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沃斯克列辛斯基在1989年出版中国话本小说译文集《懒龙的把戏——25篇16-17世纪中篇小说》，其中选译了冯梦龙《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蒙初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中的25篇小说，并亲自为这个译本撰写了题为《16-17世纪中国城市小说》的序言。译者在序言中简要概括了中国城市小说“话本”的发展历程、代表作家作品，冯梦龙、凌蒙初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认识价值，尤其对话本小说的“趣味性”、“传奇性”、“通俗性”，结合具体文本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他对中国话本小说的翻译和研究，有助于俄罗斯和西方读者认识中国古代民间通俗小说的审美奥秘和价值，为中国民间文学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所认知和接受，作了有力的解说和宣传。
关键词：沃斯克列辛斯基；中国话本小说；民间；特质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在东北亚的传播研究”（10JJDZONGHE011）。
俄罗斯汉学——文艺学素有关注民间文学的传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女汉学家K·И·戈雷金娜（КираИвановнаГолыгина，汉名郭黎贞，1935~2009）在她与B·Ф·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ФёдоровичСорокин，1927~）合著的《中国文学研究在俄罗斯》一书中写道：“对于我国汉学来说，总是注意于人民的创作，更何况俄罗斯文艺学从来没有局限在高雅文学的框子里。”她指出，中国文学的“许多体裁是建立在书面文学与民俗文学的衔接点上的。”也就是说，在俄罗斯汉学家的心目中，中国文人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始终是与民间文学（фольклор）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虽然他们在翻译和研究中国“传统的体裁概括体系”，如“传奇、话本、小说、杂纂”等的时候，也使用诸如短篇小说（новелла）、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长篇小说（роман）这样一些俄罗斯文艺学术语，但其所指又经常带有民间文学（фольклор）的内涵。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俄罗斯许多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中，都把对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传统关系的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中的“民俗学文艺学”派。
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话本”小说的研究开始于60年代，他们把“话本”译作“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但К·И·戈雷金娜指出：“‘中篇小说’这一术语不是最合适的，因为没有传达作为口头故事的书面记录而兴起的体裁的特点。”这方面的第一批著作之一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热洛霍夫采夫（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Желоховцев，1933~）1969年出版的专著《话本——中世纪中国城市中篇小说》（1969年），书中概况介绍了这一体裁的基本作品，提出了宋代说话与说话人问题，并将话本与俄国17世纪中篇小说作了类型学的平行比较。
在话本及后来拟话本研究上下力颇多的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沃斯克列辛斯基（Дмитр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汉名华克生，1926~2017）。他出生在莫斯科，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航空仪表制造中等技术学校，同年进入军事外语学院学习汉语。受业于《大汉俄词典》的作者伊利亚·米哈伊洛维奇·奥沙宁教授。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到部队教汉语。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研究生班，然后被派往中国，1959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自1958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同时在苏联外交部外交学院、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文学院等单位兼职。曾于1971-1972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1979-1980年在日本创价大学、1985-1986年在我国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现为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功勋教师和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
沃斯克列辛斯基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话本研究论文，并提议在“话本”这一体裁总名中设一个子目——“骗子小说”（Плутовскаяповесть），来强调这种新的体裁分支的特点。沃斯克列辛斯基对话本小说情节和思想体系的研究在俄罗斯汉学文艺学中第一次引起了传统中国俗文学问题的提出。他认为这种文学不仅出版发行量巨大，反映了平民大众的意识形态，而且“就其存在于城市说书人节目中的叙述故事的情节主题的流传类型来说也是大众的”。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在他于1988年全苏汉学家联合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民族传统体系中的中国大众文化》里作了全面阐发。沃斯克列辛斯基还在1989年出版了他的中国话本小说译文集《懒龙的把戏——25篇16-17世纪中篇小说》，选译了冯梦龙《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蒙初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中的25篇小说，并亲自为这个译本撰写了题为《16-17世纪中国城市小说》的序言。译者在序言中简要概括了中国城市小说“话本”的发展历程、代表作家作品，冯梦龙、凌蒙初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认识价值，尤其对话本小说的“趣味性”、“传奇性”、“通俗性”，结合具体文本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他对中国话本小说的翻译和研究，有助于俄罗斯和西方读者认识中国古代民间通俗小说的审美奥秘和价值，为中国民间文学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所认知和接受，作了有力的解说和宣传。
