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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产保护促成社区自组织的内部延展、新旧更替和横向联系
2017年以前爱荆庄维修保护工作集中依靠几位理事会的骨干积极分子。他们平均年龄在五六十岁，而多数年轻人参与的方式限于捐款。这种捐款的属性为家族互助习俗的自然承继。爱荆庄成员尤其同一房支内的成员，在结婚、生子、老人过世等场合，都会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出人出钱，为亲戚提供帮助，本地话叫“相助”。对爱荆庄的修缮，理事会认为青年人的关注度还不够高，自己这一代人一方面受限于对微信等新技术的掌握有限制，同时迟早要将工作交棒给下一代。于是中老年乡贤开始有意识地将责任和工作向年轻人传递，将青年子弟纳入庄寨保护工作。2017年春节爱荆庄成立了青年联谊会。在联谊会上公布了青年联谊会会长和理事人选。家族骨干成员、到场学者都发表了演说。新任会长和理事会骨干成员在演说中重申了爱荆庄创始人美祚公夫妻的智慧和美德。理事会骨干成员从“家庭系统排列”这样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出发，向青年人说明祖先到现在的系统里蕴含巨大的力量让每个人相互牵连，家族先人命运会影响当下个人的发展和心理情绪。为了增强青年子弟彼此熟悉，加强家族礼仪，这位骨干还特别建议，大家应将红白喜事搬进爱荆庄来办。他提到，自己孩子结婚时就被他派回来拜祖先。他还倡议每年大年初四开会聚餐，每年十月初一扫墓时节青年子弟要举行聚餐，互相认识，改变目前很多人彼此叫不上名字的状况。其余学者和志愿者也向在场的三十多名青年子弟讲述了爱荆庄的族亲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寻找失窃的屏门，远赴莆田并求神的故事。他们同时也建议青年人，要把爱荆庄利用起来，当成自己的地方。青年联谊会成立大会结束后当场也进行了对厅堂案桌的认捐，并将现场每个人报的捐款数目写在红纸上予以张贴。
笔者对参加了此次联谊会成立活动的爱荆庄青年发放了一个问卷调查，收回问卷34份。结果显示：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爱荆庄保护开发的主体，另有近一半人认为和企业合作是理想路线。79.4%的年轻子弟认为保护第一，开发也有必要;而17.6%的人接受以开发带动保护的思路。85%的人表示比较关注或非常关注爱荆庄的保护工作。上述反馈首先说明在保护的意识动员和保护理念上，爱荆庄的代际传播是有效的;其次表明庄寨是祖产的观念深入人心。青年人多数在福州等地工作居住，对庄寨保护的投入主要通过捐款的单一形式。这种参与方式还没有完全脱离对宗族互助习俗的习惯性遵从。如何吸引青年人以更多元的方式，更主动、更自觉地参与庄寨文化保护，是爱荆庄代际接力的一个挑战。根据问卷问题“你将来愿意怎样参与爱荆庄保护？”(可多选)收到的反馈，除了捐款、参与理事会活动等常规形式外，参与保护开发经营，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等参与方式也得到众多年轻人的响应。
在理事会成立之前，爱荆庄由几个“老辈人”做族长，族长的公认标准是：“公道人”“会做事”“讲话有人听”，族人的大事要请教他们，由他们决定。成立理事会时，正逢几位族长年事已高，身体和头脑都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管理庄寨保护，所以族长没有进入理事会。但是理事会作为新组织，在规矩上不能取代族长。爱荆庄请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做族长。目前族里事务重新集中在庄寨保护开发这一个事项上，所以实际代替族长履行职责的，是理事会的骨干。在庄寨修缮、文化挖掘的历史机遇下，爱荆庄成立专项事务理事会，成立应对未来开发需要的公司。这意味着借助修缮议题，社区自组织得以得到多重延展;以“年资”“声誉”为标准的长老制，开始向以“事务管理”为核心的“理事会”体制转变;权力决策和议事资格从“族长+长老”，向“理事会领导+理事”的制式转变;以“保护”为宗旨的理事会，向以“开发”为目标的公司扩展。同时，族长的保留又遵从了传统。理事会骨干成员发采取吸纳意见，集中领导的原则，延续了传统乡村自治中的民主集中制式。
