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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亲密关系的实践与已婚女儿的主体性
代际亲密关系，指的是一种反映在情感依赖关系上的深度沟通、口头表达和肢体表达上的跨代际的互相认知、理解和情感共享。这与传统的社会亲密类型不同。在传统的社会亲密类型中，由于缺乏移动性和隐私、思维的相似性以及生活轨迹的高度可预测性，家庭成员、社群成员之间熟悉彼此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早期的社会亲密关系主要是通过相同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小群体的社会化而实现的，这种关系极少跨越家庭中的代际界限。因此，过去20年来家庭生活中代际亲密关系的出现，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其一，最明显的是Harriet Evans所说的交流亲密性。在日常实践中，这表现为父母与儿孙之间频繁而友好的聊天和笑声。这些对话的主题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事务、村里的八卦、对各种电视节目的评论和转述听到的故事，到对家庭经济策略的计划。在描述家庭生活中这样开心的时刻时（即村民所说的“沟通”），很少有人使用现代的城市用语“亲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经常使用“亲近”这种表达方式。当他们使用沟通这个新引入的词汇时，村民们实际上指的是晚辈和长辈之间不同于传统孝道规范的双向思想和情感交流。正如杨老师所说，在过去只有辈分或社会地位高的人给辈分或社会地位低的人训话，后者只能听从前者的指示，“我们都不敢跟父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争论了”。
其二，村民们将情感方面的亲密关系视为一种进步，他们称之为“亲情很浓”或者“很亲近”。村民们通过具体的实践来表达情感上的依赖关系，包括与亲人参与活动，为对方做的事，或者直接表达情感。当被问到更具体的描述时，村民们一般会用“总是想着我”、“在意我”等短语。老一辈人倾向于用一些更实际的表达方式，类似于“嘘寒问暖”或者“心疼老人”等，来表扬他们的子女和第三代；年轻人则倾向于使用时髦的表达方式，比如“理解”、“尊重”和“支持”等来描述父母积极的变化。
其三，交换个人礼物作为表达情感亲密关系的一种方法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以前在农村的礼物交换传统中并不存在这种做法。尽管过去在一些特殊场合，晚辈为长辈提供食物和酒水，这种供给与服从和恭顺一道被视为孝道的一部分，而不被视为个人对情感依赖关系的一种表达。然而在过去20年中，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会在生日、过节（包括父亲节和母亲节）和返乡时送父母或者祖父母礼物。在送礼物的时候，许多人会说一些类似于“在外面的时候我很想你”之类的话。他们会送任何他们认为父母或祖父母喜欢的东西，可能是一顶冬天保暖的帽子，也可能是一部手机。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在仪式化场合下家庭之间所交换的传统礼物，这些是家庭成员之间交换的私人礼物。前者代表的是家庭组织之间的社会义务，而后者表达的是同一家庭中成员之间的个人情感。因此，代际关系中情感亲密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家庭生活的新空间，同时重新定义了家庭内部的关系。
其四，一些村民将旅游视为促进代际亲密关系和团结的方式。我第一次知道这种方式是之前研究中描述过的王先生和他父亲告诉我的。2013年王先生和妻子、他的父母和他刚结婚的儿子儿媳一起去北京旅行了7天。“旅途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很开心；我们什么都聊，而且总是在笑。这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幸福。”在谈话中，王先生至少以类似方式重复了三遍他的感受。他的故事启发我去调查，有多少村民曾带着他们年迈的父母去大城市或者旅游景点旅行。截止到2015年，我发现有32户家庭进行过这样的旅行。带父母在假期旅行对中国城市居民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于像下岬村这样偏远的农村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突破。不仅仅是因为旅行所涉及的花销，也是因为在过去家庭成员之间，仅以观光为目的而共度一段时光或分享情感是很罕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上文所提及的代际亲密关系源于已婚妇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亲密交往。尽管这些年轻妇女（在我目前的研究中他们属于年轻父母一代）与父母之间的沟通和情感纽带不断增强，她们同时也制造了与公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代际关系迅速衰弱的重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婆们逐渐适应新的家庭关系模式，不再试图控制儿媳，这得到了儿媳们积极的回应。由于已婚妇女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代际亲密关系缓慢而间接地从一个已婚女儿与娘家之间的关系，扩展到其与婆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例子就是妇女为年迈的父母和公婆支付电话费。2015年夏，我在村里商店进行观察的两天内，有4个妇女为公婆购买预付费电话卡，有5个妇女为父母购买电话卡。
