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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
文化遗产思辨研究及其对国内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意义
浙江大学马庆凯
2018年9月1日至6日，以“他山之石—跨界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第四届文化遗产思辨研究国际会议在浙江大学举行。大会由浙江大学与国际思辨遗产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英文简称为ACHS）共同举办，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协办，是该协会两年一度的学术会议，也是国际遗产界的盛会。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200多所著名大学和文化遗产研究机构的46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85％以上为国际代表，分布在人类学、考古学、建筑学、城市规划、文化学、博物馆学、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国际遗产学界过去十多年来迅速崛起的“文化遗产思辨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在这次会议中得到了集中、全面的展现，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对今后国内遗产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文化遗产思辨研究与国内文化遗产事业的关联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遗产事业在新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赋予了文博行业新的使命，即文化遗产事业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党和国家对于文化遗产事业的总要求。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存在困难，困境在哪里？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国内遗产事业中对于从人本、文化等本质的层次上探讨遗产的文化价值还需要加强。长期以来，遗产界同仁在遗产的保护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为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应看到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对于遗产的利用重视不够，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保护遗产的过程中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偏颇，对遗产涉及的其他多种社会群体的权益重视不够；在遗产价值的评估过程中，对遗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认识不够充分，原有的评估方法无法讲清楚遗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在对遗产本质的认识中，对遗产与民众是什么关系缺乏研究，遗产与社会大众的连接不够；国内4000多家博物馆拥有的海量文化遗产尚未活起来。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有必要以新的理念重新认识遗产事业，指导当代的遗产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十多年来迅速崛起的“文化遗产思辨研究”及其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对于我国遗产保护与利用不无启发。
1985年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出版了《过去即他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指出这是学术界开展遗产研究的开始（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思想启发下，学者们开始超越原有的技术化的遗产研究路径，更多地将遗产作为一种涉及多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来研究；不仅关注遗产是什么，更关注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关注遗产如何保护，更关注遗产对于民众意味着什么；不仅关注遗产的本体，更关注人与遗产的互动，以重新理解遗产的本质。一言以蔽之，遗产本体+人=遗产。自此，国际遗产学界风气为之一变，新思想层出不穷，汇聚成了文化遗产思辨研究的潮流（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Critical一词的意义接近中文里的“慎思明辨”，因此这一研究潮流是对遗产领域中科学保护观的反思，是遗产研究的新发展。2012年文化遗产思辨研究协会成立，不到十年全世界3000多位学者成为会员，发展势头迅猛。协会成员既有长期从事世界文化遗产评估的遗产专家，也有高校学者，因此遗产理论与实践也得以贯通。学者们发现，遗产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建构的；其价值并非蕴藏在遗产的物质形态里，而是人基于对物质的感知，赋予了其价值；遗产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对于同一处遗产往往有多样化的理解，遗产专家之外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十分重要，遗产保护与利用是一个不同认识、权益协商的过程；遗产本质上是文化实践过程，与国家认同、地方感、记忆传承、身份建构等主题相关。遗产研究不再局限于“如何保护”的技术化探讨，为谁保护、为何保护、遗产对当代社会的贡献成为更受关注的课题。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组织逐渐地对这股潮流做出回应，把与遗产密切相关的人视为遗产事业的中心。