在爱荆庄修缮之前，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络低迷;修缮之后，不但建立了新型组织，相应的联络活动也频繁起来。理事会自身根据保护工作的需要发展出新的分支，如青年联谊会。动员思路也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如乡贤在论证“敬祖”等传统美德合理性时，援引与祖先崇拜有近似性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里的“家庭排列”，从年轻人关心的个人发展角度向年轻人进行思想动员。理事会的工作范围其实也没有限制在文物保护上，他们在积极的创立新的民俗。例如提议每年大年初四开会聚餐，每年十月初一扫墓时节青年子弟要在爱荆庄举行聚餐，则是依托爱荆庄的既有习俗和公共空间，从传统中开创出新的民俗。爱荆庄的社区动员，为了保护祖产而起，却已经从“保护”升华到了“爱护”，从建筑修缮扩展到了加强族人交往，弘扬优良家风家教。遗产保护这个话语的反复刺激、新组织的成立、祖宅的更新，从记忆话语、社会组织、物质三个层面增强了社区的文化身份认同。
爱荆庄不但内部扩展，也和其他庄寨理事会建立了横向联系。这种联系和熟人社会的诸多关系一样，以情面为要义，以财务往来和出席礼仪场合为表征。各个庄寨理事会最重要的一个事务，是向族人进行筹款募资，而筹款的常见方式为现场认捐：个人或单位团体在捐助过程中，以口头、书面等形式达成捐赠意向和捐赠协议，将来落实捐款。认捐是乡村共同体社会常见的一种社会公益筹款方式，也是让人尤其有头脸的成功人士竞相表现、挣得面子的机会。认捐必有现场登名贴榜公告，所有捐赠人名和捐款数目一目了然。所以认捐红榜不但是族人个体荣誉竞争和集体向心力的表达，也是社会关系人情网络的一种说明。根据翟学伟的分析，脸面是一个辐射性的概念，其特征是脸面的动力和方向都与相关的人共享，而不单纯是戈夫曼意义上的个人印象管理。[9]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寻找社区参与的动力源时，不能从个体单位出发，需要从“身家不分”的本土主体概念出发：在认捐红榜上出现，不但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也为家族贡献了力量。只有落脚于“和族亲分享自己的资源”的层次上，我们才能理解“挣得了脸面”的多重理念层次。
2016年在青石寨的新春笔会上，一些庄寨的代表出席会议并以庄寨名义认捐。这象征着在庄寨之间首次建立起了正式交往，而且这种交往体现在随礼式的认捐上，说明庄寨之间延续了熟人社会的人情交换和施报关系。不久后，绍安庄2017年年初承办“中国永泰庄寨保护与发展新春研讨会”，到场的理事会成员再次代表各自庄寨为绍安庄做了认捐。以这次研讨会为起始，永泰县创立了“庄寨联盟”的机制：以新春研讨会作为组织形式，永泰县上百座庄寨依据每年保护与发展成绩开展评选，竞争每年研讨会的主办权。庄寨联盟体现了庄寨之间横向联系的正式确立，以及庄寨遗产保护内部竞赛激励制度的草创。庄寨不但存续着人情账目的往来，也发展出了契约性的竞争合作的关系。上述案例说明，现代社会里的社区动员，既可以为了推进事务，而缔造出平等个体之间按照普遍原则结成的契约关系，也须仰赖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互惠等传统交往逻辑，让这些传统的动员机制在个体和集体双重层面上继续发挥驱动作用。
五、社区动员网络的延伸
正如阮仪三、丁枫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感召力对于社区遗产保护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在专家、知识精英和地方社区对接的过程中，除政府担任了沟通管理角色外，民间社会网络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包括爱荆庄所属支系在内的永泰县鲍氏后人，在庄寨保护工作之前，就已经积极从事宗亲文化建设。当地成立的“永泰县三洋乡土文教理事会”，集合了附近几个行政村里的鲍氏宗亲尤其是文教精英、文化志愿者。后来永泰县鲍氏与鲍氏全国宗亲会的组织“鲍氏族史研究会”取得联系，得到许可将该研究会的福建分会设立在永泰县。在2015年的福建分会成立大会上，宗亲会的一些骨干前来参会。而这些骨干中恰好有几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建筑、规划和艺术领域的专家。鲍氏宗亲骨干在爱荆庄举行了“爱荆庄历史文化保护弘扬座谈会”，并就爱荆庄考察的体会发表感受。诸多专家都强调爱荆庄值得保护，同时表态说愿意在今后保护维修工作中做贡献。2016年，当地鲍氏企业家无偿捐献出一处场所，开办中华鲍氏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一位当地知名收藏家、也是宗亲文化、庄寨保护的倡导者鲍国忠先生的个人收藏品。这个博物馆得到了政府补助资金20万元，悬挂“永泰庄寨博物馆”的匾额，长期开设“庄寨古风”文物展。2016年政府又组织召开“福建永泰庄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26位国内文物、建筑、考古、世界遗产保护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参访了包括爱荆庄在内的多个庄寨。