其五，代际亲密关系也会引发代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实践也确实造成了对他人生活的干扰。成年子女常常做一些他们认为父母会喜欢的事情而不再事先征求父母的意见，比如给父母买一些父母不喜欢的时装，或者强迫父母使用新的社交媒体；年长的父母则试图规范他们成年子女的情感生活，或者将自己的育儿观念强加在子女身上。过去由于村民们并不在意隐私和个人选择，这样的做法并不重要。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私和个人选择的意识大幅增长。成年子女与孩子在同时获取隐私和亲密关系上的困境尤为突出。他们有着较强的自我意识，对私人空间也有着更高的重视程度，这些情况加剧了他们与老人之间的矛盾。此外，与父母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也会对个人的婚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在已婚妇女身上尤为明显，已婚妇女经常主动请父母和兄弟姐妹干涉自己的婚姻生活。这种现象在过去十年间造成至少三对夫妇离异，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在80后一代人的离婚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所处的社会环境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2010年的下岬村村民更多依赖家庭、更加努力构建有意义的家庭生活，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对孝道的再定义、代际亲密关系的增长，以及下降式家庭主义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会扭转我之前研究中所探讨的家庭和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呢？我的答案非常直接：不会。这些重要的新发展尽管不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但实际上却来源于个体化进程。
首先，中国缺乏重新嵌入的机制，使得当个人在个体化进程中被从社会中剥离之后，家庭成为个人重组和重建安全感的最重要机制。简单来说，西欧社会的个体化经常通过机制变革和市场力量，将个人从之前的社会范畴（例如家庭、亲属关系、社群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但是，个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社交和重获归属感的机制，比如自由结社、非政府组织、宗教活动或新的亲密关系。然而，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的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策略。在减少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和支持，将个人从以往的农村集体和城镇单位所提供的保护伞下剥离出来的同时，政府须严防任何可能加强社会力量的重新嵌入机制的形成。因而，孤立的个体在国家和市场的强大力量之间独立存在，家庭则成为个体获取保护、归属感和生命意义的唯一源头。
与上述现象密切相关的一个因素是社会信任下降。现代社会依赖于对机构、专家和陌生人的信任。然而，在国家权威主义下，市场经济的胜利使中国在成为风险社会的同时，社会信任在最需要的时候不断下降，这一现象由于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而愈演愈烈。因而，家庭成员成为个体能够得到的最可以信赖的唯一对象，这在亲子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对年轻的父母和村里的青年人进行了关于信任的结构化访谈和小规模调查研究。绝大多数的被访者将他们的父母列为最值得信赖的和始终可以依赖的靠山。在回答分享失望、焦虑、绝望等感受的问题时，2/3的受访者将父母列为首选，将最好的朋友列为次选，而少于1/3的人选择了相反的顺序（城市青年中也存在相似的现象）。当我就同一话题对老年人进行访谈的时候，毫无例外地，他们都坚称将永远支持子孙，同时也坚定地认为子孙是其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对象。
其次，进城务工和城镇化进一步刺激村民在家庭内部寻求支持和帮助。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的人数从1980年的200万人增长到2014年惊人的2.73亿人，其中包含着1.68亿长距离迁徙的农民工，以及1.05亿在临近城镇工作的农民工，这些正是全国迅速城镇化所造成的结果。下岬村虽然在这股全国性潮流中起步较晚，但在过去的15年间逐渐赶上了这股潮流。到2015年，一共有102户家庭搬去临近的双城市居住，而剩下的家庭中的大多数依靠季节性外出务工生活，这些导致了上文所讨论的新的家庭结构和对代际团结的急迫需求。在不友好却十分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中，以农民工身份生存的共同经历，使得跨代人之间形成一定的共识。老一辈中的很多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市里从事雇佣劳动的先锋，正是他们将进城务工介绍给下一代人，因而造就了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基于共同经历的相互理解。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定期的分离和团聚让家庭成员间的每日碰面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这种分离和团聚在特殊的家庭聚会时制造了寻求感情联系的迫切需求。跨代家庭尤其如此，祖孙三代人的生活都被进城务工者的离去和归来塑造着。正如一些村民告诉我的那样，当家人（也包括亲戚）不能经常见面的时候，他们会思念彼此并且会对彼此产生更强烈的情感联系。由于农民工工资的上涨，进城务工也创造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一点在过去五年中尤为突出。这些可支配收入又有助于减少以前由于资源稀缺而造成的代际矛盾（这也是我的受访者反复提及的一个因素）。
