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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的驯化:文明社会的个人基础
身体曾被马赛尔·莫斯视为人类使用的第一个工具。人类自身的身体既是生物/动物性的存在,又是社会/文化性的存在。在关于人类身体的所有可能的分类当中,例如,摄取与排泄、上半身与下半身、身体的文化(社会性)与身体的自然(本能性)等等,人体的排泄物都毫无例外地被视为是令人厌恶的污秽。于是,如何正确地排泄,例如,不使排泄的污秽发展成蔓延的污染、不使他人窥见;如何应对或处置排泄物,例如,掩埋、冲刷,不使它留在视线之内等,就成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此类认知、管控以及相关的习俗惯例等,视为是如美国民俗学家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所定义的所谓“身体民俗”(bodylore)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身体民俗”往往是以“体知”(bodily knowing)的形式而存在,并经由身体的实践参与构建当地社会及文化的意义。
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事实上,人类所有的社会和族群,几乎都没有例外地需要致力于掩饰人身体的此类(或其部分的)自然本能的属性,这正如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揭示出的那样,“文明人”看到任何使他们过多地想起自己动物本能的事物,都会明显地感到局促不安。他用“文明”一词描述约束我们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在他看来,这种“文明”依赖于摈弃本能的满足;“文明”灌输给我们一种思考方式,使我们在本能驱动做某些事情时感到羞愧,例如,深溺于性欲或随地大小便。也因此,对于生理性或动物本能性的排泄行为及其后果的排泄物的管理和处置,便构成了人类文明最为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厕所也就成为衡量人类文明进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排便或如厕训练,是所有的社会或族群都需要将其儿童培养成为其社会或族群可以接受的成员的最初努力,也是任何个人均需要接受的如社会学家们所说的“社会化”,或者如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化”的一部分。在个人层面,弗洛伊德很早便正确地指出,排便训练始于幼儿时代,根据其幼儿发展阶段的理论,幼儿时期的排便训练,同时也就是使人“文明化”,并为社会奠定基础的途径。“只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儿童逐渐内化了其父母关于洁净、得体和秩序等的观念价值后,儿童才学会如何举止‘得当,学会如何使自己适应社会的标准”。例如,在儿童将注意力集中于肛门的时期,他的满足感和对粪便的执迷有关,粪便被视为他自身的扩展,对他而言,粪便只是中性的废料,但他通过母亲换尿布时的行为举止,逐渐意识到粪便的负面性。慢慢地它就与臭的、脏的以及“坏的我”联系在了一起。如此的训练便是个体“文明化”的开端,来自社会与文化的压抑的种子通过教导孩子自我控制其排泄而得到播种。儿童的清洁感,他与自己排泄物的距离,以及如何应对它们的方法和能力等,均是因训练而获得。
经由照顾婴儿或小孩的大人或组织机构(例如,保育院、托儿所和幼儿园),依据社会通行的行为标准,将孩子们抚养成人,这一过程有赖于婴儿或孩童对如何才是正确或适当之行为的内心体认,通常此类知识就是从与母亲之间的互动,诸如吃喝拉撒、梳洗爱抚等体验开始而得以传递的栚。孩子们在排泄方面的自立,其实就是能够较为自如和有意识地控制和支配自己的“肛门括约筋”和“膀胱括约筋”,而这些能力均是因后天的训练而获得。所有的社会或族群都会毫不懈怠地将他们的“洗手间”(厕所)文化灌输给儿童,从而控制其排泄行为和排泄物。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或引导,形成对于排泄行为和排泄物之类身体自然或生理部分的羞耻感,这被认为是起码的羞耻之心。在这个过程中,排泄物总是被说成“污物”,是肮脏的,不可触摸、且“臭不可闻”,对于它们应该感到羞耻、厌恶和恶心。文化人类学家们大多倾向于认为,此类“厌恶”的情感其实是后天习得的,婴孩是通过学习才对粪便感到厌恶,这一切并非“天性使然”。这么说不仅是因为人类的母亲对于自己婴孩的粪便远没有别人家婴孩的粪便来得那么令人厌恶;事实上,在医院的病床前,患者本人、家属和医护人员对于蓄尿瓶有多么肮脏的感觉和意识,也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若是和动物相比较,人类对于自身的排泄物感到气味难闻,但动物却似乎没有此类倾向;简而言之,个人层面的身体洁净因为接受过排便或如厕训练而获得,与此同时,个人层面的礼貌和修养也从如厕训练开始逐渐养成。这其实就是人的身体的自然或本能性,被社会(或文化)所驯化的过程栞。
