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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是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在高彦颐教授笔下，砚台还是可供收藏的文房雅玩，家族中世代相传的传家宝，见证友谊的表记，也是男性文人题铭的物质媒介。在《砚台的社会生命：清初的工匠和学者》一书中，作者以博物馆收藏的砚台为中心，引入科技史和社会史的视角，带领读者探索砚台在清代早期（1644-1730s）是如何从顽石经过工匠巧手和文人题铭，变成书房雅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宫廷到民间，从工匠到文人，从京城到帝国各个角落，物质性的砚台促进了不同社会身份之间的转换，反映了知识传播的物质化过程，砚台也成为了男性精英士人集结社交网络的有力见证者。
中国古代“重道轻器”的哲学思想和《孟子》中“劳心”与“劳力”的相对立表明中国古代文化对手工技术（器）的轻视，以及对思想意识（道）的青睐，与此同时，严格的“四民“等级构建了界限分明的社会秩序。在引言中，作者意图挑战横亘在学者与工匠的严明界限和手工技术与思想意识之间的优劣区分。本书中作者观察品鉴诸多砚台，分析考察文集、笔记、方志等文献材料，通过文物材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的方式，试图论证在十八世纪由于商业革命和科技文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驱动力，学者与工匠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工匠和学者之间的社会界限是相对灵活和模糊的。作者指出清初由于政治环境和技术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的影响，士人的社会身份需要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进行维持，许多文人开始以篆刻、古物交易为业，工艺和技术知识也因此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作者提出了“scholar-artisan”（学者式工匠）以及“artisan-schoalr”（工匠式学者）两个概念，说明由于商业革命和科技文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驱动力，学者与工匠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本书的另一重点是有关苏州女性制砚家顾二娘的生平和其作品。顾二娘,也被称为顾大家，顾青孃，是清初苏州一带名声显赫的制砚家，“顾二娘”这一名头反映了她上流的工艺和制砚水平。在丈夫顾启明去世后，她继承公公顾德林在苏州专诸巷的作坊，受砚台收藏家的委托制造砚台。她的声名通过男性文人收藏家的社交网络以及带有顾氏风格的工艺广为传播。高彦颐教授指出，性别在本书中成为了和工艺知识传播紧密相关的变量因素。顾二娘的声名之所以在男性士人收藏家的社交网络中广为传播，恰恰是因为顾二娘身为女性的特殊性。
本书的标题是砚台的社会生命，那么砚台的社会生命是从哪里起始呢？作者将眼光首先转向了清初宫廷。《第一章宫廷作坊：皇帝和仆人们》介绍了清初专供皇家上用物品的机构：造办活计处。作者指出，网罗各类能工巧匠的造办处，是八旗“包衣”制度的延伸，它的出现标志着技术专家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在清初的兴起。“包衣”，也就是皇帝的家奴帮助皇帝经营遍布帝国的制造业和商业，实现了地方社会与中央的技术工艺和管理工艺的交互。作者论证，伴随着皇室对丝织业以及陶瓷业的强烈需求，技术工艺得到了长足发展，由造宫廷作坊创造的皇室风格和技术知识支撑起清初的物质帝国(materialist empire)。为了加强内廷和外界的区隔，清初统治者意图塑造独一无二的宫廷风格来强调其统治者身份。
第一章中作者探讨了康熙和雍正两朝皇家作坊的发展，作者以康熙皇帝时期的刘原为例，试图说明宫廷匠人是如何通过整合帝王品味以及不同物质媒介的特性来创造独一无二的清廷物质文化。作者指出他在塑造皇室风格过程中兼收并蓄的设计特点，作者对刘原制作的墨饼和砚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他对题有“龙德”的墨饼上试图创造出立体的三维效果，刘原在墨饼表明雕刻了栩栩如生的金龙，使其盘踞在墨饼之上，联结起墨饼的正反面，这一“过墙”的雕刻技法可见于清初地方的瓷器工艺以及砚台。