几次和专家的面对面接触，直接激发了爱荆庄族人的积极性和保护热情。在笔者对爱荆庄的访谈中，当地族亲经常提到专家的到来极大推动了爱荆庄后续的修缮，鼓足了大家的干劲。不管是宗族里的文化精英，还是对庄寨保护并无特殊兴趣的一般人，在专家的动员下，纷纷意识到保护庄寨并不是修房子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挖掘爱荆庄的内涵和价值。爱荆庄理事会的骨干说，“北京专家来了后，大家更听话了”。在“共同祖先”的认同之下，一些专家积极参与到爱荆庄的保护，并协助申请官方认证体系里的奖项及资格。例如一位鲍氏专家建议爱荆庄申请遗产保护领域的奖项，并亲自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指导。爱荆庄理事会的骨干指出专家对修缮的直接推进：“本来是房顶修好就行了，有了申请奖项这个目标，又开始做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宗亲专家之所以愿意投入到庄寨保护中去，除了同宗之共情，也受到庄寨建筑本身的感召。例如鲍氏族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鲍中行说：“我走过全国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没见过，刘文彩的大院也比不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很震撼了，这个城堡含有丰富的内涵和思想。”规划专家鲍家声在座谈中提道：“第一就喜见远方的宗亲，不仅见到当地的，还有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的，在座都是一家人。我是安徽鲍，也是棠樾(迁徙过来)的……快速城市化，破坏的力度比‘文化大革命’大得多……今天看到近二百年历史的爱荆庄保护的这么完好，我很高兴！我们要深度地挖掘‘爱荆庄’的历史文化，挖掘自己的故事，让世人了解我们的历史。”另一位规划和遗产保护专家鲍世行提出，爱荆庄作为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空间又有强烈的福建地域色彩。建筑防卫部分到达了极致。鲍世行说：“我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造和留下了如此珍贵的财产，我们也要感谢三洋宗亲守望了183年，能把这份沉甸甸的遗产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们的责任是要写好这篇大文章，把它推向全国，推向世界。”(《闽鲍通讯》，2015年第3期)
通过宗亲网络的升级，大大扩展了社区对接社会资源的半径。使之跨越了地域限制，将更大范围内的知识精英吸引到庄寨保护事业上来。类似的，庄寨建设起初就统筹考虑“分家”，激励子孙繁衍生息，另为祖业发展空间留有余地。可见建筑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具备一定的扩展性，才具备自我建设的能力。理事会骨干对自己庄寨得到宗亲专家的持续支持感到自信和自豪，这种支持是其他庄寨所不具备的。一些族人略带感慨或骄傲地说，参与了爱荆庄的事情之后，他们才得以跟“大专家”“大领导”“互相留了电话号码”。爱荆庄通过祖宅的存在和对它的保护，获得了文化资本并转化为社会资本。地方政府也通过地方社会的文化资产为打造文化品牌和旅游开发获取了更多知识和智力资源。人在保护建筑的同时，建筑也促成了人群，尤其是理事会核心成员的自我实现。一些理事会骨干在工作中发展出了对建筑历史、文史知识的爱好，经常钻研探讨，正在成长为民间的文保专家。
