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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花园”习俗之祆教因素探究
代表男女成人的“出花园”仪式在孩童十五岁那年的七夕节举行，其中花水沐浴、穿戴新衣、用“胡”盛装祭品、分发糖果、戴石榴花、宴席坐主位、收到亲朋礼物等基本共有的习俗特征前文已有论述。其中鲜花沐浴、“胡”、石榴花枝等具有域外色彩的风俗事象不禁令人生疑。
首先，提及沐浴，在汉族节日仪礼中，除三月上巳节、五月端午的沐浴、洗濯从而消灾去污外，其他节礼中均鲜有提及沐浴之事，而七夕之时用多种鲜花浸水沐浴的做法则更是少有。其次，“出花园”仪式中，石榴花、石榴枝及其他与石榴相关的物件基本为“出花园”仪式必不可少之物。石榴原产波斯，为外来之物，据《博物志》记载：“汉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4)。在“出花园”中多用石榴一方面也许有其本身蕴含的多子多孙之寓意，另一方面想必也确与西域有所关联。再次，盛祭祀物品所用器具为竹篾编制圆盘，即胶掠，又称筊竻，在当地却被称之为“胡”，其异域色彩极为明显。接下来本文将从如此几个方面逐一考证“出花园“仪式的异域源起。
(一)祆教十五岁成人礼
在中国古代汉族男子二十行冠礼，女子十五行及笄礼，亦可二十行之，男女礼仪不同，且这两种仪式在明清时期于贫困百姓家也不多见。“出花园”成人礼为十五岁，且男女礼仪仪式相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确属罕见。
英国学者玛丽·博伊斯在其著作中记述了萨珊波斯王朝在7世纪被阿拉伯攻陷后，顶住阿拉伯伊斯兰化的压力在古波斯土地上顽强生存下来的一批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日常生活习俗。博伊斯特别描述了这批遗留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成人礼，并在篇章开头提到根据祆教经典《阿维斯塔经》的记载，人应该在十五岁时加入琐罗亚斯德教，对自己的宗教和精神生活担负起全部责任，因为古波斯人认为十五岁是标志着一个人成熟的年纪。在《阿维斯塔》之《巴赫拉姆·亚什特》中记载：“阿胡拉创造的巴赫拉姆，第六次化作一位十五岁的英俊少年。他容光焕发，双目有神，双腿短促，逐步走向琐罗亚斯德”(5)。在《蒂尔亚什特》一章载：“威严的塔什蒂尔在头十个夜晚，化作目光炯炯、神采奕奕、高达魁梧、矫健有力的十五岁少年，在亮光中飞驰”(6)。古雅利安人(波斯人祖先)认为十五岁是成熟且可成家立业的年纪。此时，男子可向其父亲学习耕种和畜牧，女子可向其母亲学习劳作持家，男女在十五岁时可共同承担起家庭和社会交往的责任。可见，十五岁对波斯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十五岁举行成人礼必理所当然。
博伊斯还详述了琐罗亚斯德教徒人家成人礼仪式的具体习俗，在举行仪式时，母亲要为他缝制一件圣衫，并准备一条圣带。直到20世纪初期，还是由行过净礼的祭司用七十二根丝线，自己在简易的木架上编织圣带。到后来就逐渐由妇女教徒编织圣带。在成人礼这天，给将要成人的孩子穿圣衫是妇女的重要工作，因为男性主要负责耕种。依据旧波斯历法成人礼在10月8日举行，也就是Dai月Dai日，此日为日月同名，对应现在的历法就是在五月举行。在这一天有三个男孩要举行成人礼，地点在学校。其母亲们将所需物品装到一个大的圆盘子里，里面放上圣衣、圣带、一块大手帕，并用绿布盖上，将其带到学校；其他人则需带一盏灯、装有绿植的银盆、玫瑰水和糖果。男孩子们需先沐浴，然后穿上新缝制的衣服，被带上新织好的圣带，同时需要在每个人身上喷洒玫瑰花瓣水。家长还需给老师和其他人分发糖果，以示庆贺。孩子们需将绿植放到大厅的圣坛柱上，整个仪式中有火一直在燃，仪式结束后火需送到圣庙去。在学校的仪式结束后，孩子们需回到家中各自庆祝，今天成人的孩子将坐在门廊地毯的显要位置上，他的母亲和姑母、姨母们将会送他礼物和柏树枝。在有些人家的成人仪式中还要喝由石榴枝叶榨出的汁。女孩子的成人仪式与男孩子相同(1)。
从以上描述来看，潮汕地区“出花园”成人礼几乎是博伊斯所记述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成人礼之翻版，二者可谓大同小异。“出花园”与祆教成人礼均表达了对孩童保护神的敬谢之情；祆教成人礼的圣衫圣带对应“出花园”的新衣、红皮屐；祆教成人礼的Dai月Dai日，日月重名对应“出花园”之七月初七，日月名相重；祆教徒所用新衣等用大圆盘盛装，而“出花园”者新衣鞋物则用“胡”盛装，二者形状大小极为相似(见下图)；祆教徒在当日将坐于门廊显要位置，而“出花园”者则在家宴时坐主位；其他如沐浴、使用石榴或石榴枝花、收到亲朋礼物等习俗二者均有。两种仪式极其相似的对应，应不会为偶然之巧合，若二者确有关联，那是如何关联到一起的呢？又如何与广东、福建等地区联系上的呢？其缘由不得不从丝绸之路与祆教入华谈起。