再次，在过去30多年间，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流行文化少有变化，造成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思想一致。电视和手机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电视将家庭成员聚集在一处，将他们融入同一种流行文化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描写家庭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手机则让在城里务工的人可以与家人保持亲密联系。父母和成年子女经常在消费方面持有不同意见，但是由于享有同样的信息来源，他们在情感民族主义达成方面几乎出乎意料的统一，他们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骄傲、对日本感到愤慨、对美国的全球霸权表示不满。这与上世纪90年代的情形不同，那时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依然生活在毛主义集体化的影响下，并且表现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父权文化的特征；而他们的成年子女，即本文中的父母辈，已经开始离开村庄在城市里短期务工，因而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与上一辈的想法不同。
最后，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家庭，例如不断下降的生育率、不断减少的家庭人口数和4-2-1（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父母、独生子女）家庭关系结构的出现，以及长辈对独生子女在物质和情感上急剧增加的投资。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促成亲子关系的情感化，这又为代际亲密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父母介入已婚子女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在遇到生活危机时依然依靠父母的持续指导和道德支持，这正是上述代际团结的例子。在下岬村，如同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地方政府从未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夫妻像同龄的城里人一样，选择生一个、最多不超过两个孩子。他们将更多的物质和情感投入到子女身上。而在城市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影响使得已婚的女儿对父母来说更有价值，由于两对祖父母并存和家庭构成的灵活结构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孝道的父权式规范逐渐为新形式的妥协所取代。
在本文中，成年子女一代的迅速成熟也在代际亲密关系和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出现上起到重要作用。当他们步入30岁以后，以前自我放纵和被溺爱的这群年轻人开始感激父母，并通过更多的沟通、更亲密的关系和更深的情感依赖回报父母。但是，他们对孩子的珍视程度远甚于当年父母对自己的珍视程度，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靠父母的帮助来养育完美的下一代，以应对竞争愈发激烈的社会中的种种挑战。这些成年子女将对第三代的奉献和牺牲作为持续依赖父母的理由，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自我主义。我也将在文章的末尾对这点进行简要的阐释。
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在下岬村观察到的家庭生活中最有趣的发展，就是代际亲密关系的发展，这种变化必须建立在对传统孝道规范再定义的基础上。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八九十年代孝道和代际团结受到冲击的时候，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也从来不是严重的问题。当时代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晚辈的服从和恭顺的期望。一旦长辈不再要求服从和恭顺，就可以与子女逐渐达成新的共识，在新共识下孩子的个人幸福成为老年人生活的目标。因而，逐渐形成的代际亲密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而未被逆转。家庭变迁的早期趋势主要表现为，家长权威的衰落和子女权力的增长——这也是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个体化进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亲密关系转向的到来，也与家庭将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重心向第三代转移密不可分，这样的转移导致了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出现。
