如何即通过何种方式感知、表象生活世界的？鲍辛格论证了民众运用“过去的经验”，以“历史化”的方式感知、表象生活世界，从空间、时间、社会三个方面摧毁了“民间世界非历史性”的迷思，进而揭示了技术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精神互动形式。
鲍辛格全书立论的前提是强调技术世界的“自然性”，技术世界是“自然的”生活世界，而不是“陌生的”“危险的”世界。他发现，“对技术的泰然任之以及技术日益增大的‘自然性’,表现在技术的道具和母题已经闯入民间文化的一切领域,并在那里拥有一种完全不言而喻的存在”。在这一前提下，鲍辛格看到的民间文化并没有因为技术的渗入溃败瓦解，而只是改变，技术扩展了人们运用“过去的经验”对于生活世界的空间、时间、社会的感知和表象。
1、空间扩展
鲍辛格发现，在技术不发达的时代，村落的流动性也曾非常高，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交流也很活跃，那种古老的村落是封闭自足的有机体的观点受到质疑，实际上，存在着广大地域空间中的“地点的统一性”，其中发生的事件包括截然不同的特征、情节和行为动机，以及冲突和张力。比如，各地关于地点的惯用语，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和强烈直观性的空间表象，有些地方的惯用语为了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还将广为人知的人物添加进来，这种原先广泛分布的叙事相互接近并发生地域联系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地点的统一性”。
一般的常识认为，前技术时代，人们对于视域外世界的了解只有“陌生性”。鲍辛格认为，这种看法严重地低估了先前世代人们的精神广度。在前技术时代，那些超出人们“打交道”视域之外的世界，包括异域风情，是难以体验的世界，人们或者以笑话、笑谈、地方传说的形式描述种种怪异荒诞的陌生事物和陌生世界，或者采取好奇、信仰和幻想的态度，使那个世界具有戏谑的非现实性、使人着迷的陌生性或超感觉的特性。这是典型的民俗化地感知、表象现实世界的方式。人们对视域之外未知世界的感知，最终通过好奇、信仰、幻想的方式，表象为一个怪异、荒诞、超现实的世界。
现代技术带来的交通、信息变革，打破了空间畛域的阻隔，传统视域的解体所带来的空间扩展和全球的流动性，并没有终结人们对异域他乡的想象，人们对视域之外的“远方”与视域之内的“家乡”的感知和表象只是发生了转变。在技术世界中，人们对异域与家乡的感知不同于空间阻隔的时代，异域的内容不再处于固定视域的彼岸，而是在可体验的世界中被体验到，家乡因素也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家乡空间，技术的扩展带来的民间文化的多媒介呈现形式，使家乡与异域互为镜像，家乡成为异域的背景与参照，人们通过对于家乡与异域的诗情画意般的想象，最终将二者统一表象为“本土异域风情”的新形式，可及的异域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为人们所感知，为人们所享用，家乡与异域奇妙地统一在一起。
如果说前者因为空间阻隔，人们对陌生世界的感知与表象表现出纯粹性和“以生化生”的蛮荒化，那么后者则因为扩展和流动，人们对异域世界的感知与表象则表现为混溶性和“以熟化生”的文明化，异域不再是蛮荒、怪异、荒诞的世界，而是与家乡一样“美丽如画”。民间文化中的异域风情母题，并没有因为技术的扩展变得可及而消失，反而通过不同的民间文化文类多媒介地传承下来，只不过空间阻隔时代的“蛮荒化”想象被“美丽如画”的家乡化移情所取代。鲍辛格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从这一异域风情的民间文化母题在技术时代的多媒介扩展方式，呈现了人们感知、表象异域他乡的精神史轨迹，反映了民众精神世界的历史稳定性。
2、时间扩展
鲍辛格同样注意到技术世界带来的时间扩展对于民俗实践主体感知世界、表象世界的影响。他发现技术世界中民间文化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漫长时间之流的传承，而且突破广袤空间的阻隔，被广泛交换和接纳。民间文化传承的空间扩展、时间压缩的趋势，这是时间体验量的“加速度”对文化行为的影响。他以时尚为例，认为在时尚文化中，人们感知到的是一种文化行为“加速度”的体验，体现在民间文化财富的迅速淘汰，以及“期待视野”的紧缩。这种加速度的体验，表面看来对过去设置了一个界限，但是，因为其有意识地汲取过去的资源，时间视域反而被大大扩展了。早期的民间文化则是一种不断的传达和传承，而不是对过去的探寻和发掘。在技术世界的时尚文化中，虽然人们感知到的是一种文化行为的“加速度”的体验，但是时尚文化却是往往以历史文化为表象，有意识地通过探寻、发掘、汲取历史资源进行再创造。因此，时尚文化的实质虽然是“去历史化”的，但其文化表象却是“历史化”的，在这里，时间的扩展体现为一种“历史化”的方式。鲍辛格进一步将习俗与时尚统一起来，习俗与时尚并不是对立的，认为“习俗是时尚在惯性时代中的表现形式，而时尚则是习俗在加速度表征中的表现形式”。