本次会议组织了包括84个主题的分会场，安排了560多场发言。与会代表以遗产为出发点，深入到民族认同、历史认知、场所精神、城乡融合、社会公正、社会治理、地理政治等话题，以及遗产领域的各种传统议题。这种学科的多样性和议题的广泛性表明了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跨学科旨趣
首都师范大学范佳翎
文化遗产思辨研究过去十年来成为学术热点，对遗产保护的思想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探讨一下遗产研究与实践中学科边界的问题。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大学与专门研究机构发展，研究不断专业化、职业化，学科分野越来越细。尽管分类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学科分类也是认识发展、知识积累的结果，但也造成学科之间的机械割裂，无法全面、科学地认识问题，例如遗产研究难以在现有的学科框架中找到专门的位置。遗产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元性，可以说从最初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都或先或后进行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本次会议的报告题目以及参会学者的专业背景之多元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遗产研究必须借鉴和整合多种学科的视角、方法和理论，需要不同专业背景学者们的通力跨界合作。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正在开展的“遗产未来”项目集合了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基因研究、核废料处理、自然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学者，采取高度整合的方式共同开展对遗产和未来关系的观察和思考。在这次大会上，他组织了主题为“遗产和后人文主义”（Heritage and Post-humanism）的分会场，12个报告分别介绍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学者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此外，分会场“跨越学科的界限：跨学科遗产思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伦理”也讨论了跨学科遗产研究中的问题，反映出遗产学界对跨学科的兴趣，也反映出在实践层面从事“跨学科”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有的学者介绍了综合考古学和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蒙古阿尔泰山地区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初步尝试（“考古学和语言学：蒙古阿尔泰山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路径”），结合田野考古调查情况，从蒙古语地名、习语中获得当地人如何认识这一文化地理区域，以及不同的遗产对象在当地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还有学者介绍了参与“跨学科”遗产研究项目的经历和体验，分享作为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在具体的跨学科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方法以及遭遇的问题。对文化遗产思辨研究来说，“跨学科”既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目的。文化遗产思辨研究的核心就在于推动跨界视角下的遗产研究与实践、强调多元主体、多元话语、多元领域和多元学科的交流、互诘和思辨，这些已经并将继续丰富遗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对遗产及其与我们的关系的观察和理解更富有层次、更具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遗产思辨研究对于当前的文化遗产研究来说是一个继承，更是令人瞩目的发展。
关于世界遗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燕海鸣
世界遗产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很神圣的名词。它在空间维度上突破了国家和文化的界限，在时间维度上承载着历史的积淀。它所追求的“突出普遍价值”，是46年前的创立者们为了保护全人类共同的遗产所创造出的颇具雄心的概念。它试图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试图通过文化大同的表象塑造世界的和平。但是，这一建立在美好图景上的概念，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所强调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及全人类共同保护遗产的理念很难实现。这种矛盾源自于世界遗产体系设计上的缺陷，即一个打着专业旗号的事业，最终必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政府间机构体系下运行；一个号称突破国界的名录，其申报主体必须是政治实体——缔约国。这就导致了世界遗产的先天不足——既要实现其文化大同的理想，又不得不依靠政治模式来推动。世界遗产体系形成和演变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引发了遗产思辨研究者的思考。例如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咨询机构主要由西方学者组成，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世界遗产名录数量上一半多是欧美国家的项目，被认为是过于强调遗产“物质性”，迎合西方遗产传统的结果；由政府和学者组成的遗产知识生产和管理模式，往往忽略了当地民众的声音和利益；因为世界遗产所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凸显了世界遗产背离了初心、逐渐“政治化”。