进入官方体系的认证，得到奖项或称号，是爱荆庄理事会目前最直接的行动目标，也是地方政府的渴求。围绕庄寨保护的领导讲话，反复出现的是“提升到省级、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旅游地标”等表述。共同的目标无疑会增强地方社会与官方的有机联系，强化地方社会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社会形成了自己的保护原则和行动节奏。鲍氏在浙江聚居地的一处古民居在开发过程中，为照顾利益，遭到了破坏。目睹此过程的专家借此反复呼吁理事会要以保护为主，以保护为重。专家提出，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仓促上马，最后就会把遗存破坏，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并嘱托理事会不要掉以轻心。“如果这样，我们就将成为历史罪人。”这种侧重保护的理念，也传导到理事会。家族中的政治文化骨干也表达了对开发的高度警惕、对开发商的存疑。理事会秉承两个原则：第一，等保护做到一定程度，得到了一定级别的官方体系认可，再说开发的事情。第二，自己修缮、自己申报、自行运营管理。这种思路就和地方政府方面侧重探索把庄寨推向市场、通过开发与旅游相结合来达到保护的目的，构成了具有一定张力的关系。在未来的资源活化开发中，专家、政府、当地宗族必然还会发生更多的沟通协作，才能有效推动活态保护。
六、结语
目前进入文保抢修和文化整理阶段的庄寨，脱离了日常生活体系里的普通场所，又处于被官方话语体系认定成历史遗存场所之前，从而属于集体话语体系中的记忆场所。也就是说，庄寨介于使用的遗产和指派的遗产之间。在庄寨的抢救性保护阶段，各庄寨是主体，庄寨理事会组织是核心。庄寨社区自行动员筹集资金和人力物力，政府给予组织政策引导和资金奖补，社会第三方积极引导协调，才使得短短几年间庄寨保护工作即取得成效。新旧组织、新旧民俗，新旧记忆持续有机的结合，新形势与旧机制的共度，是社区持续整合的前提。我们发现这些融合的条件，则是对社区文化和治理逻辑的清醒认识和尊重，以及合理的拓展。社区本身的关系网络在文化保育和遗产保护过程中扮演了动员集资修缮的首要角色，以专项事务为宗旨的理事会这种新型事物管理体系，在修缮中承继了传统社区“民主集中”式管理，同时又蕴含着集体管理公共财产投资收益的商业运作潜力。在修缮保护开发的事务驱动下，社区组织由年长群体扩展到了青年群体，由族亲网络向外扩展到了县域社会的乡亲网络和全国范围的宗亲网络。社区也和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来往与协商，接受政府的协调管理。认捐等募款形式表明传统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的有效运转离不开人情关系、脸面意识。外地宗亲对庄寨修缮的义务参与，和地方同姓宗族生发出身份认同感，则说明人伦伦理和情感是志愿行为的意义根基。爱土爱乡的新家园感，传统主义影响下的文化道德共同体，在保护祖宅的志愿自发活动中分别得以增强和形成。栖居之所与社区文化自觉互相影响，演化成一种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地势”。
同时应当指出，尽管庄寨的保护修缮实现了社区的主动参与，但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正面案例中看到，社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知识分子投射以美好想象的整体性的实体，社区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内部有权力关系的、持续制造弹性身份边界的过程。例如在认祖归宗的共同体之下，专家主动成为“自家人”，携带专业技能和社会资源卷入遗产保护社区的共建。
社区的组织结构一旦固化，容易让社区成员受到整齐划一的身份或集体的挟制，例如有一次一名外地知识分子在宗族的认捐现场表示也想出钱，但被旁人以“你是外人，参与就乱套了”的理由给挡住。其暗示的是，“如果你出钱了，现场其他‘外人’估计也会感受到解囊的压力，而且出多少钱没有个基准”。这个举动展示出传统动员网络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具有的封闭特性。社区权力结构如果缺少代表性和弹性，可能会缺少替代性的方案和多样性的主张。例如，多数女性、多数年轻人在目前的保护行动中处于主动或被动性失语状态。因此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要以动态、多样的视角看待社区，沿着传统的肌理，吸收更多样的成员参与决策，增强延展和共度性。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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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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