习俗的惯性与时尚的加速度，不是矛盾对立，而是“动态平衡”。可以这样说，时尚是技术世界中习俗的“加速度”表象。鲍辛格用“历史化”的概念，发掘了时尚文化的“传统性”，在民俗学研究的当代民间文化图景中，赋予时尚与习俗同样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他指出，民俗学学科将习俗与时尚对立起来的传统，并不能对当代民间文化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与时尚文化的“回溯式”“历史化”不同的，还有一种“混合式”的“历史化”，具体形式就是“展示历史”，其目的是为当前现成的文化形式提供历史依据。展示历史不像解说历史那样使用精确的历史手段和标准，而是将严格的历史与各种传说“混合”，通过“混合”各种粗疏的历史事实和混乱的传说展示历史，按鲍辛格的说法就是“把历史研究成果、古怪的发明和漫游母题混合在一起”，为当前的各种纪念性文化形式如民俗节庆提供历史依据。其目的“与其说展示了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呈现了美丽如画、让人喜爱和感兴趣的历史母题”。鲍辛格犀利的洞察剥除了纪念性文化的种种伪饰，揭示了这一类文化的生成逻辑和演变规律，体现了民俗实践者的主体性。
3、社会扩展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某些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卑下印记消失，评判社会声望的那些理所当然的标准大规模解体，消除阶层界限的理论声明也逐渐成为现实，不同社会阶层和大群体的生活方式已经彼此十分接近。这些事实影响了整个民间文化。随着国家实行针对所有居民群体无限期地提供同等的知识和教育，统一的、从民族国家意义上来规定的文化，即“统一的文化倾向”形成了。鲍辛格花了大量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经济与政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层界限逐渐消失、各阶层生活方式趋同、民族国家规定的“统一的文化倾向”形成的图景，这就是技术发达时代的社会扩展趋势。
但是，鲍辛格却从人们的日常思维形式和表象中，洞察到这种统一的社会文化图景背后的历史传统的连续性。他发现，如果要描述这种统一社会内部的运动和过程，那么，旧的阶层概念还是必需的。因为在人们的日常思维形式和表象中，阶层社会的影响还在继续发挥作用，阶层的主导图景实际上仍很活跃，而且部分地制约着非等级社会的文化。这些日常思维和表象，具体表现在人们的口头传统和文化观念之中。比如，在民间传说中，民众诅咒的不是真正的主子，而是城堡的监工和狱头，许多侯爵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人们对“本村的”、农民文化的各种追求，包括保护人们认为农村特有的民间舞蹈、民间歌谣和其他文化财富，都在表达一种阶层概念，这种想法多少有些自觉地向等级制回归。此外，他认为在技术世界中，借助日益发达的技术手段，民间文化已无法持守自身，而以高雅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为取向。比如农民和市民房屋布置艺术中那种非实用的“讲排场圆桌”以及“沙龙式入口”，他认为这是农民和市民阶层在模仿高雅文化和上流社会的财富时，缺乏变形和内部吸收能力的“俗气之作”(庸俗而低级的艺术品)。而这种“俗气之作”既来自于浪漫派的精神影响，也与相当原始、在低级文化和高级文化中相当流行的“夸富宴”现象相类似。他揭示了技术世界中种种新的民间文化，其形式虽然是新的，但其内在结构却依然是传统的。
(二)故事化
在几篇有限的被翻译成中文的论文中，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对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都市民俗以及日常生活的民俗学研究，迸发出不同于传统民俗学“常识”的新见与卓越思考，其问题意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都显得特立独行。他的问题意识聚焦于现代日常生活，却又不是寻找不同于现代“流行”的传统“民俗”，而是以民俗学的视角看待世界，致力于探讨民俗学与现代社会分析的相通之处，表面看来他是民俗学研究的离经叛道者，其实他是民俗学经典研究方法的坚持者。
岩本通弥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为过去的经验以某种方式所束缚，比如前人创造的环境、社会结构、道德与价值等等。印度的名誉杀人，日本青少年源于电视游戏传播形成的“他界感”等等，都有传统的规范和新的社会形式的纠葛。传统的民俗学关注村落这个界限范围内的信息传承，但事实上，现如今人们通过学校集团，或是通过跨越更大空间范围的大众传播等各种手段，接触和传递着信息，由此而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面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民俗学有其独特视角和研究积累。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激活民俗学的传统，赋予其新的学术生命。
