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
如前节所说,关于北京岁时的古籍文献是非常浩繁的,书海茫茫,寻觅颇难,而找到之后,从中爬梳史料又要花费很大精力。即使是专业研究者,要天天跑图书馆,翻书抄卡片,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更何况仅是对北京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爱好者呢?面对这种局面,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就应运而生了。
杂抄文献,汇为一编,古已有之。如《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之类,先确定天地日月、风雨雷电、草木鸟兽等门类,再将所见文献中相关的内容一一抄出,归于相关门目之下,以便写文章时查检。以其据类成书,故谓之“类书”。及至清初,朱彝尊仿其成法,组织门生将古来文献中与北京有关的一一抄出,分门别类,编为《日下旧闻》。乾隆朝时,清高宗又命廷臣以《日下旧闻》为蓝本,加以考据、补充,遂成《日下旧闻考》。这一段故事,是治北京史地之学者无不知道的。
进入民国时期,西方的学术体系传入我国,史料之学渐受重视,当时的学者颇有致力于搜集文献,纂辑成编,以助研究者。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北京的社会风俗也在逐渐更易。旧日万人空巷、兴高采烈的庙会、香会,在新知识分子看来,已有“迷信”的嫌疑;从前商家过年休市的习俗,也因经济不景气,不得不做出改变,以求多奔些“嚼裹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部重要的北京岁时文献集成,就是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与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
张次溪是广东东莞人,本名仲锐,后改江裁,次溪是他的号。父亲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张伯桢,号篁溪,故他取号“次溪”,以示克绍箕裘。他自幼随父母居住北京,所以名虽粤人,实则对燕京风土的了解远过于故乡。一九三〇年,刚从孔教大学毕业的张次溪受聘于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从事《北平志》的纂修工作。此后的六七年间,他参与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走访北平的各处寺庙、古迹,编著《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庙宇碑刻目录(与许道龄合作)》等文献集成和工具书,并自刻《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记丛书》《京津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等,其中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当数《北平岁时志》。
“岁时志”之作,始于六朝。梁人宗懍作《荆楚岁时记》,记载自元旦以下二十多个节令的荆州民俗,是为“岁时志”“岁时记”体例的开端。此后历代撰述,续有仿作,多记一时一地的岁时节令文化,对于研究岁时文化极有帮助。单就北京地区而言,此类文献就有明人陆启浤《北京岁华记》,清人潘荣陛《帝京岁华纪胜》、让廉《京都风俗志》、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多种,进入民国以后,尚时有作者。张次溪编著《北平岁时志》,可谓对岁时志撰著传统的接续。
不过,张次溪编著的这部《北平岁时志》,与传统的岁时文献有很大不同,其显著特点在于张氏将自作文字与引述前代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此书自正月至十二月,依月分卷,卷首先有张氏自作的一篇小序,谈本月节令风俗之概况,以及自身目见耳闻之节俗流变,有提纲挈领之效。小序之后,乃自朔日至月末,以日为目,历引文献中关于该日习俗的记载,以见时序之推迁、风俗之流衍。哪怕是对北京岁时文化毫无了解的读者,读起来也感觉眉目很是清晰。特别是所引各书上起明代,下至晚清,前后相去数百年,时世盛衰不同,人情好尚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故虽同记一事,而内容常有歧互。张氏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文献搜集在一起,按时代排列,则每一节日、习俗在不同时代的情形灼然可见。这种体例既是对传统文化中“岁时志”一体的沿袭,也是旧学术受到新风气影响的结果,可以在史学史上留下一笔。
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成书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据书前林志钧序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可知),约一年后,另一部北京风俗史料方面的杰作就出版了。这就是李家瑞编著的《北平风俗类征》。
李家瑞是云南剑川人,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进入中国文学系学习,师从刘半农。一九二八年,李家瑞从北京大学毕业,经刘半农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助理员,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三二年,李家瑞著成《北平俗曲略》(一九三三年出版),此后便在刘半农的指导下,从事北平民间风俗史料的分门辑录,至一九三六年十月,辑录了数十万字的史料,命名为《北平风俗类征》,于次年五月出版。该书分为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十三门,征引文献达五百种以上,堪称洋洋大观。
《北平风俗类征》虽然出版较《北平岁时志》稍晚,但论对岁时文献搜集整理的全面程度,则骎骎乎驾其上。李家瑞所辑录的岁时文献,上起辽金,下至民国,达一百八十余种之多,而且其中有不少出自张次溪所忽略的俗曲、报章等文献,因此对历史上的北京岁时节令风俗展示更为全面。此外,李家瑞编著本书,本意在于推进对风俗的研究,故于每条史料,均用简短的三五个字概括出其大意,以便检阅,这对于读者也是很有帮助的。
统观两书,《北平岁时志》在史料丰富程度方面,显然要比《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逊色一筹,但《北平岁时志》每月均有张次溪自作小序,对北平的岁时风俗有所总结,这又是胜于《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的了。而且,张氏所收史料虽不及《北平风俗类征》浩博,但也有超出李家瑞所辑之处。因此,这两种文献集成之间,颇有可以互相参证的地方,可以并行不废。
说到这里,笔者又有了一点儿想法:张、李二著,均成书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从一九三七年到二〇一七年,忽焉又是八十年过去了,这八十年间的风俗变迁,比之前的几百年还要剧烈。可有读者愿埋头于故纸堆中,编一部新的《岁时志》,又或新的《风俗类征》吗?笔者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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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8-12-23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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