本次大会关于世界遗产的讨论主要围绕这四个方面来进行。首先来看文化霸权主义的讨论。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审美模式主导遗产评估，对于非西方的申遗项目可能是一种天然的不公平。有两项研究专门探讨了中国申遗项目所遭遇的“不公”，一是在西湖申遗过程中，西方专家对于具有东方审美意境的西湖的种种不理解，以及对于龙井茶园之于西湖文化景观价值的否认，揭示出世界遗产的评估机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另一篇则通过反思今年泉州申遗项目被评估为“不予列入”世界遗产这一案例，剖析世界遗产体系中的西方文化霸权。
第二，关于“物质性”的反思，也体现在一些论文中。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两篇讨论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文章指出：在目前的大运河遗产论述中，过于强调其物质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生活在运河上的人们生活中所蕴含的非物质的精神意义。其中一篇着重论述运河上的船民，另一篇则提出大运河的“活态”特征。两项研究都在尝试拓展大运河的价值范畴，强调物质之外的要素对于运河历史与未来的重要性。
当地社区、当地声音在遗产认定和管理中的角色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文化遗产思辨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便是后殖民主义，对重遗产物质性保护、忽略在地民众权益的权威化遗产话语进行反思，呼吁赋予“当地人”更多的遗产权力，是其研究实践的基本路径。本次会议中多项研究关注遗产地民众的声音与权益。有的学者从突尼斯杰尔巴岛申遗过程中过度追求所谓国际标准而对当地的多元价值的忽略提出批评；有的从建设性角度提出沟通全球话语与当地诉求的建议；“遗产争议：政治、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专题研讨会则研讨了遗产保护如何与当地民生和发展相结合。
最后，部分研究探讨了世界遗产项目中的政治化。学者们广泛讨论了申遗对于国家认同和政权构建的意义，讨论了不同国家之间通过申遗对有争议性历史的话语争夺，也讨论了未来在申遗领域的趋势。在大部分讨论“申遗”的文章之外，有一篇独辟蹊径，关注的是“不申遗”。挪威利用成为世界遗产委员国的契机，以承诺“不申遗”和“保持中立客观”，来进行国家形象塑造。
尽管遗产思辨研究对于世界遗产提出了许多反思，但并非对这一项目一味否定。世界遗产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世界遗产的种种问题只不过是国际政治和权力机制在其身上的投影而已。遗产思辨研究努力将这一“投影”展示给世人，期望更理性、冷静地认识世界遗产，而不是盲目崇拜或盲目否定。
关于非遗研究
云南大学苏俊杰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复合概念。非遗的定义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的产生反映了UNESCO对自身的不断反思和进步。UNESCO自1972年推行世界遗产概念以来面临着几对难解的矛盾：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普适性标准与地方多样性、欧美遗产话语与非欧美遗产话语、过去的静态的遗产与当下的活态的遗产等。在文化遗产思辨视角中，学者们通常把这种源于西欧的、重视老旧的、静态的、有名望的物质遗产价值的话语归纳为一种“权威化遗产话语”。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以UNESCO为首的国际遗产话语制定者开始反思其遗产理念并作出了改变，例如接受了日韩等国家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和非遗有关的文件。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和UNESCO在创立之初便倡导关注人权、文化权、文化多样性，而非遗概念的提出使得这些理念在遗产领域得以彰显。因此，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现是UNESCO对于自身权威化遗产话语的一种反思。
非遗概念的提出推动了国际上对于文化遗产类型的认知，也推动了遗产学界对于遗产的思辨研究。非遗是遗产思辨研究中的重要对象，也是其重要视角。透过遗产的“非物质性”，我们可以探究遗产现象涉及的与人有关的意义、主观性、权力、认同、地方感等议题。不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或者两者融合的遗产，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都和某些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这种群体和遗产的关系，时刻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因此，遗产的价值是个人或社区、群体经过一系列确认、构建、参与、协商的结果。从文化遗产思辨视角来看，遗产本质上是非物质的，因为遗产是基于“非物质的”意义和价值而产生的。所谓思辨的视角，就是提醒我们要看到遗产作为一个“遗产化过程”，其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和作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影响。