中国各民族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儿童自幼开始的“社会化”过程中,便已经在促成其有关吃喝拉撒睡的文化规范,例如,对于排泄行为的自控、对于排泄物的厌恶等。在陕西省的洛南县农村,初生婴儿是可以随时随地便溺的,即便撒到大人身上,也不会被指责;旧时乡村妇女哺育孩子,其繁重的工作之一就是洗尿布,尿布需要频繁地更换和保持干爽与清洁。其实,男孩在少年期到来之前,也大都不受苛责。小孩在3~4岁之前,尿床也不受责骂,但如果到5~7岁时还尿床的话,就会被大人批评,甚至斥责,并引发强烈的羞愧和自责。中国直至不久以前,亦即在“纸尿布”被发明和得以普及到中国之前,即便是女孩,在两三岁之前,也可能和男孩一样穿“开裆裤”。有人认为传统社会的“开裆裤”,意味着孩子们可以随时随地便溺,故较难养成对于排泄行为的自律栠,也有人因为“开裆裤”暴露了婴孩的隐私而感到不妥栢;甚至还有人根据弗洛伊德的“肛门期”理论来解释部分中国人不够文明的如厕行为,认为有很多问题,例如,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等恶习,即来自孩童阶段,因为中国文化的育儿期只重视吃喝的“口腔期”而相对较为忽视排便训练的“肛门期”。至于这种解释是否有一定的道理,姑且不论,可以指出的倒是,“开裆裤”确实方便而又实用,它可以减轻大人育儿的辛劳,其实也未必就一定会妨碍对儿童的排泄训练。在现代中国,尤其是在学校社会,对于少儿排泄行为的规约极其严厉,对于“随地大小便”的行为,经常是以起哄、嘲笑、讽刺等,使当事人感到无比羞愧的方式予以制裁栣。依据中国各地中小学课堂纪律的逻辑,既然有专门的下课时间供学生上厕所解手,那么,上课时间一般是不准上厕所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向老师请假,经同意之后才能去。这意味着小学生必须学会忍耐长达一个课时的“内急”。和未成年人相比较,社会文化的规范则要更为严厉,大人是不得像幼童一样随地方便的,若是在公共场所随意随地方便,就极有可能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受到行政处罚乃至法律的制裁。这意味着人们的排泄行为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强力规制,不当的排泄行为极有可能被视为是个人的责任或道德问题。
个人层面的身体驯化和自我控制,当然有重要的社会性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只有对所有人的排泄行为和排泄物均予以严格的管控和妥善的处理,才可以维持某种底线之上的秩序,方可成就基本的社会文明状态。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厕所文化异常严格,比其他非西方社会更加特别地强调对于人类排泄物的排斥,以及对于所谓“得体”或适当之行为的严格控制规则,亦即人只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排泄的意图和行为才被认为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否则,它就是令人感到窘迫、羞愧和难以接受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的职场劳动规范当中,就有针对员工如厕的严峻规范。劳动者们在生产线上被严格管理,而如厕时段则被认为有可能是为了逃避劳动,所以,如厕时间通常被规定在几分钟之内。所谓的“工具理性”就是这样强加于身体。身体的自然节奏(内急)和工作节奏(职场秩序)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必须是在劳动者的训练当中被缓解甚至克服,这种状况比起中国学校里学生们忍耐尿急时的窘境,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个人层面的排泄训练只是提供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性管制的基础,而完全不能替代它,因此,尤其是在现当代,观察一个社会是如何处理和管制粪便和下水道之类的公共事务,大概就能够窥知它是如何对待和管理自己的人民的,而这一点眼下已越来越被认为是跨文化的全球共识。
