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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厕所革命将带来什么变化?
眼下正在中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推进之中的厕所革命,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城市公共厕所卫生状况的大幅度改善,将提升全社会公共服务的基本品质,并对市民养成“文明”的如厕方式形成强力推助。乡村大规模和大面积的“改厕”实践,亦将推动现代社会基于“卫生”科学原理的“污秽/洁净”观念,从城市进一步向农村延展和渗透。不难预料的是,那些传统的基于“分类”原理的“污秽/洁净”观念,至少在涉及排泄行为、排泄物和排泄的场所及环境等很多方面,都将因此而不断地有所稀释。
虽然两种不同属性的“污秽/洁净”观念,会因为厕所革命而发生复杂的变迁和涵化过程,甚或出现彼消此长的大趋势,亦即现代卫生科学的“污秽观”和“洁净观”有可能取得较大面积的扩张,但由于基于“分类”原理的“污秽/洁净”观念,本是具有普世性的文化逻辑或人类共性的思维方式作为基础,它即便是受到科学技术性的“卫生”观念的冲击,并因此发生诸如退隐或稀释之类的变化,却也绝不会轻易消失,最有可能的是它又以新的形态得到温存和延续。采用医学唯物主义立场,以科学的或卫生学的原理解释“污秽”和“洁净”之际,并不需要对那些基于“分类”的“污秽/洁净”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就是说,即便在中国通过厕所革命,使得卫生科学的“洁净观”全面彻底地得到了普及,我们也同样无法完全无视宇宙观层次上的“污秽”和“洁净”问题。
基本上,人们通过肥皂、洗净液、酒精和杀菌药物等可以清洗、消毒而予以消除的“污秽”“污染”,主要是卫生或防疫的问题,但是,难以用物理、化学甚至任何科学方式彻底“净化”的“污秽”或“污染”依然存在,并且,它们也是无法在卫生学的表象层面予以处置的———正如北京市民对“公厕保洁员”(类似于旧时代的“掏粪工”)这一岗位的藐视或对其从业者的歧视———因为它们是与社会生活的生成和再生产糅合在一起的,不仅如此,它们同时还是跨越时代和国家、民族等而普世存在的栙。不久前,当美国宇航员从宇宙空间站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他们在太空中使用人尿制作的可饮用水时,特朗普总统先是赞赏“这很了不起”,但随后却又不无幽默地说:“多亏是你在喝它,而不是我”。这个小故事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代启福博士遭遇到的那个沼气池案例:中国西南一个多民族村落的彝族人对于使用沼气做饭的汉族人和傣族人邻居感到无比震惊,他们居然使用来自人粪尿的沼气做饭!还有比这更脏的吗?使用这种来源肮脏的沼气所做的饭(祭品)如何可以献给祖先,如何可以待客?彝族人对于沼气这种经由科学技术而从人及家畜、家禽的粪便和植物秸秆等“分解”“转化”而生产出来的“清洁”能源,持有高度怀疑和拒斥的态度,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和特朗普总统的幽默基于完全相同的文化逻辑。他们都对人类排泄物之周边外延所可能存在的“污染”高度警惕,而不是义无反顾或无条件地接受已经被定义为是更加“文明”“科学”“卫生”或“清洁”的事物;他们坚持了自己文化中传统的那些基于“分类”原理的“污秽/洁净”观念,并用它去扩大解释自己日常生活中最近出现的新生事物。中国西南的沼气池案例充分说明,即便科学技术上的“洁净”得到了确保,但心理和认知上对于来自排泄物的“污染”依然令人顾虑。类似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例如,对于中国人而言,既有可以使用肥皂和水予以清洗的“污秽”,也有无法得到清洗的“污秽”;“文化大革命”时期让“臭老九”打扫厕所和当今人们对“厕所保洁员”之类职业的避忌,其实也都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象而已。换言之,任何一个在卫生科学的意义上获得了彻底消毒的公共厕所或室内卫生间,其在人们的理念或意识当中,依然是无法和一个哪怕是稍微有些脏乱差的厨房相比拟的;同理,彻底打扫干净的厨房,通常在心理上也不会被认为它比客厅更为干净。这是因为在看似随意,其实却是某种逻辑的“分类”思维中,它们有可能构成了一个序列。