本次会议充分体现了非遗作为对象和视角的跨界交叉性。会议探讨的非遗对象已经突破了以欠发达地区原住民为主的单一研究，扩展到了对众多国家绝大多数类型遗产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研究，例如对于欧洲节庆、知识产权、传统知识、日常流行文化、博物馆观众体验的探讨。其中，非物质与物质遗产、非遗与文化多样性、非遗与知识产权、物质与非物质的博物馆实践活动等议题在大会进行了专题研讨，学者们从多学科的视角来反思和推进对于非遗的理解。学者们通过对主观性、认同、性别、记忆、权利等侧面来探讨非遗形成的动态机制和由此产生的对不同社区和群体的影响，也借此反思UNESCO和公约缔约国施行非遗政策以来的成效和缺陷。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是对中国城乡各地的非遗研究颇丰，关注对象涵盖宗教信仰、手工艺、舞蹈等。学者们重点关注UNESCO的非遗话语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如何展开对话，各利益相关者如何进行非遗构建。在国内遗产事业中，非遗传承人、社区、专家如何参与，政府如何管理，非遗如何传承，非遗与商业化和旅游的关系如何等都是热门议题。
会议以思辨的视角，通过多样化的学科角度，为我们呈现了世界范围内非遗的多元认知和由非遗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影响。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非遗，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了十多年，不过我们对于学者自身扮演的角色、保护工作的目的、既有的遗产观念的反思还不够，对于国际理论和视野的借鉴也需要加强。非遗，或者遗产非物质价值的保护，基于人，惠于人，也终于人。遗产思辨研究为我们关注人、遗产、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多元、深刻的理论视角，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推动它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关于博物馆研究
伦敦大学学院张力生
博物馆研究或博物馆学，历来与文化遗产关系密切。自20世纪90年代“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思潮兴起，博物馆学的研究关注点由“方法”逐渐转移到“目的和意图”。博物馆作为保护、展示和传承文化遗产的机构，是不同主张、诉求及权力关系交织互动的充满争议的场域，因此是文化遗产思辨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重点。
本届文化遗产国际会议有六个分会场，从多学科的视角对博物馆发展中的跨界实践进行了探讨。自诞生起，博物馆的一个主要作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筑和集体身份的塑造。“遗产，博物馆与国族营造”分会场关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的博物馆实践，通过不同案例探讨了博物馆对特定文化身份的塑造，以及对“他者”文化的表现。博物馆实践中的“非物质性”元素是另一个热门议题。随着博物馆在非遗传承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博物馆实践中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边界也变得逐渐模糊。“博物馆藏品与跨界的知识”分会场关注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对博物馆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的影响。针对算法、数据库、社交媒介等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平台对传统博物馆藏品的美学、教育和社会价值带来的巨大改变，学者们讨论了这些新的技术和媒介能为博物馆带来何种新的策展思路和可能性。
本次会议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博物馆研究成果颇丰。过去二十年间，亚洲博物馆事业高速发展，大量规模不一，产权、经费来源、管理方式不同的文博机构兴起并致力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陈列和展演。“何为亚洲文博学：当代亚洲博物馆实践的再思考”分会场关注源于西方的遗产价值如何在亚洲不同社会中被利用与重构，并强调这些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流变性，在不同地方语境中对“遗产”和“博物馆”等概念进行重新发掘和梳理。学者们分享了来自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及中国的研究，讨论了在地遗产保护以及私人博物馆实践能为长期被西方理论主导的博物馆学带来什么启示。
“困难遗产”（difficult heritage）的博物馆表达是本次大会的另一重要贡献。麦夏兰（Sharon J.Macdonald）在2009年的同名专著中将“困难遗产”解释为“对当下有意义却又有争议的过去”，它“不时会从不同社会涌现，参与到对未来的种种想象当中”。困难遗产往往是指与残酷、苦难、黑暗的历史记忆相关的遗存，对当下具有警示意义。“跨越边界：从（殖民）遗产到博物馆藏品”分会场探讨了在跨越边界的博物馆实践中，殖民历史作为一种“困难遗产”如何被展示、利用和交流。来自中国和欧洲、中东东南亚地区的八个不同案例，展示了殖民遗产研究多元而又充满争议的图景。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博物馆如何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有学者提出了“不安全的博物馆”概念，以反思博物馆如何通过处理困难遗产，更加开放地对待不同的观点、主张，承担为社会提出难以面对的问题的公共责任。
