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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落民俗志书写实验：学者与民众的视域应怎样融合
一般说来，学者在进入村落进行调查的时候，多会寻找合适的合作者。他们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乡村生活资料，还能为学者搭建更多的田野关系提供便利。正如劳格文所言：
与当地人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长期居住在那里……他们最懂得当地方言、宗族的历史等等。我们每次做田野的时候都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但不一定说要找很多人。找到一个对地方历史、民俗感兴趣的当地人来进行合作还是有用的。因为他所提供的数据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而不太可能是学术界构成的那种写法。而且，他当然也描述自己家乡的东西。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还自己写了书。
这在田野调查中无疑是必要的，但不应仅仅视作一种具体操作技术，还应进一步追索其方法论意义。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调查，往往通过对村民访谈而获得的田野资料，来确定不同村落或更大地域单元之间的文化异同，再结合史料推断民俗的历时性传承或变异。对于民俗事象的横向比较（注重空间差异）与纵向钩沉（注重历时传承），构成了传统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模式。而在地方政府和村民看来，民俗学者的调查活动则颇显诡异：
这几年，我多在地方政府官员与民俗学者之间充当中间人。地方政府官员在送走专家学者之后，曾多次问我，他们为什么下来走村串户地搞秘密调查？挖掘那些“千年崎里万年打撒”的封建迷信有啥用？调查出来的东西，对我们地方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再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自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付钱之后希望学者们对当地文化无限地吹捧拔高，但学者秉承学术良心，对于当地文化的有限度的“吹捧”往往令领导不悦。一些相熟的朋友经常打趣我说，你又陪着专家教授下去挖掘了多少封建迷信？被调查到的民众也会问我，专家教授为什么要调查那些他们自己也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其中的误会与症结，正如铃木正崇所言，“以往的民俗学，将复原过去优先于一切，在与采访者的交流过程中只专心挖掘他们关于过去状况的追忆，往往忽略现实与叙述内容之间的脱节。”相形之下，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努力成为‘自省之学’，以阐释现代，那么，应从调查、记述转向分析，内在地把握整体并使之相互联系，就诸如调查者的视角与思维逻辑、当事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应答、地方视角的复杂性、家族、村落、地域社会的理念与现实等都要考虑进来。就记述而言，也有必要在知识的生成过程、外来与内在、群体与个人的视角交错等方面保持清醒的意识”。也就是说，走进民间进行田野调查，既是收集研究资料的过程，也是与民众打交道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态势，可以建立起一种公共话语平台。但这一公共话语平台的建立，却并不局限于“创建民主、平等和公正的民俗书写范式，构建平等的田野对话平台，生产出交流的、对话的、合作和共享的田野作业产品”，而是可以通过村落民俗志书写，促进整个社会对民生和民心的理解，推动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传承与共享，并逐渐提升民众参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权利。此非易事，却值得下力气探讨，尤其是需要在各种村落民俗志书写实践中，不断推进学者与民众之间的视域融合。
2016年夏，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策划的“山东村落田野研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规划资助项目，并以山东村落为单元最终出版著作20种。鉴于以往村落民俗志中少有村民的内部视角，我们提出以“深描村落生活，凸显村民主体，梳理乡土文脉，展现国情底色”为原则，鼓励学者与村民在田野调查深度合作，期望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尽量呈现二者的不同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俗知识的“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现在看来，初衷远未实现，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些尝试却值得继续探讨。
其一，对于村民的民俗知识不妄加评论，而是采用现象描述的方式予以留存，可以更真实地呈现村民心态。
初入田野者，容易囿于自我知识之“先见”，对于村落民俗匆遽地下判断。比如对于村民的信仰活动，或评判其是否迷信，或质疑其佛道混杂，而不能理解这些活动与中华文化传统、地方社区公益传统、村民生活实用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上述知识“先见”，其实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肤浅理解，本来是应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被反思的。更何况，即使是在看似荒诞不经的言行背后，也往往蕴含着村民的真实心态，是解读村落心史的难得资料。
在当今田野调查活动中，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与村民之间的那份“神圣契约”早已淡化，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彼此无害、期望有益的现实交往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与村民之间多是短暂的合作关系，而且通常不是平等交流的关系。在村民的心目中，到访的学者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可能会期望这次访谈活动能对自身境遇的改善有所帮助，“受访者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对这些效果加以利用，以便给访谈的情境定下调子，使一场交流变得对他们有利，因为交流的要点恰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希望展示给别人和自己的自身形象”。一些有见识的村民，会揣摩学者心思而对其民俗知识加以改装，往学者这边贴靠。他们一旦察觉到学者话语有助于自我或本家本村的“增值”，往往就会抛弃己见，欣然赞同学者的说法，甚至热心地帮助寻找证据。虽然这也是村落知识增长的一种方式，但目前还处于不稳定状态，需要将之与村落中比较稳定的民俗知识比照分析，否则，我们对村落的理解就不免浮光掠影。
其二，我们在本套丛书的最后，特设专章“咱村的人，咱村的事”，并附录“重要民俗资料提供者简介”与村民日用文献，期望尽量体现村民主体视角。