下岬村的案例可能代表了中国城乡两地广泛存在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的个体化趋势。近来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表现为冲突频率的减少、高度的相互信任、关心和责任感，以及在器物和交流层面上的代际互惠。移民并不一定会削弱代际团结和亲密关系，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移民事实上对这两者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新型的代际亲密关系似乎在城市家庭中更为普遍。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代际关系的新模式中，爱、关心和物质资源共同向下流动。这种趋势也可以被称为望独子成龙现象、代际沟通的亲密关系、以儿童为中心的关系和以第三代为中心的双边-多代家庭。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试图将这些点连接起来，或者试图在单一框架下将这些现象加以总结，也很少有研究将这些家庭变化的新趋势，置于中国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体化进程的大背景中进行讨论。我在下岬村的追踪田野调研以及与村民之间不间断的联络，使得我能够在一些重要变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及时发现它们，并且将这些变化置于当地和国家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虑。此外，我在之前有关个体主体性的文章就指出，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是，个体应对个体化的方式既依赖于其个体化的路径，也同时塑造着这一路径；因而，不同的个体化会产生不同的新个体。在这方面，对于下岬村代际亲密关系和下行式家庭主义的人类学研究，也加深了我们在主体层面对个体化进程的理解，即特定文化下个体或人格的定义既塑造着个体化进程，也反过来被个体化进程所塑造。
西方社会的亲密关系，以平等的个体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以及在尊重隐私基础上建立的透明性为特征，因而，这种亲密关系只能在平等的人之间出现。亲密关系不能替代个体之间的边界，所以只能通过认识和理解来展示真实的自我。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恰恰是对个体边界的相互侵犯，以达到两个人之间“不分彼此”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下岬村所出现的代际亲密关系，也同时产生干扰、矛盾和冲突。
中国式的亲密关系和隐私之间模糊而有争议的界限，根植于中国社会对个体人格的文化建构。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亲密关系研究和代际团结模型，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个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与内在自我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真正的亲密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然而在中国，个体是由关系界定的，自我只存在于一个被称为差序格局的、以等级排序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在这种关系化的个体中存在着一个分裂的自我：以欲望和利益为中心的“小我”和关系集体（家庭、亲族和国家）利益的“大我”。当两个“自我”发生冲突的时候，“小我”必须服从“大我”。因此，尽管对孝道的再定义消除了之前对于晚辈顺从的期望，但是这种新出现的亲密关系，并不能使不同代际关系的性质平等。相反，它导致老年父母放弃了从前的阶层优势，从而换取成年子女的情感关怀和物质支持以及其他超越个人生活有意义的事情。正如沈奕斐在她研究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书中所证明的，年轻的父母主导着这种转变，因而普遍享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当老年父母拥有丰富资源时，这种权利的平衡就会反转。这样看来，中国家庭的代际团结要比代际平等更容易实现。
正是因为中国人依然是一个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关系个体，并且有一个分裂的自我，西方那种为自己而活的理想在中国文化中很难获得充分的道德合法性。尽管个人的欲望和权利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许多认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确实已经使追求幸福成为新的家庭理想的一部分——个人生活的意义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人际关系网之中，而且必须通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来获得。换言之，赤裸裸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自我主义总是会遭到谴责，但是以“大我”为名的自我主义行为则是可以接受甚至是被推崇的。延续Stephan Feuchtwang的说法，我将此称为“社会自我主义”。在传统中国，这个大我就是祖先；而在毛泽东时代，祖先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取代；到了今天，“大我”主要体现在第三代身上，这些孩子承担着实现父母和祖父母梦想的责任。因而，代际亲密关系和下行式家庭主义——广义上说是家庭和社会的个体化——既是现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个人对幸福和生命的意义的追求带有明显的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的特点。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07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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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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