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层面,现代社会均倾向于通过规范人的身体,尤其是以性和排泄为主的行为来驯服人类的动物本能性。在很多社会性的场景下,社会文化的经常期待和人自身身体的本能性欲望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对峙或紧张关系,从而构成具有强制性的规范和压力。文化的规范就是通过驯服人自身难以驾驭、没有节制,以性和排泄行为的不稳定驱动形式而存在的人类本性,从而使得社会的机制发挥作用。也因此,某些反社会的行为或反权威的幽默,经常就以下流、淫秽或肮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惜将性或排泄之类的禁忌主题公之于众并以此为乐,如大骂脏话等,为的就是故意藐视“文明”社会的准则栛,从而颠覆当前社会的秩序或其局部的规则。
对于性和排泄行为的尴尬、厌恶和羞耻心,始终伴随着近代以来现代社会的“文明”在欧洲及其以外其他地区的成长与扩展进程之中。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大作《文明的进程》中指出,对于身体动物性(兽性)的控制,亦即“教养”,构成了“文明化”过程或其过程之结果的一部分,在“文明化”的过程中,人们试图驱逐一切可能使他们联想到自己身上“兽性”的感觉。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化”并非人类“理智”的产物,而是在外部强制和自我控制之下,个人的情感及所有行为的变化不断地积累,朝着日趋严格和细腻的方向发展。以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瑞典为例,当时的中产阶级就是通过“如厕习惯”把乡下人和文明人区分开来的,在他们看来,乡下简陋的厕所象征着底层的低等生活方式,与之相关的还有社会适应不良、贫困和道德放荡等。尽管如此的“文明论”有欠公允、不乏偏见,但它却拥有强大的说服力甚或压力,并在随后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中屡屡成为殖民者“文明优越感”的依据。这个并不优雅的“文明化”进程是长期的全球社会发展过程,朝向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这一进程的特色性机制,便是各种外来强制逐渐被内化,最终变成自我的强制和自我控制,从而促使人类的本能性事务被排挤到社会生活的后台,并蒙上羞耻感。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对于性骚扰的指控更加严密化了,在一些更加“文明”的社会里,它和对于私生活及隐私保护的严格化,均指向着大体上一致或接近的方向。日本社会近些年出现的“新新人类”———“草食男子”,某种程度上正好可以被看作是为了避免触碰性骚扰的红线而学会了自我控制的一群男性。
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社交生活里,涉及性与排泄之类行为和事物的耻辱感,促成了人们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从而为社会管控个人的本能性、生理性和情绪冲动性的私生活提供了稳定超然的体系性机制,这便是所谓的“文明”。这样的“文明”一经产生,它就会不断地被强化,不仅在个人层面,同时也在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层面,将一切不符合其规范的行为或事象斥之为“野蛮”“不文明”,从而通过羞愧、尴尬、厌恶之类的情感力量,促成强制性的规范;进而再从外在性强制,渗透为内在的自我强制,以不断延展“文明”的势力范围。
三、污秽、禁忌与力量
作为应对令人厌恶之事物的方法,例如,对与肮脏、污秽和难以启齿的性及排泄等,很多文化都发明出了采取迂回、委婉乃至于禁忌或隐喻性的指称与表述。不仅人们的排泄行为及其产物要被所属的社会文化程度不等地予以规制、编排和处置,而且,诸如“东司”“雪隐”“梅雨间”“解忧室”“五谷轮回之所”“1号”“松活堂”“盥洗室”“卫生间”“化妆室”“第五空间”等,用来避忌的称谓,千百年来也一直是络绎不绝、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均显示出人们对于相关事物和行为的避忌之深。日本民俗学家饭岛吉晴曾经指出,有关厕所的各种称谓,大多具有和“中心”相对应的“周边”之类的含义。在中国、日本和韩国,自古及今,始终存在着将人自身的排泄行为、相关器官及其产生的排泄物、排泄场所等均予以避忌的委婉指代、甚或使之雅化的现象。这种情形其实是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避免联想起人们总是试图遮掩或忘却的那些尴尬,使得这些难以回避的基本生活事实和人类本能相对地比较容易令人接受;同时也能够显示采用此类委婉称谓者的优雅或文明的品位。