关于近代以来日本社会“亲子殉死”现象的考察，是岩本通弥的代表性研究。他从现代社会新闻媒体的信息生产、传播和接受中，发现了新闻媒体对事件进行的“故事化”操作。“即新闻媒体在某个社会和时代的价值规范下，将各种构成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变成一个故事。以某个价值判断为主轴，将内容的各个要素进行编辑排列，从而进行故事化操作。”新闻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从平淡叙述发展到细节化、情节化的故事化叙述风格，他认为这是行进中的民俗事件，民俗学家可以把新闻报道的变化过程作为“民俗”来进行理解和分析。他指出，探究人们如何以故事的方式演述历史与事件是民俗学的独特视角，柳田国男搜集的《远野物语》的故事叙述结构正是将“非日常的幻想”与“日常事实”“非日常事实”交织在一起，共同建构了一个亦真亦幻的远野世界，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远野居民向外人讲述的远野人心目中的真实世界。民俗学可以根据这一独特方法，分析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事件的意义，揭示现代日常生活种种“理所当然”的生成机制。
岩本通弥发现，2006年，日本媒体报道了多起弑父弑母以及家庭内杀人事件，给人这一现象频发的印象。但他认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混淆了现实和幻想的关系，真实的状况是日本的家庭正变得更为健全，原因是媒体的报道倾向于美化过去、恶化现实，事件的真相与媒体故事化叙述给大众传递的“现实感”之间产生了背离。通过分析战后以来日本媒体关于“亲子殉死”事件新闻报道的不同写作方法，岩本通弥发现，媒体的报道受当时价值观及其主导的解释框架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故事化方式——战后至60年代前期，贫困；60年代，欧美价值观输入，导致世代隔阂，价值观紊乱；1973年，母性的变质;1980年代，以亲子为中心的家庭内部结构问题，母亲“过度干涉”“过剩期待”“母原病”；1990年，儿童虐待——社会舆论经历了成长、成熟、衰退、消失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事件的解释框架与社会性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也可以从中洞察城市化进程中日本家庭发生的变化。事实的真相是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家庭的“家”的一脉相承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家庭伦理，逐渐强化了一种只能依托血缘联系、只能信赖血亲的特殊家庭意识，导致托孤于人成为一种罪责。
通过分析战后以来日本媒体关于“亲子殉死”叙述方式的演变，岩本通弥揭示了媒体的故事化叙述产生的虚幻的“现实感”，他认为日本媒体已经成为扩大偏见的装置，也是产生民俗的装置。因为媒体在价值观主导下的故事化叙述，偏离、遮蔽了事实的真相，误导了大众关于事实真相的认识，这种媒体主导的虚幻印象甚至误导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岩本通弥这一精彩的分析对于日本社会及其大众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媒体制造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件幻象，促使人们反思很少质疑的媒体叙述的真实性；对于民俗学来说，则展示了他那“不是研究民俗，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术主张的穿透力，他能够透过日常生活现象，洞察其中蕴含的民俗思维及其表象，进而恰如其当地运用民俗学经典方法分析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激活了传统民俗学的现代学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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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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