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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班学艺：特殊的商品生产活动
科班班主作为“东家”、学生作为“艺徒”的性质，使科班中的职业技能传授活动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过程。与传统手工业工场中的生产活动相比，科班习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商品三者合一。学戏演戏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特殊的肢体训练将表演技艺加诸艺人的身体，并以艺人的身体为载体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艺人既是生产资料，也是劳动力，同时还是产品自身。这种结合带来了多方面的风险。
首先，班主投入的生产成本主要集中于艺徒身上，相当于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了同一个篮子里，客观上增加了投资的风险。
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艺人的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个人资质、努力程度乃至机遇等偶然性因素的制约，直接影响到班主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不同于以机器为工具的标准化生产，在艺人培养这个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和产品都是人，个体差异非常显著。如河北梆子科班“恒庆合”共招收艺徒三十人，因不适合学戏或不能忍受练功痛苦而中途离班的，即有十人。[注]这无疑会使科班的经济收益受损。同一个体在学艺不同阶段的状态也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使技艺传承的效果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即使坐科期满，也并非所有艺徒都能成才成“角儿”，天赋优良而遭遇意外以致艺业难继的情况比比皆是。如男性艺徒在青春期多面临“倒仓”的考验，如不能顺利度过，嗓音失调，演戏生涯可能就此中断，班主为培养该艺徒所投入的成本就无法获得预期收益。
另外，“状元三年一科，戏子十年一窝”，从购买时的“生坯子”到成为能登台演出的艺人，往往需要数年时间，生产过程耗时较长，受到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市场行情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几率随之增加，也提高了投资的风险。
以上诸种因素，大大降低了艺人培养这种商品生产活动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因办科班获利者有之，倾家荡产者更是不在少数。小荣椿科班的创办者杨隆寿曾因科班“赔累不堪”[注]，尚小云为办好科班荣春社，并帮助维持难以为继的科班富连成，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注]汪笑侬主持的京剧科班“天津戏剧改良社”，亦终因经费不支而倒闭。[注]因此，为了尽快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科班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制度和传承方法，以加强对生产过程尤其是艺徒的管控，尽量缩短生产周期，最大程度地获取经济利益。
二、营利性对科班传承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种商业经营活动，科班自创立起便需要资金的不断投入，经济拮据的情况十分普遍。为了缓解这种困境，必须使艺徒尽早开始演出，并尽量延长其演出年限，使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达到这一目的，多数科班采取了两种制度：一是艺徒入科三个月即开台演出，二是学戏期满后需额外效劳一年。
(一)学戏三月，开台公演
科班学制的长短并无定规，少者三年，多者六七年不等，普遍超过了职业技术培训所需的时间。艺徒的坐科时间以开台公演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之前是专门学习的阶段，之后是边演边学的阶段。既要使艺徒具备一定程度的表演能力，掌握一定数量的剧目，又要尽量压缩演出前的学艺时间，两者需要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在长期的实践中，科班逐渐形成了学戏三月即开台公演的惯例。
京剧艺人素有“三月登台，谓之‘打炮’”[注]的传统。其他剧种也多是如此。成立于1934年的河南长葛县万乐班，开科后头两三个月教唱排戏，学会七出戏之后，就开始边演边排，坐科三年中两年多都在演戏，收入全归科班所有。[注]1944年成立于西安的卫华豫剧科班，艺徒们学戏三月，三天打炮戏过后，班主即在西安、咸阳等地的六个剧院签了十八天的演出合同，此后又在宝鸡、华阴等地订下了大批合同，收入相当可观。[注]河北定兴县老君屯的瞎疙瘩科班，亦是三个月之后即登台演出，以演出收入作为教师的工资、学员的生活费及科班内的其他开支。[注]河南开封卢殿元科班，开科八十天即逢禹王台大会，遂演出了三天堂会戏。因三天要演九场戏，而此时科班只学了八场戏，班主卢殿元即下令白天演出，晚上学戏，三天之内将戏排成。[注]该科班因时势需要提前演出，但也大致遵守了三月开台的惯例。