Д·Н·沃斯克列辛斯基在为该书撰写的题为《16-17世纪的中国城市小说》的序言中首先指出：“大量的中国文学文献反映了古老国家和她的人民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充满了独特形象和复杂联想的文化”，而“16-17世纪的城市小说就是这些文献之一”。他说：“城市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富于动感的结构，读之兴味盎然。”他写道：“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两个文学潮流——书面语言的文言文学和口语‘白话’（按字面意义就是‘白色的’，或者‘明白的’语言）文学。”他说：“这两种潮流不是封闭的，互相隔绝的艺术世界。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被另一种艺术价值的特点所丰富，并包藏在另一个里面。但是，这个和那个又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诗学原则和艺术规范。”而城市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正是“两个艺术世界（按它们作者的身份）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3]的结果。他指出：“中国城市小说具有鲜明的平民文学特点，因为它的源头一般来说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性质。在其全部历史时期内，它与民间口头创作紧密地联系。”
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城市小说在中国通常被称为‘话本’，意思是‘讲述的基础’。这个名称的出现还是在体裁形成期——宋代（10-13世纪）”。但这一体裁的“第二次诞生”是在16-17世纪。他指出，这一时期是“对于国家文化非常有意思的时期”，“是戏剧性的、充满了尖锐矛盾和冲突的一个中国历史阶段。”他指出：“国内社会在这一时期实际感受到深刻的社会和精神危机。引起这一危机既有内部的原因（明王朝的自我毁坏），也有外部的原因——与尚武邻居、首先是满族人的不间断的冲突”。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这一时代社会现实的总特点乃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危机，执政的明朝没有办法解决国家的复杂问题。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加深了社会中的矛盾。可是，这也经常出现在其他国家，在那种‘乱世’产生了人类精力的涛声，创作积极性的高涨，文化多方面发展的加速，并且它的一些成分出现了扩大的规模。”他认为，中国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不同学派和主张尖锐的思想斗争，非正统思想的广泛发展，新的体裁和创作种类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繁荣的有力证明。而这种繁荣又是“中国城市蓬勃发展的结果”。
沃斯克列辛斯基认为：“城市文化是社会大众阶层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也是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位置的特殊的美学现象。”“大众体裁本性上指向社会的‘中间层’，它们不只是特别充分地表现出形式上的朴实和通俗（在文学中就是语言），而且首先是在它的特殊的内容——对待传统社会和文化价值、社会道德、社会生活准则的另类态度。”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中（在一部分中，在中篇小说中）占据越来越大位置的是‘世俗’生活，或者越来越鲜明地展示对社会上层人物文化公然的越轨行为，对社会现实各个方面的批评。所有这些正是‘低级文学’——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它特别充分地反映和表达了中间阶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和要求。”
沃斯克列辛斯基指出，话本小说萌芽时期——宋代的作者“多半是普通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说书人”，而在16-17世纪，话本作家常常是“受过高级教育的文学家，以诗歌才能出名、具有广泛的文化视野、在社会上广为人知的人士。他们中有些人还被授予学衔，担任官职。不用说，他们提高了叙事散文的艺术水平。”他写道：“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英雄历史小说《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传奇小说《西游记》的编者吴承恩……还有城市小说的编者（一部分是作者）冯梦龙、凌蒙初等人。”
沃斯克列辛斯基指出，“这些文学家的创作活动通常有三种性质”，即他们一方面是“大众文学作品的搜集者”，又是“口头故事与短篇小说集的编辑者”，同时“这种‘编辑’工作，实际上是与纯粹的创作活动紧密联系的”，因此他们又是创作者。如“冯梦龙的文学活动，就具有创作的性质”。他指出：“受过教育和有天赋的人们的参与创作城市小说，最终表现在城市小说的艺术品质上。他们给它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经验和文学才能，还有广博的文学与文化传统知识。”
沃斯克列辛斯基说，他的译文集中收录的“出自冯梦龙和凌蒙初小说集的中篇小说是这一体裁的极好模板。”他写道，冯梦龙和凌蒙初这两位作者都“生活在两个世纪之交，自身吸纳了自己复杂时代的特点”。他们都“出生于富裕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也都曾“走上学术和仕进之路”，但却“在仕途上没有飞黄腾达”。沃斯克列辛斯基指出：“妨碍他们沿着传统阶梯向上发展的不只是时代的社会冲突，某种程度上还有他们的创作活动，这种活动（与其他文学家一样）陷入了与社会规则的矛盾。”“但也正是由于天才，他们得以在历史上成为大文学活动家。”
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冯梦龙“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鲜明、独特的才华，是一个性格自由、特立独行的人。”“至于凌蒙初，他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严守规矩和信念的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说出独创的、非正统的思想。”[5]他说：“冯梦龙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活里起着特别显著的作用。他以不知疲倦的编者和民间创作与大众文学作品的宣传者，以及许多著作和一系列中篇小说的作者而著称。”此外“冯梦龙还是杰出的戏剧家、短评作家和诗人。”而凌凌初的文学活动虽然“具有第二位的性质”，“他本人也不讳言，自己的78部小说是模仿冯梦龙写的。但它们给凌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沃斯克列辛斯基指出：“冯梦龙和与其接近的其他作家的世界观的重要特点是在精神上对大众艺术体裁的热烈拥护。这些文学家们在其中找到了真正的真实性和情感的真挚性。”比如冯梦龙就在他的《叙山歌》中说过：“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冯梦龙和其他作者经常谈到大众文学作品中的‘真诚’和‘情感丰富’，谈到它的‘童心’”。
“童心”说出自冯梦龙所敬仰的思想前辈李贽（1527~1602）。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笔者按：犹言蓍龟，占卜工具）”。所谓“童心”，按李贽的解释，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不受封建礼教束缚而体现了当时市民阶级要求的具有真情实感的“赤子之心”。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对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叙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评语。沃斯克列辛斯基以“真诚”、“真挚”、“童心”来概括冯氏小说观的基本精神，是准确和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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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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