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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桶作为一个隐喻
作为嫁妆的马桶，在婚礼上被作为重要的象征物，在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后，通常就被启用，成为普通的生活用具，亦即作为便溺之器为女主人所专用。虽然有人怀疑妇女生孩子时，会不会真的直接就在马桶里分娩，但确实在某些地方，马桶和妇女分娩的关系非常密切。例如，有些地方的嫁妆中，与“子孙桶”相配套的，还有“子孙凳”，它其实就是准备专门为产婆给新娘接生之际使用的。
明清时期的江南妇女，生孩子被叫做“临盆”，产妇分娩时多采用蹲或坐位，临产时，直接就坐在高脚木盆或马桶上生产。通常要请经验丰富的接生婆，先把马桶洗净，铺上干稻草和棉垫等，再放入温水，淹过棉垫。如此准备充分，就等婴孩顺利降生。如果真是这样，则排便与分娩，无新旧之分，都使用同一件民具，这的确耐人寻味。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苏南和浙南等地，不仅让婴孩降生在马桶里（或在马桶之外，另有陪嫁而来的子孙桶），孩子还成长在一种育儿立桶或站桶之中。笔者在浙江省兰溪市姚村调查时，就曾仔细观察过这类站桶。而把红蛋等放在子孙桶内，其实也就有“诞子于桶”之类的寓意。
马桶在婚礼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应该不只是它在婚后具有可供女主人排泄甚至分娩所用的物理性功能。有学者认为，子孙桶并非雅物，它之所以为嫁妆所必须，是因为有一个具有吉利含义的名字。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可能有一点本末倒置。马桶作为嫁妆，之所以必须从娘家带来，乃是因为它还具有更加深刻的寓意，亦即作为新娘本人身体之生殖能力的物化象征。马桶不只是作为人类生殖、繁衍种族愿望的一种载体，它本身还成为一个生殖力的隐喻。这便是某一个事物有可能通过调整而成为另外一个并不相关事物的隐喻的典型例证。旧时在杭州，如果女方因为穷困，无力置办像样的嫁妆时，可以由男方家“包房”，亦即由男方将准备好的妆奁，在婚礼前几天送去女方家，结婚当日，再由女方把它带到男家。但是，男方家固然可以包揽一切，唯独“子孙桶”，必须由女方家来准备。之所以必须由女方家准备马桶，这其中潜含着婚姻的两性结构原理。诚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的那样：“婚姻仪式的宗教结构，也是人类性行为的宇宙结构。对于现代社会中的非宗教信徒来说，想理解这种两性结合中同时存在的宇宙性的和神秘性的向度是困难的。”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看来，婚礼乃是充满启示的象征性仪式群，有时候这些启示是需要使用暗语或隐喻表达的。马桶、红蛋、花生、红枣、荔枝等等中国人婚礼中反复出现的物化象征，无非就是为数众多的暗语和隐喻的具象化形式。
也正是为了感染到马桶所隐含内具的生殖力，马桶有时候会被当作是能够帮助怀孕的“小道具”。韩国民俗学者金光彦曾经提到在中国长江流域及南部地区的一种“送子”的风俗。当婚后三年仍未怀孕的话，就在农历八月十五，由男人拿着用金黄色纸做的马桶，再由另一位男扮女装的人带着套上小孩外衣的空心匏子，在乐队带领下去那户想要孩子的人家，把这些东西交给主人。他们认为，这对夫妇睡觉时，把那个纸做的马桶和开裆裤放在中间，就能怀孕。至于人们相信马桶跟怀孕有关，乃是因为夫妻一起使用它的缘故，这可以使人联想到性行为。在这一类民俗事象当中，马桶象征着可以感染而来的生殖力，有时候，某家若生了男孩，还会有不孕妇女前来拜访，经主人同意后，她便坐在主人家的马桶上，吃下染红的熟鸡蛋，吃完后再与产妇交换裤带。人们相信，她因坐马桶、吃红蛋而得到的生子之兆，可以用那裤带带回家去。
以马桶作为生殖能力的象征性隐喻，这在各地的乡俗社会里并不以为秽。关于便溺和生育的关系，古籍里较早的《国语·晋语》曾提到周文王诞生的神话：“臣闻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这是把拉撒和生孩子看成一类事。其实，类似的民俗文化现象不在少数。例如，古罗马的作家普林尼（Pline）曾在其《自然史》中对尿液的药用保健功能赞赏有加，更有甚者，当时的人们是把太监的尿液也视为灵验之物，认为它能够增强妇女的生育力。旧时在沂蒙山区，男女新婚时，等拜堂之类仪式完成以后，要由小姑将新买的尿盆放在洞房的床下，并大声念叨：“搁小盆，搁小盆，等到来年抱小侄。”有的地方在喝过交心酒之后，新婚夫妻要去抬尿罐，谓之“抬聚宝盆”。这时，婆婆在洞房内把门关上，由新娘叫门，婆婆问：是谁？抬的什么？媳妇则答曰：是您媳妇和您儿，抬的是聚宝盆。然后，婆婆才开门放行。类似这样富于戏剧性的仪式表演，目的就是为了突显马桶、尿盆或尿罐的象征性。新婚男女之排泄物汇聚的尿罐，被说成是“聚宝盆”，其实也就是男（精子）女（卵子）双方之生殖力因交合而获得成就的隐喻。