坐科三月以上方才开台演出的科班为数较少。成立于1884年的河北高阳县“常胜奎”梆子科班，三年科满才开始登台演出。[注]清末民初河北饶阳县的梆子科班崇庆班，第二科艺徒坐科一年多后开始演出。[注]这两个班的班主均财力雄厚，酷爱戏曲，科班生计无忧，故可待艺徒技艺娴熟之后方才演出。整体上看，这些应属个别现象。
由于多数科班初创时期经费不很丰裕，名声尚不响亮，艺徒学艺未精，服装等亦未齐备，为避免演出不佳影响声誉切断财路，在演出场所的选择上多采取保守的方法，于较小的场合出台公演。如富连成头科艺徒的公演是从瓦木匠行的行戏开始的。[注]其最初演出的情形是：
彼时不但能戏不多，最令人发笑者，即形头(引者按：即“行头”。下文亦然。)尚未置齐。所演之戏，无形头者，则以他种形头代之。比如饰孔明穿裙子，赵云无扎靠，种种笑谈，此不过缺形头。即有衣可穿，亦均人只三四尺高，而衣达六七尺长。于是衣箱为之折叠缝吊，然宽袍大袖，令人可笑，扮相虽因行头减色，但表演极有成绩，殊足令人重视也。[注]
富连成就是从这些小型演出入手，以物美价廉的优势，渐渐打出名声，经济也渐渐有了富余。农村地区的科班多在庙会上开台演出。有些科班初次演出时为吸引观众，打响名声，甚至不收费，订戏方只需管饭，如卢殿元科班。[注]
另外，由于初科学生往往人数不多、设备不齐，剧目亦不充足，难以固定一地演出，故多采取多地流动演出的策略。如富连成科班1906年曾一度赴保定出演于洞阳宫火神庙，约一月后始回京。[注]狮吼儿童剧团头科学生先在西安城中社会路剧院演唱一段时间之后，亦开始到宝鸡、平凉等地演出。[注]凡此种种，无不因陋就简，务以尽快获利、支持科班生计为要。
(三)学戏期满，效劳一年
科班为了使投资得到回报并获取更多的利润，除了将艺徒在科学艺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演出以外，还另设“效劳期”制度，即艺徒在学戏期满后需无偿演出一定时间，演出收益归科班所有，或只拿比较低廉的戏份。科班以此保证正常的经济收入，并通过以大带小的方式协助教学，节约聘请教师的费用。对艺徒来讲，这也是对科班和老师的一种报答，故称“谢师”。
科班无论学制长短，效劳期多为一年，并明文规定在艺徒的入科契约中。如1933年河南中牟县艺人卢行官的儿子卢大狗(卢恭安)、卢二狗(卢恭顺)进入大白庄白金玉科班时，所签订的关书中有“三年为满效劳一年”约定。[注]京剧演员李桂春在河北梆子科班学艺，七年为期效力一年。[注]河南难民幼儿组成的卫华科班，因艺徒年龄较小，学艺少则五年，多则七年，再效劳一年才能出科。[注]一些地方有“三年满、四年还”的说法，即学艺三年，另外四年演出反哺科班，中途逃跑者需由家长偿还科班的损失。[注]
个别科班在效劳一事上不做强行规定，如富连成科班艺徒的关书中写明“年满谢师，但凭天良”[注]，但绝大多数艺人还是会遵守这一行业惯例。前述狮吼儿童剧团的几个学生将要毕业时，恰逢班主樊粹庭因受有“通共”嫌疑的赵望云案牵连入狱，他在狱中致信剧团负责人，要求对这几个学生“以后每月每人先开支两袋面钱，到四月八日再任由他去留”。这封信写于1949年2月9日，到4月8日刚满两月。这种安排，固可见出樊粹庭的仁义，但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时势，樊对学生的自愿效劳还抱有一线希望：“我在难处，谅他们不致在此时不义气。”[注]可见效劳作为一种科班惯例，即使班主允许，一般艺人也不会贸然违反，留下“不义”之名。
在科效劳期间，艺徒演出收入多归科班所有，如河南开封卢殿元科班，“效劳一载，不给身钱”[注]。有些科班的艺徒，效劳期内可以拿到比较低廉的收入。其收入情况，可从与效劳期已满而继续留在科班“在班搭班”人员的收入比较中看出。上述樊粹庭的同一封信中，对于效劳期后仍留在科班演出的关灵凤，交代“到十五号送家中十袋面钱”，为效劳期学生的五倍。在富连成科班，效劳期学生的收入多者每天三、五十吊钱，少者几吊钱。而出科学生在科搭班的，最多者每日戏份可挣到一百多吊钱，为效劳期学生的两倍乃至数十倍。[注]
效劳期的艺徒技艺已经娴熟，也有了相当的名声，且报酬低廉，多成为科班的经济支柱，一旦离班，若后继者尚未养成，往往会对科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多人一起离班更是如此。富连成大三科学生茹富兰1922年离社时，带走了马连昆、韩富信等各行艺徒9人，致使富连成中轴武戏声势大为减弱，上座日衰，及半年后新人脱颖而出，方完全恢复旧观。[注]效劳期未满离班，更是科班大忌，不仅要背负道德和舆论压力，甚至会遭受来自科班的实质性惩罚和报复。王景云1947年从狮吼儿童剧团毕业时，因家庭人多负担大、科班待遇低，从父母之命到西安灾童剧社当教师和社员。当时狮吼的一些老师对此非常气愤，曾于王景云在三原(西安之外县)演出期间，持刀赴三原向灾童剧团要挟索人，并拟于途中拦路砍伤王景云，终因三原国民党当局干涉未果。[注]在湖北襄樊，行规为三年出师，如未到出师年限私自逃跑，或者跳班搭班，逮住后要被原戏班拔舌挖眼。[注]
综上所述，三月开台与效劳期制度的实行，保证了科班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前者使科班在有限的前期投资之后即可通过演出自给自足，维持生存，进而收回成本，实现赢利；后者则通过延长艺徒的在科时间，以无偿或廉价劳动力的方式获取剩余价值，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效劳期制度的施行，也保证了艺徒新老更替之际的衔接，使科班始终拥有一批相对成熟的演出力量，源源不断地获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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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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