通常,人们是不能以直接的方式谈论排泄行为、排泄物及其相关场所的,这意味着污秽的存在导致“禁忌”。包括道格拉斯在内的很多人类学家大都认为,禁忌来自对于跌落于分类范畴体系(通常伴随着命名的行为)之外的那些事物。对于那些难以名状的事物,不得不采用禁忌语委婉地去指代。禁忌当然不止停留在称谓指代的层面,它还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具体的行为。“最强的禁忌是有关人区分自身与世界的界限的,因此众多禁忌都聚焦于身体的界限上”“在涉及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的时候,禁忌尤为密集:屎和尿、血和汗、口水和鼻涕、乳汁和精液,这些东西被认为可憎且令人恶心,被指控为拥有力量与危险,因为它们处于界限上。”由于排泄物和排泄行为涉及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际,所以,相关的禁忌也就尤为强烈。一切边缘性、模棱两可、难以被分类等容易导致混乱的事物,也就容易引起禁忌。边际或边缘状态成为禁忌得以成立的依据,同时也是使得那些被禁忌的事物拥有导致危险之能量或力量的依据。
在玛丽·道格拉斯的“问题意识”当中,始终威胁着“洁净”体系的“危险”主要来自“污秽”的存在。洁净的秩序因为整合性的分类体系而得以建立,但它总是会面临来自污秽的破坏性威胁。根除污秽就是对社会或世界的“净化”,就是对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也是对包括生活世界在内的宇宙秩序的整理、整顿和组织化。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所记录的无数形形色色的仪式,很多都具有“净化”属性,仪式之所以具有能够维系社会的秩序或强化文化的规范等功能,正是因为它通过“净化”的仪式环节,解除了来自污秽的威胁。禁忌的恐怖来自它一旦被打破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污染:污秽的传染与扩散,意味着无序状态,亦即对文明社会体系的破坏。正是由于禁忌之深,破戒解禁也就意味着高度的危险。这或许正是污秽所内涵着力量的奥秘所在。处于边际或边缘状态的人、事、物,经常被认为是可能导致污染的存在,甚或直接就是污秽本身,但另一方面,它们也经常被揭示出拥有导致破坏或颠覆现有秩序的力量。就像将诸如性和排泄之类的禁忌主题公之于众,必会造成强烈冲击一样,粪便之成为“玩笑”或“诅咒”,不仅是在提示人具有的双重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强力的攻击性。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在爱国主义的风潮下,有商家把本·拉登的头像印在厕纸上,以供使用者泄愤。无独有偶,中国在鸦片战争失利后,也曾有艺人作“英皇尿壶”,供人撒尿泄愤,只是不知道是英国由女王统治,所作尿壶的造型以“约翰先生”充之。这些都是以人类排泄物作为羞辱敌人的武器的好例。
在汉文化当中,当咒骂某人为“屎尿屁”或“大便”“粪土”等,甚或直接通过“泼粪”“浇尿”等行为,都是以排泄物作为非常轻蔑、强力侮辱或极度恶意的武器。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里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就是表示藐视;《红楼梦》第十二回里,凤姐设计贾瑞,使他粪尿浇身,这是表示羞辱。似乎当某人或其所作所为被贬损地指称为“屎尿屁”或被宣示与“大便”等污秽之物有关,那么,他或她在社会和文化的秩序当中,就难以避免地陷入令人讨厌、恶心的尴尬境地,成为低级的人、事物或现象。以性和排泄的行为、器官及其滋生物为内容的詈骂,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杀伤力,就是来自民间对于“不洁”之神秘禁忌的避亵心理栙。正是因为如此,肆无忌惮的詈骂,才能够对被羞辱的对象构成最大限度的伤害。污秽的此种颠覆秩序的力量,就是它最大的危险。
但是,污秽的力量不只是具有破坏性,它往往还具有建设性。在伴随着污秽的所谓“危险”当中,其实也就内涵着建设性。如果那些因为不能被整合进洁净性秩序体系之内,而被视为污秽的存在,一旦当它们因为各种因缘际会促成了对既有秩序的修补、改善乃至于重构,或促使新的分类体系成为可能的时候,其危险性就会变成颠覆或改革僵硬的既成秩序而推动变化及革新的建设性。若按照道格拉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面对这些反常的事物,并且创造出一个它们能够融入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新的现实模式”。就此而言,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尼达姆说的也非常精辟:“如果说我们社会人类学家首要的任务是识别秩序,并使之变得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搞清那些人们用来创造无序———也就是说,把他们的分类倒置过来或者完全打碎的非常普遍的习俗与信仰,也是一项同样至关紧要的工作”。这就犹如“厕所革命”必须以对厕所不可描述之现状的暴露(打破禁忌)为起始一样,想要建立新的秩序,就必须为那些排泄物安排好新的去处。