通过展现造办处的沿革历史，作者指出，对于物质制造的重视和对技术知识的强调说明清初满族统治者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造办处的沿革开拓了地方工艺传统向上流动传播的通道，其中，在雍正时期，造办处招募来自广东和江南地区的工匠，成为“外雇匠”，这些外雇工匠在造办处的进出和活动也加速了皇家品位与地方技术知识的交互，使造办处成为了朝廷与社会间品味与技术互动的管道。本章中作者还介绍了清初统治者的审美品位如何作用于满清宫廷风格的形成。通过对雍正御用砚台的观察和造办处活计档等史料分析，作者指出雍正偏爱砚台“套装”组合，对收纳砚石的容器更为重视。在造办处砚台的制作需匹配定制的盒子，雍正甚至自己亲自出马，给砚石设计色彩对比强烈的“新装”。最后作者也审慎地指出，民间和宫廷间通过工匠的交流而进行的技术知识的交换和传播并不代表宫廷的主流审美可以占据市场的话语权，尽管清廷发展出了新颖的皇室风格，然而17-18世纪的汉人学者依然坚持他们的品味。
砚台在本章中是清初满族统治者从“武治”向“文治”转向的象征，它代表清初统治者对于士人身份和文化的渴望，通过向官员赏赐松花石砚、发展宫廷砚台风格和招募工匠，满族统治者向子民传递着“文治”的信号。作者将宫廷砚台发展的历史和皇家作坊的沿革历史相串联，向读者呈现了砚台技术工艺是如何在满族统治者编织的清初物质帝国网络里流动和传播的。作者对工艺知识在宫廷和地方社会之间的传播方式也再一次提醒读者，知识的传播以及运用是体现社会身份的重要方式之一。皇帝、地方工匠以及造板活计处的匠人共同参与了知识的物质化过程。本章中令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宫廷陶匠唐英的自白，他借用“心”（mind）这一词汇阐发：即使是工匠，也能够有和学者一样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否也从侧面说明，身处权力结构之中的他们推崇的文化权威依旧是学者士人的儒家哲学？匠人需要通过借用儒家话语来合理化他们的技术权威？
本章所引发的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砚台宫廷风格的发展是否也对清初统治者自我身份塑造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康熙、雍正还有之后的乾隆皇帝，他们对砚台有何偏好？这些偏好反映了他们怎样的自我身份认同？砚台是否也是关于满族统治者自我形象身份塑造的工具之一呢？
在《第二章：黄岗的石工》中，作者使用大量文本材料，探索了广东黄岗石工知识的文本化和普及化。广东省黄岗村的人们挖掘开凿砚石为生，黄岗村从南宋开始，为士人提供质地上乘的端溪石作为砚台的原材料。然而这些和原石打交道，拥有丰富经验的石工却从学者的知识地图里隐去了。本章中作者试图还原黄岗石工的日常经历，并且探索他们的知识和技艺是如何被文本化的。作者首先指出，石工的技术和手艺，尽管没有在士人的知识世界里获得认可，但是却通过notation books的形式呈现在学者的眼前。通过北宋收藏家何渭的记述，作者发现，黄岗地方石工对于端石材料、质地的描述，体现了性别化的哲学语言逐渐渗透进地方砚工的思考的过程。轶闻杂记对石矿开采的记载，满足了士人对端溪石的想象。作者同时还发现广东黄岗的地方砚工和勘探家，对于凿石工具的制作、石料的选择和鉴别都相当精通，这些知识和信息属于地方砚工和鉴别家的知识系统，工匠通过地方方言的建构形成了一套地方独有的知识体系，形成了关于砚石知识的地方化。
在本章中，作者通过“artisanal literacy”一词（手工艺的读写能力），提出富有创见的问题：“literacy”读写能力对于工匠来说有什么用？在广东黄岗作者首先指出，对于文人士子来说，“读”和“写”是自我表达和知识传承的最高形式。那么对于地方社会的采石工来说，他们需要“读”与“写”吗？作者论证，“读”与“写”在石工的日常经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供奉地方神灵“武定”、参与地方事务、祭祀宗庙都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石工的日常活动也包含“读”和“写”。然而对于石工来说，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如甄别品质出众的原石、勘测石矿、制作工具）和读写能力并无关联。
