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38年来，我们合作进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创新，主编出版了《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中华民俗大典·澳门卷》、《中华民俗大典·四川卷》等等开创性的重要著作；还主编完成了《中华民俗大典》广西、北京、云南、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甘肃、青海、内蒙、宁夏、河北、河南、湖北、台湾等等省市的分卷，正在出版的过程中。

　　在这些合作的过程中，过伟同志都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在联系作者和文本编审工作中，都作了许许多多的具体工作。

　　他是我的老大哥，比我大六岁，解放前就和朱自清先生有学术交往，并且考上了朱自清先生主政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我还在扬州中学读书呢。

　　解放后，过伟同志参军南下，1949年11月到达广西全州，他看到广场上停留着五六十辆军车，战士们在车身上用粉笔写了许多新民歌，他就一辆辆看，把好的抄下来，共记下五六十首。于是从中精选三首寄往北京光明日报，12月就以《汽车诗》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是他最早的民间文学调查，在当时有这样的文化自觉，真是难能可贵。

　　广西解放前土匪极多。过伟同志随部队投入剿匪战斗，几次出生入死，无所畏惧。

　　1951年，过伟同志参加创建广西《柳州群众报》，又主持《宜山农民报》，立即发动广大群众采集民歌，得到了209位通讯员搜集的20多万首传统民歌和新民歌。广西真是一个歌海呀。过伟同志为开发这个文化宝库，挥下了可贵的第一锄，这种开拓奠基工作，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从1952到1956年，他白天紧张地办报，晚上就整理民歌。辛辛苦苦从庞杂的20多万首山歌中，精选出了1000首，反复斟酌，分类编排，编成《柳州宜山山歌选》，寄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过伟同志是多才多艺的，又是非常勤奋的，当时他刻苦学习民间文学和西洋歌剧、革命新歌剧的艺术技巧，创作了彩调剧《一定要解放台湾》、侗剧《秦娘美》和民族歌剧《秦娘美》。他自觉地要求剧本要有人、有戏、有诗、有情、有德、有民族特色，还要有戏胆、歌胆，也就是在戏剧性、文学性上都要出彩。所以这部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歌剧，剧情既吸引人，歌词又富有诗意。当时武汉歌剧院院长程云同志给他写信说：

　　“你说从未写过歌剧，可是《秦娘美》出手不凡，符合优秀歌剧剧本标准。写得又好又快，比歌剧院创作组几位歌剧作家还出色。”

　　歌剧院当时已经组织音乐家进行作曲，准备在1958年10月1日隆重上演。《长江文艺》也要发表剧本，珠江电影制片厂也准备拍歌剧《秦娘美》舞台艺术片。歌剧院的一位女高音演员在巡回演出中还同过伟频繁情书往来。1957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通知过伟，已经批准他为会员，《柳州宜山山歌选》即将出版，这是解放后第一本新搜集的民歌集。于是过伟再接再厉又编选了《柳州各族歌谣选》、《柳州各族故事选》和《柳州各族谚语选》和《宜山山歌选二集》，还准备创作几部壮族、苗族、侗族民间故事改编的和现实题材的新歌剧。

　　但是，好事多磨，这美好的一切，由于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而全部化为泡影。

　　过伟同志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他只好下乡上山从事劳动改造，去种甘蔗、搞水利、经商、搞群众文化工作，这也给他创造了深入群众体验生活的机会，在七八年中，他勤奋写作，在文艺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他创作了反映水利建设的彩调剧《跑明山》，在广西日报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表，还在许多水利工地演出。

　　他又根据县武装部政委的要求，创作了彩调剧《代代红》，受到广西军区嘉奖。

　　还创作了彩调剧《贫农风骨》、《卖鸡争》、《相婿记》、《鱼胆红》、壮剧《红玫瑰》等等剧作和舞蹈《朝阳舞》。

　　《朝阳舞》这个舞蹈，是过伟认真学习了壮族民间音乐舞蹈、师公舞蹈的优秀成果而创作出来的，所以广受欢迎，由象州县农民代表队演出，从象州演到柳州，又从柳州演到南宁，1964年从南宁还演到了北京。

　　1963年，过伟和一位美丽善良的苗族姑娘杨萍结婚。1964年就生了一个胖大小子过竹。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过伟同志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被扣上了“象州邓拓”的帽子，他的剧本等等创作都受到了大批判。但是他初心不改，白天艰苦劳动，夜间刻苦学习中国古代典籍，广泛阅读，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