书中“咱村的人，咱村的事”的专章设计，意在以词条单列的方式，突破传统村落民俗志书写的窠臼，在以事带人的描述中展现村民自己的文化阐释。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如笔者在完成《洼子村》一书初稿后，曾携带打印稿专门到洼子村，请教颇有威信的7位老年村民，希望借助他们的眼光来矫正其偏颇。有村民尖锐提出，原书稿过于突出巫婆神汉、善人及其信仰活动，却没有为本村烈士、支前英雄“树碑立传”，也没有突出“教师村”的形象，并在事后为我提供了相关资料。我们据此进行调整，新增“教师村”“红色记忆”两个词条，与原有的“公事总理”“礼仪人家”“善人”等并置，就显得合理多了。
重要的民俗资料提供者，通常属于村民心目中“会看事”“会办事”“会说话”的人，经常代表村民向外人述说“村落文化”。他们的话语，当然也会经过其自身的选择、加工，因而具有个人色彩。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大多数村民会认同其村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吗？村民如何评价其话语？学者的到访，是促成了村民对其话语的接受还是相反？这些都需要格外留心。书后所附“重要民俗资料提供者简介”，意在呈现村落精英的个人基本信息，有助于对其话语的进一步分析。
再后所附的村民文献，与学者所撰写的正文文本形成对比。学者与村民的视点不同，知识储备有别，对村民村事的评判往往差异明显。比如面对同一个村落，学者往往是看了相关地方志、地图、家谱、碑记等资料以后，有时候还会事先阅读相关论著，再去跟村民交流，当今学者还会特别看重祠堂、庙宇、信仰仪式、神婆神汉等，认为这代表了村落文化的完整生态。对于村民而言，村落则是其身在其中、热土难离的“家园”。我们曾在2002年来到洼子村，村委会事先安排3位老年村民向我们介绍“村落文化”，他们将“村落文化”分解为“村志”“民俗概况”“文化教育概览”三部分，并分别撰文。显然，在这几位村民的心目中，“村落文化”是可以被理解为历史、民俗与“高层次文化”（并视为本村的特色文化）这三大层面的。这一分类，对于我们理解当今及村民心态仍具启发性。
其三，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尽量体现村民的日常生活视角。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知识形式，包括口述、物象、仪式、文字等，乃是在长期的“过日子”中凝结而成，其意义是将个人、群体乃至村落的历史、当下与未来贯穿起来。这需要学者既关注村落的历史脉络，又要聚焦当今村民的关注焦点，以此体悟村民的话语叙事。本套丛书中《胡集村》一书的作者在完成初稿后赴村交流，最初也曾对村民关于村落起源的种种说法感到迷惑。如村民以胡集书会说书前惯用的几段开场白为证据，坚持认为本村起源于春秋时期，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这一说法无疑是“非历史”的，但却正反映了村民希望将本村历史拉长与神圣化的真实心态。作者最终定稿时，就没有予以简单地抹杀或揶揄，而是在列举地方志书中的“明初立村说”等之后，呈现村民的“春秋立村说”及其依据,并保留村民的其他说法，这无疑是确当的。
诚如吴重庆所言：“我们强调对事件过程和背景的深入体察，不仅从调查中发现问题，而且将问题置于调查的具体场景中展开，以保证理解的完整性，并防止以既有的理论解释代替对问题的思考。正是把问题置于完整而具体的事件之中，才有了以既有理论解释问题时所无法发现的灵感，研究也才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希望。”毕竟，村落民俗志书写不应成为罗列乡村琐事的拼盘，也不应满足于立此存照式的村落民俗画卷。笔者深信，就在众多村落所呈现的异同之间，蕴含着中国基层社会的真正奥秘，这应该成为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努力的方向。
万建中提倡“全面意义上的实践民俗学”，认为应该是“调查者深入民俗生活世界，同时，调查者又有意识地让当地人进入学术书写环节，使之从被书写者转化为书写者”，这一提醒是可贵的。不过，在所谓的“当地人”群体中，真正具有书写能力的还只是少数精英，而且不见得都有书写民俗的动力与热情。更何况，这些民间精英往往会受到日常生活（包括地方政府行政）的更多制约，且普遍存在因贴靠专业学者学术话语而损伤自身文化表达个性的现象。相形之下，在当下社会渐成热潮的村落民俗志书写实践中，确认学者与包括民间精英在内的民众的双重主体地位，倡导在相互尊重中调整自我视角，涵括对方立场，通过视域融合尽可能多地存留各个社会阶层的完整生活与心理感受，则更具现实意义。至于由谁来执笔书写，则是次要问题。
六、结语
近年来学界劲吹“田野风”，进入村落成为时尚。特别是一些有老建筑遗存的古村，人们更是纷至沓来。热衷于进村者，并非都出于对村落价值的珍视与对村落发展的关怀，但对村落的影响却是强大而持久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国家战略聚焦乡村，社会资本涌入乡村，乡村成为当代社会的“宝地”。
毋庸讳言，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与人文传统是脆弱的，由此在当下呈现出普遍凋零趋势，但村落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村民是绝不可轻忽的文化传承主体，何况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智慧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弥足珍贵。村落民俗志书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谱系中的重要传统，在当下具有特殊意义。笔者提倡以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村落民俗志的书写实践，其意在此。我认为，其中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一、在乡村社会发生剧变、村落大量消失的当今之世，村落民俗志书写亟需以深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兼顾民俗的传承与变迁、自治与他律的动力机制，挖掘村落内蕴的传统智慧，促进对村落社会、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理解。以此为基础，阐述其对国家或地方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如何通过民俗文化传承以济世致用，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二、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要达至上述目标，就必须要调动村民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深度参与，在文本中彰显民间立场，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真正的村落民俗志，既应以写实笔法呈现真实村落生活，向社会提供一份可信的国情资料，其书写过程本身又构成一种社会实践，促进村民在当代乡村文化传承乃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自觉行动，探索在政府和民间搭建起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磋商平台。
三、有着长达数千年“层累”优势的中国文化，其发育发展离不开中国乡村社会土壤，其思想内涵在村落生活中有丰富积存。因此，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从国家推行、精英阐发与民众实践等维度对中国文化作交互式理解，特别是发掘与分析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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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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