(二)“出花园”与海上丝绸之路及祆教入华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时安息侍子带领大批随从定居中土，而自北魏至西魏废帝二年波斯十多次派使团出访中国，除官方互派遣使外，波斯、粟特等西域之地同中国的民间贸易、迁徙之事亦极为兴盛，极大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交流。自唐贞观至天宝年间，波斯遣使入唐的次数多达二十余次，唐代长安居有大量波斯人。其中，自海陆到达中国的波斯商贸使团可谓络绎不绝。6、7世纪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广州作为主要据点，与中国南方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7、8世纪沿海进入中国的商人主要是波斯人。(2)随着中国与波斯的交往，祆教也随之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北魏、北齐、北周等朝统治者的支持和信奉。到唐朝时，拜胡天，事胡俗之行为犹盛，“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3)，“通典武德四年，置祅祠及萨宝府祅正等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4)
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不少祆教徒到达广州。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率兵破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祆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1)，而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则记：“谋反人(黄巢)急忙进犯广府，连连发起猛攻。此市人口由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波斯拜火教徒及中国人组成……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舨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2)不论当时被杀人数比十二万少还是比二十万多，至少说明当时广州居有大量祆教徒。
据考证可知，伴随陆路、海上丝路的畅通，以祆教信仰为主的波斯使者、商人、僧侣以及帕斯人与中国的密切交往，对中国文化和民众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唐会要》记载“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3)。836年，卢钧上任广州口岸官员后发现“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4)可知当时外国商人与中国人杂居在一起，他们相互通婚，一旦有官员阻挠反对，便会相互煽诱造反。因此卢钧到任后，便“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5)
但是，在此之前的几百年时间里，仍有大量波斯人在广东沿海一带与中国人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互相影响。大约在7世纪中叶，萨珊波斯被阿拉伯征服。国家灭亡后，一批琐罗亚斯德教徒力主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迁居印度西海岸，被称为帕尔西人Parsee，为现在世界上琐罗亚斯德教的主体部分。帕尔西人与博伊斯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坚守在被阿拉伯征服了的波斯土地上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均为萨珊王朝时代琐罗亚斯德教徒的遗留，二者教义相同。从明清时代开始，大量巴斯商人出现在闽南、粤东一带。巴斯人，即居住在印度北部的帕尔西人，或称印度祆教徒，广州当地居民以粤语称其为“巴斯”、“巴社”或“白头人”、“白头教人”。清朝时期登陆广州口岸的巴斯人，其人数占广州“夷商”的1/3，并在广州建有属其自己的“巴斯馆”，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6)。清初官府实行海禁，但闽南地区及最早有“出花园”仪式记载的南澳岛等粤东地区并未受其影响，海禁解除后从官方到民间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乾隆潮州府志》载：“港海船聚泊之处，货物出入之咽喉，为海防最重要庵埠，在郡城南六十里，地当海、澄交界，实海、揭、潮、澄四县之通市，商贾辐辏，水陸交通沙汕头双溪口其门户也”(7)，可知海、揭、潮、澄四县及汕头为清朝海上贸易之要塞，各路贸易进出必经之地，有大量祆教信仰者的居住，而“出花园”仪式的兴盛之地潮汕地区主要包括潮州、汕头、揭阳、澄海外加南澳，二者极为匹合。