　　文化大革命以后，过伟同志又最早恢复了民间文学的编选工作。1980年出版的《侗族民歌选》是全国文革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民间文学著作。当时他为了赶编《侗族民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这两本书，两个多月不下楼、不理发、不看电影，精选、分类，反复斟酌，赶写出两本书的长篇前言。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贾芝同志到广西调研，壮族著名作家、民间文学家黄勇刹同志对他说：

　　“过伟同志是民间文学的钢杆分子，斗不垮、压不碎的忠诚于民间文学事业的人。他的《柳州宜山山歌选》对我创作歌剧《刘三姐》帮助很大。这是广西山歌最优秀的选本。”

　　1980年开始，过伟同志调到南宁师范学院工作，讲授《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中国民俗》等等课程。他把调查民间文学的鲜活成果和古今中外的书本知识结合起来，在教学和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当时过伟同志除了《侗族民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之外，还出版了《侗族民间爱情故事选》、《养鹅小姑娘——侗族民间儿童故事选》和《侗郷风情录》，这些作品受到了贾芝同志的高度评价。

　　他参与主编《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起草了“凡例”，并增加了引歌（民间诗论）、古歌（神话歌）和故事歌三类，得到贾芝、陶建基、张文、蓝鸿恩等领导同志的肯定。

　　由于《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是全国的第一卷，所以出版后，影响很大。贾芝同志说：“广西卷实际上起到了全国各省卷的样板作用。”这个样板卷，获得了广西文艺界的最高奖——铜鼓奖。

　　我和过伟同志是在1981年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结识的。我们商定进行学术合作，发动全国各民族学者研究民间诗律。于是1983年以北大民俗学会的名义发出了调查研究民间诗律的呼吁书，很快获得了热烈的响应，1987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民间诗律》，老诗人臧克家写了序，著名诗人贺敬之同志题写了书名。我们在冯至、季羡林等老师的支持下，又再接再厉编选出版了《中外民间诗律》（1992）和《古今民间诗律》（1999），此三本书共有154篇研究中外各民族民间诗律的专文（包括中国56个民族，国外19个国家）。这是17年合作的成果，得到了全国126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在组稿的过程中过伟同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真是不厌其烦，反复催稿。他还总结出“民间诗律在民俗环境里、歌唱状态中产生的，具有重要性的十九条事理”。这是他的民间诗学研究成果。

　　为了发展和提高新诗创作的水平，过伟同志买了许多新诗集，经过对比研究，写了一篇长文《民间诗律和新诗发展的思考》（见《岭南十二枝花》）。

　　过伟的民间诗学研究，包括对中国南方各民族和汉族民间诗律的描写研究和比较研究，还有对民间歌手、歌师的调查和研究。如《侗族古今歌师扎记》，内有歌师的经验、诗论和创作过程的故事传说。后写成《侗族民间诗论（歌师传）》（见《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在此基础上，过伟同志和人合作，搜集了26位学者的60篇文章编成《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其中包括19篇民间诗论。后又进一步编成《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合编）。

　　过伟同志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包括侗族、毛南族、壮族、回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等民族的故事精选，许多是他过去调查搜集编选过的。但是他仍然反反复复三度统稿，三度审改，起草长篇研究性的前言，一再修改，精益求精。2001年出版后，获“全国民间文学艺术十大集成、志书编纂一等奖”，在获得这个全国性大奖的同时，又一次获得广西文艺最高奖——铜鼓奖。

　　过伟同志从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发展到对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全面调查研究。在《侗郷风情录》之后，又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和壮族、瑶族风情录等等专书，还有《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这是他在给越南留学生讲授民间文学课时，作为课程作业搜集整理而成的一本相当厚的书。过伟同志真可谓是见缝插针，滴水不漏了。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编写方面，广西的《毛南族文学史》《京族文学史》《仫佬族文学史》是由过伟负责写的，他抓得很紧，在56个民族的文学史中，按出版先后，这三本文学史都名列前8以内。在全国各省区中是最先进的。

　　为了与文学史配套，1999年过伟同志又主持编选了毛南族、仫佬族和京族这三个民族的《20世纪文学作品选》，都认真写了研究性的长序。

　　1999年，过伟同志还完成了《中国女神》专著的写作。这是他积累了15年资料，写作4年的创造性成果，包含三个资料库的资料，共50万字，140幅插图，32幅照片。其中包括全中国56个民族的1000多位女神。这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日本民间文学权威君岛久子教授非常赞赏，已经与人合作把它译为日文出版。

