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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平等对话机制的可行性
对民俗的学术经营一般持两种态度，即本质主义和描述性。前者认为，民俗学不能只是停留在描述的层面，需要揭示现象背后的意义和深层结构。因为，任何民俗现象都有其自身内在的核心要素和规定性，是其能够延续下来并不断得以实施的依据。这就是本质，即民俗事象的根本特征。本质深藏于民俗现象的内部，不能被直接感知和捕捉，因此，相对于民俗现象本身的生动与丰富，它是稳定而深刻的。民俗学研究旨在透过民俗现象探求民俗本质。这是认识论在民俗研究中的反映。
不过，现象与本质也是统一的，民俗本质需要通过民俗现象表现出来，民俗本质不能脱离民俗现象而存在，即没有不表现为民俗现象的纯粹的民俗本质。相应地，任何民俗现象又体现了民俗本质的某一方面，不表现民俗本质的纯粹的民俗现象也是不存在的。两者相互依存，属于民俗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两者的这种关系为民俗研究的描述性提供了依据。既然民俗本质由民俗现象来呈现，就意味着任何民俗现象都是本质的现象，民俗现象和民俗本质之间已然不只是对立和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两者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即民俗现象就是民俗本质。
民俗现象只需要通过描述出来。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就强烈主张描述主义，提出了“不想，只看”（no thinking，only looking）书写原则。“哲学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因为一切都一览无遗，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因为，隐藏的东西，乃是我们不感兴趣的。”事实上，能够对一个概念加以解释或定义并不一定就理解了这一概念，一个从未玩过游戏的人可以给游戏下定义，但并不能领悟游戏的真谛。相反，那些不懂如何给游戏下定义的人，却能够享受游戏，是游戏的真正拥有者。民俗学者的任务不是思考游戏和定义游戏，而是参与和描述游戏。“我们应当怎样向别人说明是游戏呢？我相信，我们应当向他描述一些游戏并且可以补充说：‘这些和与此类似的事情就叫作游戏’。”描述（description）可以成为民俗书写的革命性策略和路径的方法论依据。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把描述主义推向了顶峰，这种描述主义理论为当地人参与民俗书写以及我们当下理解民俗生活世界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传统民族志中，通过给一个声音以压倒性的权威功能，而把其他人当作可以引用或转写其言语的信息来源，‘被访人’，复调性受到限制和整编。”通常的情况是，被访人更多担当资料提供者的角色。这些掠取的资料如何在书面语言的维度中加以使用，完全取决于书写者的话语霸权。书面语言的霸权不仅体现在“说什么”方面，更关键的在于“怎么说”。尽管以往也倡导回归民俗的现场，以当地人的语言表达当地的民俗生活，但呈现出来的总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民俗的理解，不能止于看和听，即便经历了民俗过程，也不可能像当地人那样拥有民俗。因为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不是孤立的，除了相互之间密切关联之外，还融入当地历史文化之中，所掩藏的结构关系并不能完全诉诸于表面。故而调查者调查之“深入”，大多是溢美之词。“让当地人说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到民俗学学科理论方法与当地民俗内部知识的深度融合。由于当地文化精英参与了调研报告或论文的构拟和表达，学术话语既能进入细节和微观，又彰显地方色彩；同时，极大限度地避免可能出现的一些理所当然的理解和误读，阐述将更加准确、到位。
以往的民俗书写几乎都是“概述”，而非描述，不论是仪式过程，还是民俗场景莫不如是。“概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某种分析范式。“让当地人说话”亦即使学术话语回归民俗生活世界。借用庶民学派创始人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的表述，就是要欣然接纳当地人的“民俗的细语”（the smallvoice of folklore），让当地人原本微弱的、杂乱的，距离所谓学术甚远的生活之言说击碎调查者事先编制好的论文框架；让另一种不符合论述逻辑的琐细叙事、溢出了学术视野的话语在民俗书写中得以繁衍。“概述”导致活生生的民俗变得僵硬、呆板起来，而当地人面对同一民俗事象的差异性表达，着眼于细节的完全从自我出发的叙事，才是最贴近民俗生活实践的。
调查和书写主体的多元，必然导致学术成果呈现方式和阐述话语风格的转变。詹姆斯·克利福德隆重推出詹姆斯·沃克所著的《拉科塔信仰与仪式》，认为这部书“是注释、访谈、正文和沃克与众多奥格拉拉合作者所写所说的文章片段的一个拼贴。这一卷列举了超过30个的‘权威’，尽可能标出了每一份文稿的陈述者、作者或抄录者的名字。这些人不是民族志的‘被访人’。《拉科塔信仰与仪式》是一部合作的文献作品，它在编辑中让传统的多种解释具有同等的修辞分量。沃克自己的描述和注释也只是片段中的一些片段”。沃克主动放弃了书写的主体地位，这是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民族志生产过程，开放式生产必然带来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文本呈现。
倘若这样一种立足于“人”的、强调“对话”“合作”的田野作业范式得以付诸实施，所产生的学术效应就不只是一篇论文或著述，而且开辟了当地人参与学术过程的广阔的田野路径。地方文化精英经历了整个田野作业和书写的各个环节，接受了相对规范的完整的田野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田野作业能力，由地方文化精英转而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地方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成绩较之学术成果更加重要，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意义。
结语
民俗学者一向标榜在田野作业中要“理解他人的理解”，尊重当地人对自己民俗的解释。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言：“如果不尊重那些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我们自身之物的各种观念、行为以及本体论，没有人能够写出好的历史，甚至当代史。”就田野作业而言，尊重的根本保障及可能产生的理想效应就是“让当地人说话”，以任何形式和理由为当地人代言都是不可取的。给当地人腾出充足的学术空间吧。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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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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