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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学术史发现民俗学的实践性
梳理学术史中的民俗学实践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勾勒实践民俗学的回归取向。安德明指出，在郑振铎的文学观中有对民众的关怀和对民间文学的观照。一方面，郑振铎始终把民间文学视为完整的文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忽略了民间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另一方面，郑振铎要求在文学整体的框架当中、按照这个框架统一的标准来观察、定位和分析民间文学。郑振铎尤其强调从正统雅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中来理解文学发展史，这最终促成了他的“俗文学”研究取向，使他成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俗文学派”的代表。
王霄冰、王玉冰分析了《民俗研究》创刊以来发表的民间信仰相关主题文章，以呈现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走向。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内，民俗学者更突出信仰的世俗性、重视礼俗互动等；从民俗学40年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史看，尽管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但学者们也采取了以事件为中心、通过跟踪事件过程来研究反映其中的各种民俗关系的调查方法，这样的研究范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妙峰山香会调查。由此，他们梳理出中国民俗学研究从事象到事件，再到民俗关系的发展脉络，并认为民俗关系(即民与俗的关系)是定义民俗与民俗学的新路径。
程浩芯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和专业研究者对民俗的调查和利用情况，指明当时的民俗调查是通过“民俗”来研究和回应现实问题，凸显出民俗研究中“为教育的”“为社会的”实践立场和经世取向。民国政府发起的几次全国范围的风俗调查，目的是“以资考镜而明治理”，强调风俗的伦理品性、教化功能以及与社会政治层面“善治”的关联。包括钟敬文在内的众多学者也都进一步接纳了研究民俗对教育民众、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展现出他们对民众主体的尊重、对民众生活的理解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思想。
禤颖关注身体民俗学的研究实践，认为国内学者对身体民俗的研究由来已久，可概括为初步形成、文本化、转向三个阶段。自美国民俗学者提出“身体民俗”理论范式后，国内学者围绕“身体性/身体参与”达成两种研究的转向:一是考察文化形塑身体性的过程，二是民俗主体通过身体参与民俗建构和传承的过程。
在总结发言时，作为实践民俗学的主要倡导者、理论建构者，吕微研究员再度阐明了实践民俗学的立场、目的和方法。民俗学和风俗学的目的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理念之差，是现代理念和传统理念的根本差别。风俗学是为统治者服务，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民俗学是为一个“民”成为现代人而努力的学问。实践民俗学为“民”之地位的改变提供了方法，民俗学需要从过去的认识目的论的民俗学，转变为实践目的论、价值论目的论的民俗学。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其背后是个大写的“人”，这个“人”是自由的人，而自由作为人的本质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人生而具有的权利。民俗学的实践目的在于证明人有这个实践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是通过法律所赋予的。我们恢复他们的权利，维护他们的权利，但不是创造他们的权利。在未来，实践民俗学需要积极尝试、共同努力去建构中层理论，更好地实现实践的目的。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9年0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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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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