此种匹合实则并未是偶然现象，概是祆教成人礼习俗与潮汕“出花园”习俗有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波斯人进入中国后，其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华化的同时，也必将会将其信仰习俗带入中国并影响中国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影响中国民众的文化与宗教生活，被中国人接受采用后留在中国，变成了中国习俗的一部分。所以波斯祆教徒和帕斯人的成人礼因其功效性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并将之与本地的神祇相结合，由此演化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出花园”成人礼。
关于西域胡俗对中国地方民众生活习俗的影响，潮汕一带的“乩童”习俗可谓是有力佐证。据《朝野佥载》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1)《广川画跋》亦有记：“立祠颁政坊，常有番人奉事。聚火咒诅，奇幻变怪，至有出腹决肠，吞火蹈刃”。(2)由此可知祆教番人多喜欢进行一种刺腹决肠，吞火蹈刃的幻术表演。而此种看似场面血腥的幻术表演与潮汕地区正月时节的“乩童”表演十分相似。每年节会时期乩童手执七星剑、鲨鱼剑、月斧、铜棍、刺球等五宝巡街绕行，他们一面前行，一面用自己手拿的武器击向自己的后背以及腰腹部；还有些乩童，能用非常长的尖头铜针，穿过两颊，更甚之，有的则会在铜针两端各悬挂一个沉甸甸的香炉，在普通人看来场面较为惊悚。而潮汕地区的“乩童”表演，和陕西宝鸡、咸阳等地区被认为是古代祆教幻术表演留存的“血社火”表演(3)，以及福建宁化夏坊村每年的正月十三的祆教遗留“七圣祖师巡游”仪式也极为相似(4)。由此可推知，潮汕地区的“乩童”表演也是祆教幻术表演在当地的存留，又据上文考证可知潮汕之地古时曾有大量祆教徒居住于此，此种推论必当可信。此外，由于大量潮汕移民移居台湾，现在台湾台南地区等地区的乩童仪式仍较为流行，由此体现了一种文化习俗的传播、传承及对当地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作用。(5)
三、结语
如前所述，“出花园”成人仪式与祆教成人礼在习俗、成人年龄、日月重合的仪式举行时间等方面及其相似，祆教徒大量定居广州之地即为“出花园”仪式盛行之地，可知随着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大量波斯、印度祆教徒涌入并定居广州，由于其本身的宗教特性，未能用完整的宗教体系来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但随着人数增多，祆教徒祈神的祭祀活动，及其他各种胡风胡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人，并为汉人所接受，创造出与祆教徒成人礼之相似的汉人“出花园”成人礼，同时这也是汉人为何将盛装祭品的胶掠被称为“胡”之原因。
当然“出花园”成人礼也有些许同祆教成人礼相异之处，如个别地区“出花园”者要食用猪内脏，意味着“改肠换肚”，要咬鸡头，以预示出人头地，兴旺发达，这在祆教成人礼中未见；同时“出花园”者要拜祭公婆神，与祆教徒的拜火也有差别。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外来习俗与本地习俗相互间的融合、渗透，本地有其固有习俗，当一种外来宗教文化进入时，本地文化借用外来因素的某些内容产生一种崭新风物；祆教在唐宋时期于其他城市亦十分兴盛，但其他地区却未有像潮汕一带极为虔诚的公婆神崇拜，因而也就没有了“出花园”成人礼产生的原有风俗土壤，以致未能有极具特色的成人礼习俗的呈现。正如林悟殊先生所言，外来宗教徒可能主观上无意向中国传教，但并不意味着其宗教的某些方面不会向中国辐射(6)，当这种辐射与中国原有神祇、习俗结合起来，一种新的民俗仪式在西域胡风的影响下产生了。由此可知，古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宗教对中国传统节日风俗均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从实践方面看，通过探讨波斯、印度等西域文化对中国古代节日风俗的影响，可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与中亚、西亚等丝路国家的深刻关联。这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宗教风俗与丝路国家的关系极为有益，同时为我们更全面的理解“一带一路”发展计划，进一步推动与丝路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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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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