不难理解的是，作为头等重要的嫁妆，在这种象征性的马桶和女性的生殖器官之间也有可能存着某种隐喻转换的关系。首先，马桶是与人的性器官最为接近的器物；其次，它的结构和形状（桶状物），也被认为与孕妇的生产通道相类似；第三，人类的出产过程和排泄过程，被认为具有深刻的可比拟性。说到排泄与出产的关系，就必须提到心理学者弗洛伊德的排泄理论。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儿童在其人格发展的“肛门期”，必须学会控制生理排泄，以便符合社会性的要求。但儿童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认为，婴孩是像粪便那样被排泄出来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联想到被视为是人类“童年”之想象力集大成的神话，包括北美印第安人在内，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排泄物造人或创世的神话。关于排泄物和新生儿的“一体化”，这在精神分析领域的文献中是有很多报道的，因为在人类原初的想像力中，赤子从母体腹部产出的过程很容易被比喻为排泄。例如，日本在公元712年由太安麻吕编纂的《古事记》，也记录了“伊邪那美命”从排泄物和呕吐物中出产了和农业有关诸神的著名神话，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粪尿之丰饶性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据说过去中国珞巴族妇女的分娩之处，经常就是在竹楼门后的地板附近，那里有一个洞，正是人们平时方便和倾倒垃圾的地方。相信这类事例，应该都是基于同样的原理。能够说明性与排泄之间关系的例证和学说也不少见，它们均涉及下半身的身体隐秘，同时也都带来释放的快感。例如，莫扎特的情书，就被认为充满了粪便和尿骚味，体现了爱与性及排泄相交织的状态；近代以来各国的厕所艺术，也多以性事（男性）和爱情（女性）为主题等等，所有这些并不宜简单地归结为淫秽下流，而是有其更为普世性的人类心理深层的依据。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宰相严嵩父子曾使用金银做成的真人大小的女性人体厕所，“有亵器，乃白金美人，以其阴承溺，尤属可笑”。很多时候，这件事是被当作奸人荒淫无耻的证据，但若是换个角度，则可窥知在当事人的潜意识里，排泄之和性事、便器之和性器之间是存在隐喻转换关系的。其实，马桶的别称“马子”，自唐朝以来，一直就同时是女人、女阴的隐语。
马桶作为隐喻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汇聚了排泄、性和出产于一体。排泄、性事和出产，都是深度关涉人类身体污秽的焦点。实际上，经常和马桶配套的“腰桶”“脚桶”也不例外，亦皆与女性身体的隐私密切相关。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揭示，这些来自人类身体空穴的存在，无一例外地都是属于需要严重避忌的污秽。通常它们是要被遮蔽起来的，或被压抑在文明社会人们的视野之外，但是，对于它们的禁忌一旦打破，它们所内涵的力量，包括破坏和再生的力量就会迸发出来。马桶在婚礼上的作用，大概就属于把新婚夫妻这些身体本能（排泄、性和出产）方面的事情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也因此，马桶就具备了巨大的神力。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少地方，民间还有在婚礼上展示包括“子孙桶”等在内的嫁妆之俗，例如，在浙江省的金华有“摆嫁妆”，在湖州叫做“亮行妆”，而在客家人的婚礼上，则是由男方家宴请亲朋前来“看嫁妆”。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在徐州，人们认为陪嫁马桶是不宜公开亮相的，所以，一般是用黄布包好，由人背着，跟在送嫁队伍的最后。无论如何，由马桶所象征的女性的生殖力，拥有一种宇宙结构亦即万物之母的模式。这也正是连同马桶在内，女性的生殖力亦即成为母亲的能力之被神圣化的缘故。
提到马桶的神力，也就很容易联想到日本民俗学家饭岛吉晴对人类排泄物之“两义性”的提示。他通过对日本大量的相关民俗事象的归纳，指出粪尿在民俗中除了污秽性，还有丰饶性。虽然日本存在着对于污秽之人、之事、之物的严重歧视；但另一方面，在一般庶民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又有对粪尿之丰饶性的广泛认知和类似的民间文化传承，这意味着令人厌恶的污秽之物，又往往能够成为生命之再生、苏醒和生命力之肥沃丰饶的象征。在韩国，过去因为民间相信妇女是繁殖、丰收的象征，所以，贵族家庭主要供女性使用的“内厕”的粪便，比起主要供男性使用的“外厕”的粪便来，是要更有价值的，所以，故意使用“内厕”的粪便，就觉得庄稼更容易获得丰收。