作者在本章中观察注意到，清初的采矿者、勘探家还形成了检测地貌和开矿的专业知识。对于开采过程中石工对于石头不同部分的描述，生动地说明了广东黄岗矿工对石坑有着深入的了解。作者进一步指出，砚台的专业知识在纸面上呈现是从北宋开始。通过分析北宋文人苏易简的《文房四谱》，作者发现刻砚技术知识的文本化从北宋开始，而在米芾的《砚史》中，砚台鉴赏的知识则和地方石工的专业知识联系在一起。
清初“考证学派”的兴起使学者更加注重对事实的观察。作者发现，19世纪早期开始有了端溪石矿的地图，它们出现在书籍插图中以及砚台背面。本章作者还通过广东地方文人何传瑶的《宝砚堂砚编》揭示出在清代地方的石矿和采石的专业知识文本化的特点。作者指出，《砚编》与前期砚台鉴赏传统不同的特点有二：这是第一本收纳有端石砚岩的内部结构地图的论集；何传瑶在《砚编》中还对广东的端石石洞进行了优劣区分。
本章中作者认为，尽管学者加入了石匠知识的普及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但是这并不表示石匠的本土知识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石洞勘探家对石坑的发掘和认识，才有了以后文人针对砚台的鉴赏手册。本章中高彦颐教授展现了技术知识与文本知识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技术知识的存在和传播主要通过石匠来体现，和文本知识相比，技术知识在地方的传承和发展也一样具有韧性和生命力。
在《第三章：苏州（女）工匠》中，作者对博物馆收藏的砚台实物以及士人文集、笔记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观察，追踪在苏州专诸巷的手工作坊里工匠的成名轨迹以及他们传播声名的方式，力图还原女性制砚家顾二娘的生平。作者指出，砚台作为可收藏艺术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原材料的高昂成本，也在于它的题铭。
清初古物鉴赏与消费蔚然成风，苏州专诸巷的作坊制作出工艺上乘，形制精美的赝品，甚至有“苏造”的美名，顾二娘的夫家就在这里制作砚台。在她丈夫顾启明去世以后，她继承了丈夫父亲顾德林在专诸巷的作坊，她所制刻的砚台在文人社交圈中颇负盛名，由福州地方文人林涪云编辑的《砚史》记录了顾二娘制作砚台的历史。“顾二娘”这一名字，也就成为了“顾氏风格”的代名词。顾二娘的个体性也由此隐去了，广受关注的是她的作品。
作者通过苏州士人黄中坚委托顾德林制砚的例子说明，砚台雕刻（inkstone－carving）从17世纪晚期开始成为可收藏的艺术品，并且在文人士子收藏家之间收获了广泛的关注。砚台作为可收藏艺术品的特性包括其高昂的原材料成本，文人品味，题铭和作为传家之宝的价值，作者通过分析清人文集、笔记等材料，论证能使工匠在文人社交圈中博声誉的是他独一无二的制作风格。那么工匠的技术风格又如何被更广泛的市场所认可呢？作者指出：在砚台上的题铭或是签名款识，使得工匠的制作风格在文人鉴赏家的交际圈里能够广泛传播。
在还原顾二娘的生平过程中，通过对文献资料和博物馆收藏的有“顾二娘制”款识的砚台对比研究，作者发现文献材料中所记载的顾二娘所制砚台与博物馆收藏并不相符，顾氏的赞助者记载的砚台史料，都没有提及顾二娘曾经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砚台上”博物馆收藏的拥有“顾二娘制”的砚台并不能完全说明他们一定是顾二娘手下所刻。
本章中作者还指出，砚台同时集合了艺术收藏品的功能性价值（functional value）和美学价值（aesthetic value）（Ko,92）作者认为，砚台的首要功能是能够生发质地良好的墨汁，其次砚石本身的质感需要符合鉴赏家的审美品味。这也决定了制砚家制砚技术的优先等级，对于工匠来说，“开池”，在砚石表面开凿出光滑平整的凹面，是决定一块砚台价值的首要因素。通过比较顾氏与杨氏兄弟以及董沧门的砚台作品，作者指出，顾二娘作为一名制砚家能够声名鹊起恰恰是因为她的性别（gender），在委托人委托制砚人的过程中，双方都需要投入品味和眼光来决定是否将砚石交付制砚人制砚，然而对于顾二娘来说，她拥有极大的权威和自主权来决定是否接受男性士人的委托（Ko,94）。作者指出，在清初严格的性别区隔下，收藏家以及鉴赏家们热烈庆祝的恰恰是顾二娘作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女性制砚家的特殊性。
