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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向，让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处于“封闭与开放”的双重节奏中，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碎片化的文化事象，而是有着与中国社会文化延续同步的体系性。基于此，笔者梳理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与文化叙事，并借用“文化中国”的概念，展示出“国家”叙事如何通过历史、地缘和文化的表述，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被延续、解构和重构。与此同时，本文也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复兴，对于当代构建“国家”叙事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叙事；文化中国；体系；中心向北；
作者简介：朱伟(1983-)，男，河北青县人，广东省文化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广东广州，510075)；
列维-斯特劳斯将“封闭与开放”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存在与繁衍的双重节奏，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正是这一现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新时代的“田园牧歌”，它已经走向世界舞台，逐渐成为中国话语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借用了中国文化的符号。“开放”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之相应的，在当前情势下如何梳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叙事，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如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如何在“封闭与开放”的双重节奏中自由切换？这些问题需要以一种“遥远的目光”的整体性思维来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寻灵感，从而重新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叙事体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叙事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被作为一个外来的概念，如今却被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这一概念在国内传播、普及，乃至“中国化”的过程，与国家主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至今日，学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研究中，不乏从国家文化行政层面上理论探讨。但是，学界中普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象化为某一个文化事项，或是民间艺术的，或是传统工艺的，或是传统医药的，或是民俗仪式的，不一而足。许多学者往往作为纯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除了对国家行政与地域文化的关注外，也应关注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传统文化叙事体系——将具象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概念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成完整的体系，形成有关于“文化中国”的宏大叙事。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文化表现形式，是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说到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传统，其间隐藏着人们独特的认知体系，正如“黑格尔说，中国人尽管有拜拜，可是没有真正的宗教，而中国人所谓的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因为中国人宗教里所崇尚的，仍然是一个人文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在人文世界之外、超脱人文世界的神的世界。”或许与西方宗教语境中所展现“神的世界”不同，中国人的人文传统往往内化于社会的日常当中——自孔孟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沁润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其“思想取向上的人间性”和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正是中国人生命与生活的真谛。沟口雄三将“民族文化的成熟度和向心力强”作为中国特性的首要之处，这应当也是中国人赖以安顿心灵的地方。费孝通先生所描绘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图景中，“以家族为单位构筑的差序格局，维系着和谐的礼治秩序”，当然，以“家”这一概念为基础的两种不同序列形式，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体系。在这些对于中国社会传统的解读当中，不难发现其背后隐喻的文化传统，而从这一视角来反观中国社会的体系性，或可称为“文化中国”。杜维明教授将“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归结为“三个意义世界”，或许可以认为，文化中国不单是血缘上的、地缘上的，更广义的是建构在“华人”的观念和文化认知基础上。以此而言，文化当中的传统，特别是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正如当前我们国家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将其纳入“文化中国”的整体性建构当中，而非单纯做一本记录祖宗产业的账目。李亦园先生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要与小传统相联系，从“垂直的角度”来弥补杜维明先生的不足之处，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从杜、李两位先生的叙述中，或许为反观文化政策的实效提供了一定的切入点。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文化传统”的重构与永续发展，但是记录账目式的方式，结果往往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和政治化的。就国家所认定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对于个体的意义往往掩盖了群体文化的特性，而价值认定又冲淡了其中的家国情怀。当然，如果撇开国家行政话语体系的影响，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现出文化上的关联性，已经勾勒出一个文化体系上的中国。诸如在具象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特别是地域性的口头文学、民间祭典和仪式活动等，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中原情结”往往成为最为深刻的人文背景，而“从周边看中心”的学术视角则为我们建构“文化中国”系统提供了最直接的切入点，华南地区在其中具有典型意义。
可以说，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文化上的叙事性，而且正是这种文化叙事从更加广阔的层面上将其与地方社会或其他文化事项连接起来，并构建出特定的体系。如关于孟姜女的传说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山东淄博、河北秦皇岛、湖南津市等地申报的“孟姜女传说”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学界中关于“孟姜女传说”的辑录与研究也早已有之，顾颉刚先生1928年就曾经编辑出版《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称“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两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其中详细分析了“孟姜女的故事”的起源与流变，认为孟姜女的故事源于《左传》中“杞梁之妻”的记载，至唐代晚期诗僧贯休《杞梁妻》则是“总结‘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的种种传说，而另开‘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的种种传说的。从此以后，长城与他们夫妇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了”。此外，《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也辑录了不少地区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在诸多民间传说的版本中，“修筑长城”确实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这一叙事本身就包含着各地域和族群对于国家的叙述与认知，“长城”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不言而喻——直至现在，长城仍是传统中国的某种意象，其中隐喻着人们对于“内外”的认知，其在历史意义上是中原王朝的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边界，从而也被借喻为历史中国的边界。这是民间叙事构建与延续的对于中国的认知体系，在这里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与民间的世俗故事结合在一起，借助故事得以传承、传播并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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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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