中国也有不少类似的民间传承。中国把人的粪便称为“人中黄”，认为它相当于人的“遗金”，故旧时有一些店家对于有人在店门前“遗金”，不仅不大介意，反倒会把它当作财运之兆。至于认为用“童子尿”煮鸡蛋有营养（力量），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和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我爷爷”那一泡尿，还有在“子孙桶”里放置红色的鸡蛋和男孩子撒尿等，其实，都是可以在同一个文脉或逻辑中得到说明的。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里曾提到一个“令如愿”的故事：正月“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按《录异传》云：有商人区明者，过彭泽湖。有车马出，自称青洪君，要明过家，厚礼之，问何所须。有人教明，但乞如愿。及问，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愿，不得已，许之，乃是一少婢也。清洪君语明曰，均领取治家，如要物，但就如愿。所须皆得。自尔，商人或有所求，如愿并为，即得。数年遂大富。后至正旦，如愿起晚，商人以杖打之，如愿以头钻入粪中，渐没失所。后商人家渐贫。今北人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以答假痛。又以细绳系偶人投粪扫中，云令如愿，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应该说，这个故事表现了粪堆和财富的关系，但若联想到在江苏省泰兴一些地方，旧时有村民们围绕着粪坑追打不孕少妇，以为之求子的习俗，它似乎还有更深的寓意。过去在中国各地，旧历正月十五的夜里，有年轻的少妇与姑娘们举行的迎接厕神紫姑的巫术活动，她们向紫姑求问的丰歉吉凶，通常也总是潜含着对未来婚育愿景的向往。
污秽之物如马桶、粪便之有神力，在中国的乡间民俗中还有很多独特的表象。例如，江苏一些地方，待马桶用久了，其内侧下方会结成一层暧昧的“垢”，箍桶匠把这些“垢”铲下包好，居然可以卖给药店入药用，据说主治内伤疾病。因此，过去甚至有小贩挑着新马桶去换人家的旧马桶，看起来亏本，其实是图那些“垢”，等铲下它以后，再把马桶重新修过，又可焕然一新。基于同样的原理，在广东省的佛山一带，民间有认俗称“倒屎婆”的“清粪妇”做“干娘”的习俗，亦即让孩子给她做“契仔”。虽然她们从事的工作很脏，其社会地位也很低，但仍有很多人前来拜亲。这其中的道理是妇女的粪便最为污秽（因为除了粪便的污秽，常常还有经血的污秽混入），连邪魔恶鬼都怕。因此，那些专门为女性清理粪便的妇女，就被认为具有杀气，连邪魔鬼怪也怕她三分，于是，她们就有了保护孩子的法力，就连她使用的“粪塔”（盛粪的道具）也被称为“混元金斗”，被认为可以镇煞辟邪。
当然，马桶作为镇煞驱邪之物的神力主要是象征性的，如果对它做本质主义的理解，往往就有可能闹出笑话。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便溺被有些人认为是余占鳌的那一泡尿，它曾使“十八里红”酒更加醇美，到后来，这些酒甚至还成为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器。但是，对于这种近似“抗日神剧”的桥段和民间的所谓“阴门阵”之类，均不可做本质主义解读。
四 小结：陪嫁马桶作为“遗留物”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江南水乡的女人们一生都离不开马桶，无论是从结婚到生育，还是每天必须洗涮马桶的作业，她们和马桶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大农村也开始逐渐地普及“抽水马桶”，都市化进程的扩展，使得传统马桶逐渐趋于被淘汰的命运。城市住宅里的抽水马桶和乡间及某些老城区依然存留的传统马桶之间，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关系。因为便利和卫生，越来越多的人们毫不犹豫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抽水马桶，传统马桶也因此迅速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旧马桶作为一种传统的民具，很多时候是直接就被弃置或当作垃圾抛弃，但仍有一些爱好者基于怀旧乡愁的情感，把它作为记忆过去的符号，并对它的“臭美”欣赏有加。