第四章《苏州以外：顾二娘超品牌》分析探索了砚台的物质性。作者引领读者一同观赏带有强烈“顾氏风格”的砚台收藏，并且探讨了“顾二娘”是如何从一位女性制砚家发展成为一个男性制砚工匠竞相追逐的“超品牌”（super brand）。在第三章中作者已经提到了文本与文献材料的不一致性，作者发现，尽管许多砚台都带有“吴门顾二娘”的款识，并非这些砚台都是顾二娘所制，那么如何判断这些砚台是“真”还是“假”？本章中作者认为追究这些砚台的“真”与“假”并非她所要探究的问题，这些砚台所呈现的特点以及“吴门顾二娘所制”款识之间的联系才是本章重点所在。作者通过比较各类标榜为“顾二娘所制”的砚台的细微风格差异和雕刻手法，指出“顾氏”超品牌的形成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借鉴了不同物质媒介如水墨画、刺绣以及篆刻和瓷器，使得砚台的母题（motif)和其物质性完美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的“顾氏风格”是顾二娘的身份之一，也是男性工匠竞相模仿的对象。
本章中作者首先比较了台北故宫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所藏的两枚“双燕砚”，两枚砚台都标榜由“吴门顾二娘”所制，砚台背面都刻有燕子和杏花的母题（motif）。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赏玩，作者发现天津博物馆所藏的“双燕砚”三面砚边都刻有繁复的云纹，砚台四角都被打磨得相当圆润光滑。作者进一步指出，来自天津博物馆的双燕砚的款识，带有“双刀刻法”雕琢的痕迹，更像一幅中国水墨画。和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收藏相比，天津博物馆所藏的“双燕”砚使用浮雕与凹雕的工艺技巧使得“燕子”和“杏花”的图样具有立体效果。此外，在天津博物馆的收藏中，刻工处理燕子的羽翼赋予其上下翻飞的美感。
本章中作者不仅仅集中于砚台的赏玩，她还跨越不同物质间的界限，比对不同艺术品材料呈现的质感。作者指出，“双燕砚”中燕子羽毛的刻痕，和苏绣中的“施毛针”颇为相似。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双燕砚更贴合顾二娘手艺的特点，因为砚台设计的巧思和工艺都符合长于苏州的顾二娘的风格。
作者认为，顾氏“超品牌”的形成和有关她作品的文字出版和流行以及具有“顾氏风格”的砚台交易密切相关。顾氏超品牌在18世纪的形成包含两个重要特征：多种物质媒介特质的运用；以及通过文字和视觉主题(trope)来获得认可的策略（Ko,123）作者发现，模仿“顾氏”超品牌的热潮在苏州、广东以及福建均有发生。其中福州的匠人谢汝奇运用了清初广泛使用的视觉主题“云月”以及福建地方的篆刻技术和金石学知识。
本章高彦颐教授还探讨了模仿失败的作品，以标有“吴门顾二娘制”的菇型砚为例，作者指出制砚人对于“蘑菇”主题的笨拙使用，并未能很好地将砚台各部分联结起来，雕刻技法也不能凸显“蘑菇”图样的真实触感。
通过分析士人文集、方志以及类书等诸多文本材料，作者在本章中论证：顾氏超品牌的形成和顾二娘形象的神秘化息息相关，为了更好地宣传顾氏超品牌影响下制作的砚台，人们意图将顾氏的个体形象神秘化，以此来吸引男性收藏家和学者的遐思和好奇。尽管对于亲自委托顾二娘制作砚台的男性士人来说，顾二娘作为一名女性工匠受到重视的是她出色的工艺，然而在公众想象中，人们关注顾二娘的焦点依然在于她身上的女性特质，她的女性身份，成为了父权社会下争论的焦点。
砚台本身不会说话，砚台的故事和历史，全凭借历史学家来解读和诠释，因此历史学家从物质材料中往往只能追求其真实性的倾向，而非绝对的真实性。高彦颐教授在第四章中梳理文本材料和物质材料，通过优美的文字和清晰的物证图片邀请读者走进了一场视觉盛宴，作者通过将砚台放置在原有的历史语境下，将砚台和清初流行的其他文物相对比，赋予砚台以新的生命力。本章让我想到文学意象与砚台母题之间的联系。诸如“燕子”、“杏花”等意象在诗词中也十分常见，也是诗人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而赋予文学意象以意义，并且能够理解它们个中奥妙的是男性文人士子。这些文学意象的理解是如何转化到砚台母题上的？
