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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其实甲子开太平之说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有力支持。时人在畅想一九二四年甲子新纪元时，主要历史依据是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太平天国叛乱的平定，如有诗云：“记否曾公战太平，偏师直下石头城。而今花甲重新转，孰挽天河洗甲兵。”章士钊亦谓“前甲子同治三年，曾军克江宁，洪杨之乱已终，为有清末运转捩之始”。“洪杨之乱”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江南一带所形成的恐慌记忆，与一九二四年国人的和平渴望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心理同构，由此就将同治三年上元甲子的文化涵义从历史的灰幕中凸显出来。
中国历史上漫长的治乱循环强化了依托于甲子干支纪年的运会观。对甲子岁朝春的歌颂并非纯为诗人们的无病呻吟。在民国知识分子眼中，多有深信干支、星象等可以影响运会者，晚清畅销小说《老残游记》中即预言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在北京办报有年的林白水注意到：“北京时髦人，多喜言星算。前数年即有人言，中华民国至甲子年，当有一大转机。”（《林白水文集》下册，691页）此中观念，史学家金毓黻如此表述：“古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甲子一周，故天道三十年而一变，六十年而气机一转，此中消息甚微，不可诬也。”金氏且现身说法道：“余生丁叔世，蒿目乱离，二十载以还，易君易代之变，争城争地之殷，皆所目睹，岂人世与世运相乘有不期然而然者欤！”（《静晤室日记》第二册，辽沈书社一九九三年版，1008页）
问题是，以历数卜吉凶究属谶纬之说，连传统儒者都不乏反对声。甲子岁朝春现象是传统历法的产物，这一历法自身的命运在民国已有不能自保之势，由其推衍出来的日期巧合及附着其上的传统观念，又如何经得住近代新学中所蕴含的理性与科学的逼视？
毫无疑问，对甲子岁朝春的祈盼是非理性的。诗文创作也同样是情感活动的产物。甲子元旦创作潮中的创作心理，在一位名为萱照的作者自述中可见一斑，此君“平时于点染时令之文字，恒苦枯索腐毫，不易着一字，今喜逢甲子之新开，念气运之邅递，无端技痒，觉文思油然动于毫端焉”（萱照：《甲子摭谈》，《申报》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第十九版）。某医生尝作诗谓“中元甲子岁朝春，顿觉乾坤满眼新”，于中可见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儒家正统中经对纬的抑制一样，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的近代史学叙事中理性对非理性始终保持绝对压制状态。不过非理性因素至少还可借助其反派角色占据历史学的犄角旮旯。年鉴学派布洛赫所展示的封建社会前期的“时代气氛”便有显著的非理性特征
在另一位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著名的多元时间论中，短时段属于个体时间，其对应的历史是事件史；中时段为社会时间，对应情态史；长时段为地理时间，对应结构史。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布洛赫笔下的“时代气氛”以及民国的甲子岁朝春观念均应属于长时段的结构史，至于政治史则属于短时段的研究对象。不过单就北洋政治史而言，中时段的研究尤为必要，盖政局反复动荡是北洋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构成动荡的历次政变和战乱拆开看固然属于短时段中的事件史，但串联起来看则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情态史。这种串联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连续性，用时人常说的话就叫“因果相寻”甚或“循环报复”。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年段的北洋政治情态，表现为连续不断的循环报复。
布罗代尔本人乃至整个年鉴学派都更重视长时段研究，至于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史则如浪花如泡沫，表浅、随机，因而缺少可预见性。但北洋政治的循环特征使得历史事件具有了极强的可预测性。征诸文献，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的种种因与果，此前大都出现在时人的预测之中。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后，本为友军的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在津交恶。京官许宝蘅风闻之后感慨说，总统徐世昌罪己令中“因果相寻，至可悚息”一语写的是“九年来及未来之事状，惜解人不易得耳”（《许宝蘅日记》第二册，749页）。一九二二年，直系两个最耀眼的政治新星吴佩孚与冯玉祥之间又生嫌隙，后者被排挤到京畿之后报界纷纷断言局势将有大变。其后冯氏果然如外界所论只手握住“中央的头颅”。一九二三年逼宫事件和贿选相继发生，外界多预言曹锟总统不得久坐。著名史学家孟心史以政论家身份撰文，即预言曹锟贿选将导致军阀与政客双双覆灭。才过一岁，他笔下“军阀破，政客散”的情形便成事实。甚至吴佩孚亦早知冯玉祥有异志，正如吴氏核心幕僚白坚武日记所载，吴在开战前后对冯处处设防。