当旧马桶日益退出人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新马桶却仍然持续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家具塑料化和合金化的现今，传统的木作家具渐渐趋于衰落，唯独马桶的制作在江南一带依然是订单络绎不绝。事实上，伴随着彩电、冰箱等现代家用电器的普及，传统的嫁妆组合中那些箱、笼、柜、椅之类大都也已经慢慢地淡出，但唯独“子孙桶”依然被认为是必须的。即使婚后，它不再被使用，也不能随便扔掉它，更不能将它借给他人。在南方各地人们的婚礼上，目前依然需要马桶作为“子孙桶”继续扮演它的功能。新马桶的实用性几乎等于零，可其象征性却丝毫没有衰退，因为即便是现代社会的两性婚姻，依然需要有女方持有并带到婆家的生殖能力，而基于民俗事象的传承惯性，这种生殖力仍需要马桶来予以表征。抽水马桶以其科学技术性毫无悬念地战胜了传统马桶，但抽水马桶却无法承载或被认为无法承载传统马桶曾经被赋予的那些象征性的意义。于是，马桶作为一个“隐喻”，就成为“遗留物”而继续存活于当代中国的民间婚礼当中。
早期的民俗学曾经主要是研究“遗留物”的，这类研究之所以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主要是由于它没能真正理解“遗留物”的意义。如果以现代婚礼上的陪嫁马桶作为例子，那么，以往把它作为“遗留物”去研究的话，主要就是追溯马桶的历史，以及这种陪嫁马桶的风俗的流脉等等。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这种“遗留物”在现代婚礼中的功能，那它就完全可以成为当代的研究对象。本文在探讨作为婚礼陪嫁的马桶时，尤其是那些将不再具有实用性的马桶时，不止是把它当作“物”，还把它当作一种深刻且永远不会过时的“隐喻”，应该说，如此的“遗留物”研究，同时也可以就是对当下的现代民俗学研究。
最后，我想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陪嫁马桶作为隐喻的意义。2007年6月，上海崇明有一对小夫妻因为感情不合离了婚，双方的离婚协议约定，女方的婚前陪嫁物品全部返还。当双方清点财产时，女方发现少了一只她陪嫁时带来的“木质铜箍马桶”，当即强烈要求一定要带回这只马桶，且不可用其他物品替代，并一口认定陪嫁马桶被男方家人藏了起来。男方家人则声称“不可能藏一只马桶”，于是，双方就对立起来，互不妥协。后来，在闸北法院法官的耐心劝说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由男方做一只一模一样的马桶，亲自送到女方家。之所以会有这个冲突，主要就是由于当地习俗认为，男女结婚时女方家陪嫁的马桶，主要是表示婚后将子孙满堂，是个好彩头。所以，一旦离婚，马桶就一定要讨回去，否则，就暗喻女方将来会无儿无女，很不吉利。
这个案例使我联想到非洲本巴人通过被叫做“祈颂姑”的女子成人仪式，而使当事的女孩脱胎换骨，获得某些重要价值的情形。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理查兹和汉特曼等人的研究，本巴人此种仪式的目的，是促使一个本巴女孩“长大”，使她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个准备结婚，并且能够在性交和月经的污染之后承担起净化丈夫和自己这一危险任务的女人。本巴人认为，没有经过此种仪式的女孩是“垃圾”，是一口没点火的锅，亦即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如果参照中国人的情形，过去通常是在举行婚礼前，才为女子举行“笄礼”或“绞脸”之类的仪式，或者由于女子成人礼的衰微，遂将它合并于婚礼之中。当女子因为结婚而前往夫家时，她必须是已经具备了生育的能力，她的身体也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甚至她还必须通过携行的陪嫁马桶向世人表明这一点。我们从马桶的制作过程中得以见证的那些被附加于其中的价值，对于新婚女子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假如不是这样，她的婚姻乃至于她的生命中，就会被认为缺失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意义。
（原文载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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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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