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时看到，当前农村在婚姻交换过程中都存在面子问题和攀比心理，村民认为彩礼是女儿的身价，彩礼高，说明女儿体面，被人家瞧得起，因此都会向男方家索取高额的彩礼。因村庄激烈的面子竞争导致村民之间互相攀比，彩礼越要越高，这就使得彩礼进入了一个无限恶性竞争的怪圈。值得一提的是宗族观念对彩礼上涨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宗族性农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彩礼的高低作为衡量本家族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社会威望的标志之一。一个女子结婚时不索要彩礼或少要彩礼，就会被其他家族认为是“有生理缺陷”或“有问题”的人，甚至贴上“贱货”的社会标签。因此，嫁女儿不索取高额的彩礼反而会使宗族面子扫地。同样，如果一个男子在结婚时能够支付女方索要的高额彩礼，则会被其他宗族村民认为此家族经济实力强、人有本事。反之在这种宗族性村庄面子竞争激烈的语境下，如果一家的儿子结婚无法支付婚姻市场女性索要的高额彩礼[9]，或嫁女儿不要彩礼，办酒席显得无声无色，就会被当地其他村民瞧不起。

　　(二)高额彩礼与地方性共识

　　在中国广大农村，以传宗接代为核心已经成为农民本体性价值[10]，也就是农民只有为儿子完成了婚事，抱上孙子，对上才对得起祖宗，对下才对得起子孙后代，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获得人生意义。如河南农村的规矩，做父母的一定要将媳妇娶到家并看到孙子出世，才算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这种农民本体性价值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农村的地方性共识。因此一旦家中有儿子，父母从他出生时就要为他将来娶媳妇准备高额彩礼和建房费用而“操心”。在农村如果父母不能建一栋体面的房子，无法支付婚姻市场女性索要的高额彩礼，那么自己的儿子就会被排斥于婚姻市场之外，最后沦为光棍。为了降低儿子在婚姻市场成为光棍的风险，一般情况下男方家在订婚过程中都愿意答应女方家提出高额彩礼的要求。

　　(三)传统通婚圈扩大

　　通婚距离的扩大对彩礼的高涨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传统乡土社会里，大部分农民的通婚半径都是在5公里之内，这样客观上为贫困的男方家庭提供有利条件。如改革开放之前，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在彩礼支付中，一定程度上男方可以通过长期劳动和实物馈赠方式来代替彩礼支付。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打工经济席卷中国农村，农民普遍外出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区域封闭性的传统通婚圈边界已经被打破，全国婚姻市场形成，使得男方再也不方便为女方家庭提供更多的劳动帮助和实物馈赠，同时女方的嫁妆也不太容易运送回男方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物化的彩礼和嫁妆都统统折算成为货币，这样促使彩礼向单一货币化方向发展。另外，农村人口外流，导致女性资源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镇，这样就给家庭经济困难和自身条件差的男性带来巨大的婚姻挤压，他们为了能够娶妻生子，就必须呈送高额彩礼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争夺属于自己的一份婚姻市场份额。

　　(四)传统“从夫居”婚居模式

　　中国传统的从夫居婚姻制度，要求女方必须嫁给男方，成为男方家成员，所生的后代亦必须冠男方姓氏。在这制度下，一个女孩需要巨大的抚养成本才能被培养成人，但是女孩总是要嫁出去。如此一来，女方家在出嫁女儿时就面临劳动力损失和遭受亲子分裂的精神痛苦。为了弥补女方家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当然社会就会生成一种平衡机制，那就是男方家以一定的物质和财富为女方家进行补偿。因此，彩礼制度是从夫居制度的必要补充而存在的，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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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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