本届遗产研究大会中关于博物馆实践的丰富议题，对我国文博领域推进跨文化、跨语境交流有重要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大力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反思博物馆边界将有助于使博物馆更好地发挥跨文化交流作用，提出更多有国际意义的研究问题。另外，本次大会讨论的私人博物馆实践对如何发挥民间力量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最后，“困难遗产”概念的提出为研究和保护我国近代历史中有警世价值的历史事件及其相关遗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思考如何通过博物馆将苦难、沉重的记忆以及先辈们的困难与奋斗传承下去。
关于遗产旅游
南开大学张柔然
文化遗产与旅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前的遗产研究主要是从建筑师、规划师和考古学家等文博从业者的视角来思考，一般认为旅游给文化遗产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消极影响。首先，往往将游客看作是遗产信息的被动消费者。因此，遗产管理者的重要职责是减轻潜在的破坏性旅游行为，教育游客欣赏遗址的历史、文化和美学价值。第二，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旅游具有破坏性，旅游对遗产地造成污染和物理破坏，掩盖或侵蚀其他遗产价值，特别是美学和视觉价值。因此遗产研究主要关注遗产游客管理，遗产资源保护和减轻旅游探访的负面物理影响。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遗产旅游的大规模消费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和文化问题，引起了多学科的广泛关注。遗产研究认为大众旅游一方面给文化遗产地带来了经济效益，一方面遗产地被“商品化”和“迪士尼化”，简化了过去，扼杀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第三，此前的遗产研究倾向于认为遗产旅游改变了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从文化遗产思辨研究的视角来看，以上三点遗产保护和旅游之间的矛盾简化了游客与文化遗产联系的复杂性。那些没有居住在特定地区的人可能与某个地方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或情感联系。本次会议中有多个分会场探讨遗产与旅游的关系。例如有的研究将游客看作是一个群体，如果以变化的眼光来看遗产的话，游客也是一个与遗产地密切相关的社群。以西湖为例，游客与西湖的种种情感联系，也是西湖这一世界遗产的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遗产与记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谢洁怡
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文化遗产，是记忆的载体，是联系当下与过去的物质连接，是人们认知历史与过往的工具。文化遗产，特别是有形文化遗产，其物质性使得记忆本身变得更加确信，更加有说服力。然而，主流遗产研究长期以来对记忆对遗产的影响与作用重视不够，也往往遗忘那些平凡的遗产。遗产思辨研究将记忆研究与遗产研究结合起来。它与此前的遗产研究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将遗产视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话语的过程，而非天然的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学家詹姆斯·韦尔奇提出，记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产意义的文化过程，记住（remembering）与遗忘（forgetting）的动作为意义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记忆过程产生的意义也是流动的，记住与遗忘的行为都需要置身于文本资源——围绕特定文化工具展开的叙述——当中。遗产思辨研究从此处切入，将遗产与记忆研究结合，把遗产解读为记住与遗忘过程中的文化工具。围绕遗产，可以产生大量文本与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叙述被记住，有些叙述被遗忘，最终被记住的部分，镌刻在一部分人的记忆中，成为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不论是作为文本生产资料的遗产，还是记住与遗忘过程中产生的记忆，都不是固有的，内在的。遗产也在这种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参与塑造了民众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遗产也被赋予新的意义。
遗产界学者史密斯提出，遗产本质上是非物质的，如果没有意义，英国的巨石阵仅仅是几块大石头而已。因而，遗产的存在不仅在于其物质载体的存留，更在于人们对其赋予了意义。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记忆与遗产出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的讨论当中。有学者专门讨论了遗产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互补属性；有学者从北京鼓楼地区遗产保护的实例出发，探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集体记忆对遗产实践的影响；还有学者从中国的语境出发，从古迹的角度探讨中国诗词歌赋如何生产与记忆遗产。文化遗产思辨研究的内在驱动力之一，就是呈现多样的多元的遗产，将遗产理解为动态的、意义生产的过程，有助于丰富遗产的意义，进一步了解过去，也了解自己。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8年09月14日 第五版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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