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在他的“文化与两义性”理论中特别指出,包括我们身体在内的“小宇宙”的秩序,通常是经由和那些被排除的事物,例如,粪便、经水、毛发、母乳、唾液等的对比而得以确认的,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排除的“反秩序”的事物往往具有越境的属性。民俗学家饭岛吉晴曾经对“便所”和“屎尿”的境界性和两义性进行过深入的分析,通过对日本社会及文化中大量民俗事象的梳理,他揭示说厕所和人类的排泄物既具有污秽性,又具有丰饶性。对于其污秽性,想必不难理解;而所谓丰饶性,亦即潜在于其中的充沛的生命力,这一点通常也不难从粪尿作为肥料而具有的价值或“肥力”获得理解,并可以从东亚各国以粪尿为有机肥的相关农谚中得到佐证。不仅如此,厕所和人的排泄物还是“污秽/清静”“死/生”的境界性的存在。若是从“两义性”的角度去思考,其在此应该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例如,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神话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所谓“排泄物创世”或“排泄造人”之类的主题栟,这些神话故事的内容,往往是说宇宙万物或人类族群是由某位创世神或某位民族始祖的排泄物中化生而成的在日本和韩国,也有不少类似的故事,其中粪尿成为可化生万物的神圣性的物质。若是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发展理论和排泄理论,由于儿童无法理解婴孩是通过性的交合而产生的这一过于复杂的过程,也由于很多文化都倾向于向孩童“隐瞒”婴孩的来历,因此,儿童从一开始就会倾向于觉得婴孩就是像粪便那样被排泄出来的栚。如果我们把神话传说理解为是人类“童年”时代对于宇宙万物的想象,那么,来自弗洛伊德的理论或多或少也就可以构成对于排泄物内涵之丰饶性和生育力这一见解的某种支持。
正如人的身体(包括其某些部位及器官)可被视为超自然、自然以及社会文化体系的某些隐喻或象征,因而能够成为某种形态思维方式的工具,以使它们被用来建构独特的“宇宙观”一样,人体的分泌物、排泄物和脱落物,也都有资格成为其“宇宙观”之世界图式的基本素材或其特殊的构成物质。上述对粪尿之“两义性”的分析,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关于排泄物之具有丰饶性和可以孕育生命力的信仰,在中国也并不鲜见。例如,在浙江省的东阳一带,一直以来,就有以“童子尿”煮食鸡蛋的风俗,人们相信这样的鸡蛋更有滋补的营养,对于人的身体有莫大的好处。有趣的是,人们对待“童子尿”的态度,是在尽力避免其作为排泄物之“污秽性”(童子尿被认为是远比成人尿更为纯净)的同时,而执着于它“丰饶性”的力量。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医药学将“胎盘”(所谓“紫河车”)视为大补之药的意识形态。胎盘或胞衣作为人体的脱落物(这一点类似排泄物),而且作为女性“产秽”的产物,其“两义性”也颇为典型。当代中国社会的公众与媒体围绕着如何处置它的争论,主要就来自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分别关注或强调了其“两义”中的一个侧面。或者说它恶心,应该作为妇产科的医疗垃圾来处理;或者说它是大补,不仅可以强壮身体,甚或还有助于不孕者受孕。
古今中外大量地把排泄物视为药物来利用的情形,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朝鲜时代,女人们以尿液洗发去污,实际上直至最近,爱斯基摩人仍有使用这种方法的情形。这个传统其实可以上溯至《魏书·勿吉传》和《唐书·黑水靺鞨传》等文献中有关“俗以人溺洗手面”之类的记载。在历史上,韩国民间通过饮用“童子尿”治疗各种疾病的俗信,也一直颇为盛行;而在中国,眼下仍有一些视人尿为“回龙汤”、并坚持“尿疗”实践的亚文化群体。至于将神佛圣人的排泄物作为“灵药”的俗信,同样不在少数。中国藏地活佛的排泄物,就被认为不同于俗世普通人体的污秽的排泄物,它因为活佛的神圣身份而具有了神圣的力量,故可以被当作珍贵的灵丹妙药受到推崇。无独有偶,在日本古代著名的“天狗草纸”(“传三井寺卷”)上,就画有妇人乞求尿液的场景,这也是把圣人的尿液当作了灵验的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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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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