　　正因为广西的民间文学工作在全国是最先进的。所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6年4月组织了全国民间文学专家和世界民间叙事研究协会主席——芬兰的劳里·航科教授一行的国际联合调查，就落脚在广西三江，这是过伟同志长期搞群众文化工作的地方。贾芝同志请过伟在大会上做主题报告，介绍广西侗族的民间文化。过伟同志还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侗族民间诗论（歌师传）》，这是对民间文学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新成果。起了引领潮流的先进作用。

　　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倒使他得到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从而接触到真正的民间文艺。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他记录、编选出版了《侗乡风情录》、《大瑶山风情》、《中国瑶族风土志》、《广西民间故事集成》、《中国侗族歌谣故事精选》等等许多著作，由于少数民族同志的汉文容易出问题，他在整理、编选工作中要做到文从字顺、生动感人，需要付出很大的修改劳动。他总是默默奉献，特别尊重少数民族同志，在合作的图书的署名上，他总是把少数民族同志放在前面，而自己则往往是敬陪末座，放在最后。这样他自然会得到许许多多少数民族同志的欢迎和爱戴。他们的关系特别亲密融洽。

　　过伟同志确确实实是民族团结的典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在合作中强烈地感到，在这飞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民间文化正在不断地消失着，必须立即进行抢救。于是我们向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建议发动全国民间文化工作者调查编写《中华民俗大典》（原名《中国民俗大全》，因为还包括海外华人卷，故改为今名。），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民间文化专家的热烈响应。于是立即投入了调查编写之中。这是一套巨型的民俗丛书，每个省市一卷，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共35卷，都按照统一的调查编写提纲的体例进行编写。每卷100万字左右，共有3000多万字。现在已经完成广西、澳门、台湾等省市20多卷，已出版澳门、四川两卷。费孝通为总顾问，钟敬文、季羡林为名誉总主编，我和过伟、白庚胜同志三人为总主编，周星、刘铁梁、高丙中、万建中为副总主编。

　　在《中华民俗大典》巨型丛书的编写中，过伟同志和过竹编写的《中华民俗大典·广西卷》民俗调查的基础最好，所以交稿最快，新疆人民出版社当时已经决定立即出版，后因我们提出等待批量出版而推迟。

　　过伟教授在学术创新中，是勤勤恳恳、不遗余力的。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著作共有60多本。可以说是“著作等身”，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他的《中国女神》、《台湾民间文学》都是开创性的大作。

　　在写作《中国女神》时，他自觉运用顾颉刚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姜彬的区域文化研究法、段宝林的六维立体研究法。段宝林谈到导师王瑶先生要求他在研究中要尽可能搜集有关课题的全部第一手资料，因为具体的第一手资料是最有长远的学术价值的。过伟同志听了之后，感到特别好，于是在研究台湾民间文学时，不仅到台湾去搜集所有的民间文学书刊资料，而且，向所有台湾的老中青民间文学家发信征求著作资料，于是得到了台湾民间文学家们的几乎全部著作。经过刻苦的全面研究，终于写成一本厚厚的《台湾民间文学》。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台湾民间文学的专著，台湾民间文学的权威人士——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金荣华教授说：

　　“这本书内容全面、详实而丰富。台湾没有人能够写成这样的著作，恐怕今后也没有人能写。”

　　所以过伟同志在台湾有很多粉丝，大得人心。

　　他在写论文上的要求是“六字真言”——“新材料、新观点”。晚年，他给自己写了一首《五不歌》：

　　不为名累兮，

　　不为利蚀兮，

　　不为欲惑兮，

　　不为成功骄兮，

　　不为挫折馁兮。

　　这其实是他一生为人的准则。他在2008年，用自己的全部积蓄6万元，出版了两本大书《中华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上下）。这已经是在他退休之后，与评职称无关了。

　　他说评职称要求多发表专著、论文，但是他更注重合作调查编选的民歌选、故事选、风情录，“以一颗平常心为后世保留下一些民间文化成果。”他认为：

　　“只有这些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的文艺创作才是不朽的，对后来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有永恒的文化意义。”。

　　著名的澳大利亚民间文学专家谭达先博士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要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特别是南方民间文学、民俗学，不能不读过伟著、编的书。”

　　台湾、日本的学者也非常重视过伟教授的著作和他编选的民歌选、故事选、风情录，这是很自然的。

　　过伟同志已经永远和人民文化结合在一起，已经和人民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当然是不朽的、永生的。

　　过伟同志是死而不亡的。

　　2019.3.10.于北京大学五道口嘉园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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