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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细化语境研究的立场出发，将史诗演述的前提事件分解出来，厘清常态/非常态前提事件的边界，对正确理解史诗演述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若干田野观察证实，蒙古族史诗《格斯尔》在 巴林地区的流布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尤其是其口头演述往往以非常态事件为导引，借由民间信仰框定叙事语境，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娱乐功能，却催生了强固的演述禁忌；禁忌阻隔了史诗传播的部分通道，同时使史诗演述在这一特定区域内得到了更稳定的传承。
关键词：史诗演述；常态/非常态；前事件；语境；格斯尔
作者：乌•纳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野研究表明，史诗演述的全息性意义只能在语境中生成。语境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田野作业意义上的“语境”是指特定时间的“社会关系丛”——至少包括六个要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性，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意义生成与赋予。在口头史诗演述中，语境实质上是由以上六个要素构成的互为关联的动态过程。史诗演述往往会以某个前提为动因，并在其驱使下制导言语行为的发生，而这个动因便会构成史诗演述事件的前提性事件，本文称之为“前事件”。有时，这个“前事件”会决定“这一次”史诗演述的民俗目的、功能和意义。对此，我们应当细心地加以观察、辨识和阐发。
一、史诗演述的前事件
基于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的互动关联，巴莫曲布嫫总结出“五个在场”的田野研究操作框架：史诗演述传统的“在场”；演述事件的“在场”；受众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研究者的“在场”。对研究者而言，这“五个在场”的同构，意味着在其眼前形成了一次相对理想的、气韵生动且充满细节的史诗演述场域，剩下的便是敏锐而深入的参与观察了。
“五个在场”是对一次具体的演述事件进行观察而言的，其目的是以“这一次”的演述事件为追踪连线，进而推进一系列演述活动的田野研究。那么，“这一次”演述事件的起点又在哪里呢？应当在传统、受众、研究者三要素“在场”的情形下，由第四个要素——演述人开始演述史诗文本的那一刻。其中，“演述”是第五个要素。由此，演述场域的五个要素同构为一个互动过程，史诗演述的观察也就从开场逐步走向高潮直至结尾。
但是，这个互动过程有可能尚未覆盖“这一次”史诗演述事件的全部过程。尤其是一些活态史诗的演述事件之前，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前事件”。那么，这个“前事件”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这一次”史诗演述的前提性事件。它是“这一次”史诗演述的直接动因，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这一次”史诗演述便不可能启动。这个“前事件”应该被包含在语境六要素中的“过程”一项中，而不应被笼统地归属于“史诗演述传统”的常态范畴之内，因其作为一次生动鲜活的特定事件，既有约定俗成的稳定性，又有预料之外的偶然性。
巴莫曲布嫫曾对“语境普泛化”的弊端提出批评：“语境的普泛化，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成了‘文化’、‘传统’、‘历史’等等宏大叙事的代名词，同时也消弭了我们对具体民俗事象的深细观察与审慎分析。因为，文本材料与田野材料之间各个不同的部分都在语境普泛化的过程中被整合为一体了，这些材料的差异性在可能的并置之中几乎是无限的，因而在意义生成方面，我们或许获取了比文本解读更多的可能性，但其阐释的结果近乎是没有底线的，也难以比较全面地揭示文本背后的传统真实，尤其是细节生动的民俗生活‘表情’。”的确，普泛化的语境观使得原本轻松自由且富有美感的史诗演述变得越来越沉闷乏味和难以理解，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和描述了。
想要克服这种普泛化的语境观，一个有效的办法便是规避整合，分解语境诸要素的各个不同部分，使之变得有底线、有界域，让那些生成民俗意义的细节流程真实生动地逐一浮出水面，不仅使研究者观察得清清楚楚，而且让研究报告的读者也看得明明白白。本文从史诗演述语境的“过程”一项中分解出演述事件的“前事件”即“前提性事件”便出自这样一种考虑。
二、常态/非常态前事件
一次史诗演述事件的发生总会以有某种动因为前提，而当该前提以事件的形态出现时，便构成了“这一次”史诗演述的前事件，并事先规定了此次史诗演述的民俗目的、功能和意义。前事件发生之后，或许接下来的史诗演述会顺利进行，或许因为语境六要素中某一项的缺失而无法进行。前事件的功能只是为“这一次”史诗演述事件提供前提，并不能保证演述事件的顺利进行。在若干田野观察中可以发现，前事件同史诗演述事件有着明显的边界；前事件又可具体划分为常态的和非常态的前事件。
常态前事件是指作为史诗演述前提的惯常性事件，例如，赛会、人生仪礼、祭祀仪式等周而复始的民俗事件。荷马史诗演述场域——泛雅典娜赛会便是一种常态前事件。纳吉说，荷马史诗传统的流布过程中曾形成一个中心化语境，那就是泛希腊节，即雅典城的泛雅典娜赛会。这样的语境，为季节性反复出现的荷马史诗演述提供了正式场合。这里还形成了荷马史诗的相关演述制度、聚集在一起的听众，以及向外传播而更趋于统一化了的传统，因此，构成了一种中心化语境。在印度史诗传统中也形成了这样的中心化语境，即“泛印度”语境。彝族史诗“勒俄”的口头演述部分有着严格的叙事界域，分为“黑勒俄”与“白勒俄”，并按“说史诗”与“唱史诗”两种言语行为方式进行论辩比赛，由具体的仪式化叙事语境（婚丧嫁娶与祭祖送灵）所决定。也就是说，“勒俄”史诗演述的前事件是婚丧嫁娶与祭祖送灵等常态化民俗事件。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演述通常也以常态民俗事件为前提。据田野报告，《江格尔》史诗演述事件的前提有五种：其一是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大家聚在一起便可由演述人进行演述；其二是每逢春节或各类庆典，演述人应邀到邀请者家里去演述；其三是演述人在《江格尔》比赛上演述；其四是演述人应邀在军营里演述，以鼓舞士气；其五是演述人在敖包祭祀上演述。这五种情境，均可归入常态前事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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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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