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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经》史诗对政治邪恶的批判
《诗经》史诗对统治者的恶行丑行，如生活奢侈淫糜，役使百姓残酷无度，特别是拒斥贤能而宠信佞臣嬖妾，拒斥忠言而听任流言蜚语横行等现象，多所揭露批判。这似乎也该算是中国式史诗的重要特点之一。忽略此点，将使《诗经》史诗失去完整性。
代表性作品便是《大雅》中的《板》《荡》两篇。如果这两篇还比较抽象温和，那么产生年代更晚的《瞻卬》《召旻》其批判力度就更大了。还有《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何人斯》《巷伯》诸篇，这些批判幽王的诗篇足以构成一个史诗之网。综合起来看，是表现了西周灭亡前夕的历史，反映了当时政治局面和社会状况的某些侧面：
《瞻卬》，朱熹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
《召旻》，朱熹曰：“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至饥馑侵削之诗也。”
《巧言》，朱熹曰：“大夫伤于谗，无所控告，而诉之于天。”
《十月之交》：“（第三章）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第四章）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朱熹评第三章曰：“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电，山崩水溢，亦灾异之甚者。是宜恐惧修省，改纪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惩也。”评第四章曰：“言所以致变异者，由小人用事于外，而嬖妾蛊惑王心于内，以为之主故也。”
生活腐化与小人当道，是西周政权败坏的根本原因，而内政窳乱、民困人怨、边境不宁乃至国土被侵削，则是周政败坏的必然结果。周的历史走过繁荣兴盛阶段，来到了腐败衰亡时期，虽然周厉王、幽王之后，还有漫长的东周，即春秋阶段，但作为史诗，《板》《荡》《瞻卬》《召旻》已经纪录了周的历史巨变，并一定程度地揭示了周衰的内在原因。加上《小雅》中《正月》《十月之交》《何人斯》《巷伯》等内容相关的篇章，就综合构成了“大史诗”的一个重要侧面。所谓“大史诗”，也就是综合《诗经》“二雅”许多作品而从“美刺”两个方面见出西周及春秋前期的历史面貌、历史动态、历史趋向的“史诗网络”。我心目中的《诗经》史诗，不仅是指那些堪称史诗的单篇作品（如《生民》《公刘》之类），而且还指以这些单篇作品为基础、又伸出了许多枝干，附丽了许多叶片的诗之大树。前人观点启发了我，使我对《诗经》史诗的构成与规模有了这样一点新的想法。
《诗经》史诗对西周政治阴暗面的揭示，离不开必要的叙事，而这种叙事同样也具有简洁概括、要言不烦的特点。虽然说得简单，但却又一针见血，痛切淋漓，令人怵目惊心。试看《瞻卬》的一至三章：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拜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这里是把叙事和抒情浑融地结合起来，把“赋、比、兴”自由地错杂运用了。朱熹的注释在每章下都注曰“赋也”，那是因为他从每章的整体着眼，未深入到诗句的分析。这几章确实都是“直言之”的赋，是诗人的正面叙述，但所叙内容，有的是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有的是客观事实，在我看来，就有抒情议论与叙事之别。如第一章，开头六句是诗人心灵的呼喊，是感情的直抒。接下去“蟊贼蟊疾，靡有夷届”则是比喻，用蟊贼比喻作恶为害的奸佞，比喻该收捕的“罪罟”。第二章的赋，讲得具体些了，说的是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夺人田地，夺人人口，迫害无辜，纵容坏人。但具体的程度不过如此，还是笼统概括得很。第三章把矛头对准周王的嬖宠褒姒，有比喻，如“为鸱为枭”；有直赋，如“妇有长舌，为厉之阶”；还有直接的议论和抨击：“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诗人困而呼天，但并非一切归因于天，而是认为人事更为重要，人事会影响天意，影响天命，人自作孽，便不可活了！是谁在自作孽呢？不就是诗中所言宠信妇寺而排斥贤能的昏暴之君吗？国政如此，其后果便必然如《召旻》所描写的：“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疆土被侵蚀，人民在流散，这就是幽王时代周国的大势。《诗经》史诗真实地录载了这个大势，形象地反映了时代氛围，虽诗中具体史实有限，但客观的反映加上诗人主观情绪的表达，那沉重而压抑的时代氛围却让后世的人们仍能通过读诗而体会得到。
《诗经》史诗内容丰富全面。它们并非只有赞美歌颂（而且赞美歌颂中实含对愿景的期待，对统治者的劝勉激励），也有按历史发展变化的线索表现其兴衰起伏的曲线，与史同识同用。《诗经》史诗既是文艺的，也是历史的，其风格严肃庄重，有鲜明突出的思想性，但其思想的表达多数情况下又并不直截了当，而是曲折含蓄，掌握分寸，点到为止，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温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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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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