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如果取得成功,将彻底改变人们用于排泄的空间,亦即大幅度地提高厕所或卫生间的卫生状况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或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它应该成为明快、舒适、方便,同时也兼顾如厕者各种私密性需求的空间,如厕者在其中不仅可以享受从容排泄的快感,同时还可以有许多其他新的感受,诸如重整仪容、小憩片刻,甚或也可以包括与“情色”有关的举动(例如,在某些社会中较为常见的厕所涂鸦)。有的社会学家或民俗学家往往会把“厕所涂鸦”视为是一种精神性的排泄行为;如果说排便带来生理解放感,涂鸦则带来精神解放感;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便是“厕所涂鸦”的乐趣正如小儿耍弄屎尿一样,是对其精神排泄物的玩弄,似乎难以简单地只归结为“不文明”或者“下流”。若是联想到东亚国家佛教寺院厕所内对修行者排泄的规范,生理性和精神性排泄的合一或并行,看来也是可以有很多表现的形式。无论如何,重要的是私密性卫生间可以使如厕者极大地舒缓因为排泄行为本身而感到的羞愧或尴尬。在这个空间里,人的行为、观念与可能享有的服务的文明水准,将极大地提升“人”的尊严、品格与价值。一方面,都市小区的居民家里,就在距离卧室、书房、厨房或客厅的几步之遥,就有排泄的空间和行为(有些文化对此很难接受);而在日本社会,现在甚至是在吃饭的时间段,电视里仍有可能持续播放便器洗净液或卫生间芳香剂之类的广告,在这些意义上,厕所革命通过提升排泄空间的品质而极大地稀释了此前那种基于“分类”原理之“污秽观”的浓烈程度。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有些地域或族群的人们对于在“室内”方便感到极度不安、不适之外,最为常见的情形则是人们更加刻意地回避自己排出的污秽之物,不仅可以视而不见,甚至看也不用看,闻也不用闻,连排泄行为所产生的声音可能带来的联想也被遮断(如日本的“音姬”);当然,更不用说也彻底地回避了其他任何人的排泄物栙。事实上,这意味着对于排泄物的避忌是更为夸张和彻底了,这同时也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人们,依然无法摆脱对于自己身体动物性本能的尴尬,依旧需要更加努力地掩饰排泄物的事实存在。由此,传统的和排泄物有关的“污秽/洁净”观念,又会被“再生产”出来,也因此,排泄物的“危害”和“危险”依然在超出卫生科学的层面之上得以存续。
在近代卫生科学诞生之前,关于“污秽/洁净”的分类及思考乃是全人类不同族群观察和理解其生活世界的普遍方式,而现代社会有关“卫生”(干净)和“不卫生”(不干净)的分类与对立,其实是与之有着相近的原则和类似的结构,只是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栚。现当代的厕所革命固然是可以使厕所及排泄行为发生改观,使之走向“文明化”,但那个似乎是前现代的“污秽/洁净”观念却不会随之消失。这是因为在“污秽”和“禁忌”“洁净”和“净化”等概念之中深藏着全人类共享的思考、观察和建构世界秩序的普遍方式。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围绕人类排泄物的“污秽观”或“洁净观”,而是把“污秽”和“洁净”作为一组指称日常生活及社会世界的分类范畴,那么,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宇宙观等很多方面,都会有其深刻的解释力,而其基本的逻辑乃是和涉及人类排泄物的“污秽/洁净”观念根底相通。
（本文选自《云南师范大学时报》2019年1月第1期，注释引用详参原刊，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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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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