冯玉祥本人将北洋政治的循环往复尽收眼底。据其观察，“民国十三年来循环式的军阀，无一有好结果”（《冯玉祥日记》第一册，671页）。因此，政变之后的冯玉祥一度试图跳出历史循环以免“蹈人之覆辙”。他发表“务使军不成阀，阀不代阀”的宣言之后，报界多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由冯氏亲身阅历来看也确乎透着几分真意。
政变之后成立的临时执政府，是临时执政段祺瑞对章士钊政治理念的一个实验，一如当年其采纳梁启超意见解散国会。后来章士钊亦言其出山辅政是对段的“国士之报”。正如其“弃纪论”所示，这位国士的基本执政理念就是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一笔勾销，并借用《庄子》典故称其为“今日适越而昔来”，国会、法统在此逻辑支配下从此人间蒸发。章士钊的理论和实践意味着辛亥革命在经历十三年的顿挫之后一切需要从头再来。
时人对甲子岁朝春的期待以及甲子元日诗歌创作潮的历史泡沫，即使在素来注重细节的政治史学者来说亦微不足道。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实则贯穿了长、中、短三个时段。这里既有漫长的治乱循环史观和甲子运会观的身姿，又有民国十三年来政治动荡的缩影。简单说，这一历史泡沫正是一九二四年前后“时代气氛”的写照。
叁
甲子转运心理，有形无形中参与了北洋时代的政治进程。章士钊曾记甲子年社会心理说：“言星命者，历许今时大人已交洪运，应得乘时吐气。诸大人者，莫不迎春色喜，以为历数在我，不取反殃，因各攘臂而前，冀符时命。”章氏为此种心理下一断语，称“此诚天下大乱之将由是而生者也”（《章士钊全集》，383页）。北洋时代的天下大乱自有其复杂的原因，但各方豪俊“冀符时命”的心理确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曹锟因贿选总统而成为众矢之的，然曹锟亦曾对记者表示当前做总统是“大牺牲”（《曹锟对美记者之谈话》，《晨报》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日第二版）。其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执意为之？考虑到其本人及其左右近习的学识，再结合其元旦演讲，不难推想甲子开新运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此种事在民国早有先例，袁世凯帝号洪宪，章太炎即曾披露其洪字乃受“谶祥小数”的影响。章士钊更是说袁世凯“徒以相者言其五十八岁数尽，因求为帝，以镇此劫”。以上两说并非政敌抹黑，曾在袁世凯身边供职的许宝蘅亦在日记中婉言“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可见星命之论极有机会影响袁世凯晚年的政治抉择。
类似的案例还有吴佩孚，此公好易理在当时尽人皆知。据外间所云，吴佩孚选择洛阳为大本营便是因为其根据阴阳卜筮笃定“洛阳宅居中国之中，有王者气象”。吴佩孚驻兵洛阳后与驻保定的曹锟形成保曹—洛吴的独特权力结构。冯玉祥正是借助这一权力结构出走河南寄身京畿，从此将北洋权力中枢笼罩在自己的武力之下，成为各方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最终完成对曹吴的决定性一击。
不仅北洋群雄受星命观念影响，遗老康有为癸丑、甲子年意图复辟，对宣统特以甲子岁朝春为说辞：“今年为中元甲子，又立春为元日，三者合符，千年未有。此盖圣上德符，天佑中兴，非关人力，更非奔走之所能为也。”其元旦日所作的七律，对甲子岁朝春的意涵大加渲染，其诗云：“华嵩归来已除夕，六十七翁垂古稀。淑气雨熏花竹醉，岁朝烟拥柏松飞。中元甲子天心复，外史庚申国事非。更喜立春正元日，相逢吉语在璇玑。”（《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复辟文件》，《申报》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第十版）
其实不少昔日意气风发的晚清名士，此时早已有回天乏术之感。已届人生暮年的名士张謇有鉴于“甲子历之始，正月岁之始，立春时之始。言天者以为有治平之望也”，亦作诗志之，诗中“纾难渐无术，吟诗觉有神”句（《张季子九录》第九卷），自嘲之意甚浓。遗老陈宝琛作诗云：“三元甲子岁朝春，千岁犹难值此辰。不合乾坤长板荡，却留皮骨老风尘。桃虫世难操心苦，刍狗科名拜赐新。早达晚成都梦呓，曾无毫末答君亲。”（《沧趣楼诗集》卷八）诗中充满了自责。
相比之下，年垂古稀的老翁康有为的复辟图谋近乎不识时务。冯玉祥北京政变名为革命，但一切旧制皆不敢轻于破坏，唯独捏软柿子一般轻松快意地将皇室驱逐出宫。所谓天佑，非佑皇家可知。林屋山人一九二四年借助答客问的形式自问自答道：“客曰：天地之数，兴于甲子，信乎？余曰：兴者于此，灭者亦于此。君第闻周室之歌颂，未见殷民之痛哭也。”（林屋山人：《甲子杂言》，《心声》第三卷第三期）严复在晚清之季提醒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勿一味抱怨“有强权而无公理”，便以《尚书》中贤德忠良人物的“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为例做换位观察。历史奇妙之处正在于此，每个个体都希望甚至误以为自己才是那个运会的受益者。金毓黻认为只要“自守故常素位而行”便可不受“气机”影响，但清末民初适丁乱世，纲常名器已如甑堕地，各路豪俊一动不可复静，孟子鼓吹的“反求诸己”早属奢求，这其中大概就有布罗代尔的“结构”在作祟吧。
（本文刊于《读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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