第五章《福州：收藏家们》引入地方史视角，以砚台为中心，编织起福州文人社交网络。本章主要探讨砚台收藏对福州文人收藏家们的男性身份以及社交能力的影响，勾勒出一幅文人雅士共赏砚台的交游风貌。作者首先探讨了以砚台鉴赏为中心形成的福州砚台收藏家社交圈和《砚史》出版集结的关系。作者指出，在1700年代到1740年代盛行的福州硯台收藏家組成的社交網絡可分為三層：有亲属或姻亲关系共享文化资源和社会化进程的核心层；第二层是前者的亲属或是友人，他們或在福州任官，或是福州地方人士；第三层是最为边缘的一层，主要是高级官员，艺术家、举子等。（156）作者认为，由福州文人收藏家组成的社交网络的形成史和《砚史》的文本历史互相映照。
砚台收藏家社交圈子的形成和《砚史》的出版都可以追溯到林佶、许遇与余甸一起共同学习碑拓和篆刻工艺的少年经历。在当时福州砚台收藏家社交圈的形成过程中，对古碑铭的学习和当今砚台的题铭篆刻是同步的，收藏家们在分享石刻技艺的同时也积累了对砚台的了解，碑铭和砚铭两种不同媒介的书写形式说明当时福州文人对书写是一种物质化活动的共同认知。
本章中作者还指出砚台的收藏行为并非起源于清初，砚台收藏的热潮由北宋时期宫廷开始。作者通过探索宫廷轶事与民俗故事，以米芾，包拯等人为例，论证硯台收藏者的文化形象與硯台鑒賞息息相關，描摹了砚台收藏者多面的个人形象。在北宋时期，宫廷的政治特权和文化品味仍然主导着品味和价值标准的确立。而清初文人鉴赏家对于砚台品味知识相关话语权的争夺则蕴含着地方文人士子的渴望，他们将对砚台收藏的喜爱和狂热辐射到帝国其他地区，并且希望以此与帝国其他地方对技术文化不屑一顾的达官显贵们区分开来。
在砚台的鉴赏与收藏过程中，砚台在男性文人的公共、日常和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砚台为中心的鉴赏和收藏知识分享生产是性别化的，是纯粹的男性精英士人活动，砚台的鉴赏和收藏知识、砚台的使用及赏玩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拥有特权去解释手中握有的小小一方砚台。需要共享审美经历和知识的士人团体进行“解码”，这些鉴赏知识包括它的形制，材料来源，颜色，触感等等物质特性，只有对砚台制作工艺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的文人雅士才有资格参与到市场的交换，方能有幸一窥名砚风采。
在编织男性士人社交网络的过程中，作者还发现，女性的声音在砚铭中由此隐去，女性身份在砚台鉴赏知识呈现的过程之中由男性声音所建构，这因此进一步论证了砚台性别化的特质提醒着我们清初的性别界限在人们对物事的经历和喜爱上也难以改变。这是否和清前期女性参与诗作活动中引发的男性焦虑有关呢？
结语中作者介绍了“文技”（craft of wen）一词的概念，文，在中文里可以表示“文字”，“文学”，“文化”，“写作”。在本书中，它可以指向清初满族统治者对于“以文治国”的向往，也可以指向士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也可以指向砚台上的题铭和文本上的文字。“技”则指向属于工匠的工艺技术传统，“文”与“技”看似格格不入，作者却在结语中提出，清初乾嘉考据学派的兴起，使得处于文化和政治边缘地带的文人开始热衷于工艺技术知识的传播和学习中，不少士人开始学习砚台品鉴、金石学、书法、书籍印刷等知识。这样以来，“士”与“工”的社会身份定义也并非铁板一块，作者提出“artisan-scholar”和“scholar-artisan”两个概念，前者指那些放弃仕途而转投技术工艺的工匠，他们借由技术工艺安身立命。后者则是指那些并未放弃儒家经典学习和科举考试，同时精通书法和篆刻等技术性知识的文人。
《砚台的社会生命：清初的工匠和学者》使我们了解到，统治者、采石工、刻砚家、文人士子都参与到了建构砚台社会生命的过程中，而这些个体的参与也在不同阶段重新定义砚台的文化意义。作者笔下仔细探索的砚台也是一枚镜子，它观照出历史上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和觉察，也反映出个体与个体的阶层界限在历史的大环境下是如此的灵活和模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CCSA学术通讯”2018-09-02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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