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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顺服的回忆：陈王迁墓的风水公案
帝都乃至陵寝的选择和营造是传统政治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国家大事。特别是帝王及其先人的陵寝，往往被视为“王气攸萃”的重地，是强化王权之“正统性”的“记忆之所”。而王朝统治者往往通过这类带有宗法和血缘传统的纪念碑群，来作为构建宗法传承和政治认同的符号和象征。没有这些外化的象征性圣物，所谓家族制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同，更无法“通过‘触动感官’的形式而变得可见并具有持续性。”因此，“天子地”天然是一种敏感的政治符号，甚至是一种感官的政治图腾，造就了一种象征权力永续的神圣空间。宋代理学家朱子曾经写《山陵议状》，积极参与宋代赵陵寝的风水选择的讨论，就是希望“国统”得以永续。他甚至将宋代的“靖康之变，宗社为墟”的政治悲剧，归咎于按“国音”进行错误的堪舆选择的后果。
诚如《汉书·天文志》所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而《孟子·公孙丑》则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在传统中国的精神观念中，天运与地运是相应的，所谓帝王家族因为承负了“德性”而获得“天子地”（龙兴之地）的风水叙事，既是鼓吹该王朝因“奉天承运”而夺得“大统”的话语，也是地方社会借以表达对于中心（王朝）政治秩序的认同或默认，从而宣示了代表“正统性”的王朝（国家）在边陲开化地区的强势在场。这种寓意“正统性”的风水叙事，往往借助各种形式的宣传楔入地方社会，成为一种“神话化”的历史记忆。
例如，明代嘉靖年间徐善继、徐善述编撰的风水名著《地理人子须知》之“论北条干龙脉络”，就借助中国风水龙脉学说，来论证明朝朱氏政权是“龙飞承天”，“厚福无疆”，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该地理书声称，中国龙脉有三条干龙，其中“中干为最尊，次北干，又次南干”，汉、宋、明等朝代，“龙飞承天，皆在中干”。而明太祖朱元璋的祖上，就是因偶得道士指点而得中干龙的“天子地”。而“南干至宋高宗南渡来，运气方兴，萃产朱子，为万世儒宗。而迩来人物，东南颇多，其最长者为金陵，我国朝根本重地，太祖高皇帝龙兴之畿也。”堪舆书通过叙述始于昆仑的“三大干龙”都尽属中国，从而明确了明王朝的大致统治范围（接近于本邦、内蕃），并声称三大干龙都有明王朝的祖陵，以此来表明明王朝拥有天下，承续正统：“三干之尽，惟我朝独会其全。回视唐虞以来，或得正干之一，或得分干之一者，亦能衍数百年之基，则我皇朝三大干之全福力量，眞亿万斯年可预卜于兹也。草茅之士，躬逢其盛，寍不为圣朝之深庆哉？”
明代学人的“统纪论”，推衍有“正统、变统”之说。如方孝孺《释统》称“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其中“三代，正统也”，而汉、唐宋，只能“附之以正统”，而变统有三，如“取之不以正”、“夷狄而谮中国”、“女后而据天位”云云；黄潢《图书编》称：“必以纲常为正统，始为古今之通义”，又论宋、元正统云：“宋之有天下，与乎秦、晋、隋、唐，其乖纲常一也，均不得为正统，然犹中国人窃中国人也，奸中国统。元则为夷狄，更不当以继中国之统。”《地理人子须知》似乎受到彼时代的“正统、变统”说的影响，暗示宋元二朝为变统者，即宋属于“取之不正者”，而元属于“夷狄而谮中国者”，所以朱氏祖上才能获得宋代王室知道而得不到的龙兴之地：“仁祖陵即吴景鸾献宋室者。宋不能用，盖天留以待我皇朝之厚福无疆也，岂偶然哉？”而福建既然属于东南“运气方兴”之地，倘若有“天子地”的风水，自然也是明王朝要十分警惕的地方。
福建关于“天子地”的故事类型非常普遍，大多带有模糊两可的神话叙事特征，展示了区域内部集体的文化情结和历史心性。围绕“正统性”之文化记忆的系列建构和阐释，是维系历代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基本要件。这些类型化的神话化的故事，与其说是反映了边陲的乡族社会失败或失落的乌托邦理想，不如说反映了近世中国地域社会朝向“正统化”或“文治化”进程（重建秩序）的成效。而宗族组织或乡族势力借用这类独特的口头叙事传统，则反复传达和诠释了“乡族化”的族群之“被边缘化”和“去中心化”的集体焦虑感。
在福建，“陈王迁墓”是一则扑朔迷离的公案，讲述了唐代的陈元光因为忌惮祖坟的“王者气”或“天子气”，而不得不迁移的事情，诸如明代的《八闽通志》、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以及本地的地方志、陈氏族谱，都有详细的记载。当然，“陈王迁墓”故事并非是一种“与现实对立的回忆”，但同样是对地方历史进行“符号化”的产物。毋宁说，它是地域社会的一种“作为顺服的回忆”，即在政治认同上坚守“正统”，不欲“谮伪”，从而曲折地呼应了传统中国社会之“龙飞承天”和“奉正朔”的政治文化观念。
例如，明代《八闽通志》卷七九《丘墓·漳浦县》曰：
陈政墓，在县将军山之麓。政，元光父也，唐时为诸卫将军，领兵戎闽，卒葬于此，俗名将军墓。其墓有祭田，至今佃人岁时祭扫。按郡志，元光初葬其父母于邑之云霄，后因术士谓其有王者气，亟改葬南靖新安里北溪社大峰山以避之。后元光战殁，庙食兹土，累封王爵。俗谓其役使鬼物，仍迁其柩葬于云霄山之故处。其言甚不经，然今二县皆有所谓将军墓者，意其初葬南靖，后迁漳浦。郡人神之，故以为是说也。
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五《漳州府部·古迹考》：
陈王墓，一在平和新安里大峰山，一在漳浦云霄将军山麓故修竹里。初，陈将军元光初葬父于云霄，后青囊称兹山有王气，元光改葬于大峰山以避之。后元光战殁，庙食兹土，累封王爵，故父葬亦称陈王。宣和五年，有佣人林机来自泉，请于县官曰：“陈将军欲迁峰山茔，迁葬云霄，有砖一坎在普贤院后，幸命五百工将去。”时人以为狂。已而发坎，果验。人于山前遥望，举畚锸者数百人，即之，独机在耳。民各携酒食往饷，须臾则瓶罄豆空。未踰月，役毕。有吴大成者过云霄，见黄旗一带，自峰山直趋旧茔，卤簿蔽空，鼓吹传响。山下人趋视，则新坟立矣。寻访旧茔，藤萝乱覆，始知王之迁葬也。
云霄山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陈祯祥纂）载：
唐仪凤三年（６７８），男龙湖（即陈元光）奉敕，葬考妣于云霄修竹里将军山，既而有术者指其地有王者气，龙湖公遂改葬于大溪社大峰山以避之。至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陈将军役使鬼物，迁葬考妣于云霄将军山旧茔偏穴，坐庚向甲兼申寅。
这些地方文献融入了记述者自我的想象和价值认知，但也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考古资料表明，现存陈政夫妇墓台基的上中下三层遗迹方向各异。其中下层贴近中轴线方向，年代接近陈政下葬年代；中上层中轴线曲折，且出土了南宋嘉熙庚子（１２４０）的纪年石柱铭；而上层的折角最大。从地形分析，并非因地制宜，应是人为有意设置。而族谱所记方位及朝向与现存坟堆方向也完全吻合，故“云霄民间流传‘陈王迁墓’的传说，从现在考古现象来看，这个传说目前尚不能完全否定”。原本陈政所葬的可能就是藏“王气”的正穴，而后再迁偏穴的。至于是否移葬他山再迁回，或者就地迁移，则不得而知。当然也有可能是“瞒天过海”之法，或许陈坟暗中早已迁回，或许坟墓本未迁移。
中国史学传统的正统论有两大根据，一是采用邹衍的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二是借《公羊传》加以推衍，从空间论述正统，正统即大一统之意义也。但无论哪一种正统论，都蕴含着一种具有道德（德气）评判意味的“天命”观念，即君权或王权天授的观念。只有“奉天承运”，行“王道政治”，才能“正下之位，一天下之心”，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承统”，而是“谮越”或“变统”，所以宋代《册府元龟》卷二百十九列有“谮伪部总序”声称：“夫余分为闰，既异夫居正之统；王纲失纽，或有乎谮命之号。斯盖豪杰窃起，以蓄乎觊觎；强弱相凌，分据乎士宇。虽政令之自出，非运序之所系。”宋欧阳修《原正统论》指出：“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谮为兴而盗窃作，由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泰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陈王迁墓的风水叙事，其实就蕴含着“正统”与“谮伪”之辨。谢重光敏锐地指出这叙事背后的“微言大义”：“如果陈元光确实为了回避政治嫌疑而将父墓从将军山迁至平和大峰山，那就不可能托梦回迁于有王气之将军山。盖因古之所谓‘王气’，实指天子之气。作为人臣而贪此有‘王气’的‘风水宝地’，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表现；作为神祇，虽然享受五爵荣封，仍然是天子底下的一名臣子，仍然要恪守忠贞淳谨之规矩，岂能以封王而重占有‘王气’之茔域？”我们可以称陈王迁墓叙事是一种“作为顺服的回忆”，是地方社会对于“正统”（大一统）观念认同的心态反映。
大体而言，对于具有政治“一统性”的中国社会而言，陈王迁墓的故事类型隐晦地表达了近世的地域社会内敛的集体情感、态度与声音，而在地域社会中不断自我生成与完成的一套自足的文化象征体系，其本身就构成一种软性的政治力量（权力）或社会教化的权威，它表述着地域集体心灵的历史。陈王迁墓的灵异叙事，何尝不是边陲居民之被压抑着的政治“边陲意识”隐秘的反映？宋代“役鬼迁墓”于侧穴，毋宁说这是边陲汉民在政治上顺服于中心（仅仅是侧穴）的同时，继续表达其“在地”人格尊严（迁葬在侧穴）的文化隐喻。
不过，这种“边陲意识”也隐藏着一种尴尬的“文化自觉”，即相对于祖地中原、北方而言，闽中仍属于地理上的“瓯越险远之地”，或人文上的衣冠文物衰微之邦。朱熹感叹“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或可直解为是闽中知识精英被压抑着的“边陲意识”的张扬与释放，是对闽中被边缘化处境的一种自我警示。
因此，闽人对于地域的风水观念的强化，不但具有文明的意味，也有政治的义涵。“风水”既是随时随地膨胀的“汉人”分类标志，更是闽人“言衣冠文物之盛”的助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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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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