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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民俗时空本土化实践与研究转向
自英国学者汤姆逊将民俗学确立为学科名称以来，经过170多年的发展，民俗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当代民俗学研究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互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宏观与微观整合的多层次研究格局。时空理论作为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衍生和发展出众多理论框架。吉登斯时空理论建立在对西方社会的时间框架和空间属性讨论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西方区域文明和特色的理论视角。然而，传统上，时间和空间不仅被看作是社会分析的“边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学科方式相互分离的。有关时间和空间的研究已不仅仅是哲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的专属，其他相关学科面对社会时空变迁和发展，也逐渐开始根据自身学科的研究旨趣，不断延伸和探索。社会学发挥自身学科特点，也逐渐成为研究时空问题的重要力量，当然，不同社会学流派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也经历了探索、发展、重构和创新性的过程。社会学的时空视角主要侧重点是关注社会时间与空间影响的区域和社会网络，以景天魁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梳理西方学者对时空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构建时空社会学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强调运用时空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反思性地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众多民俗学者对中国当代民俗学的发展、研究范式转换和困境也进行反思性讨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和本土化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民俗时空进行分析，研究内容涉及民俗空间的类型、取向和保护，民俗时间的价值和现代性境遇等问题，为学科交叉和思维碰撞提供新的理论范式。但总体来说，民俗时空的整体性理论框架相对薄弱，民俗时空的现代性转向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民俗时空的理论框架有待进行系统反思和理论提升。笔者认为吉登斯的时空理论结合空间的时间性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整合分析框架，拓展和延伸了传统民俗学关注时间、空间的研究范畴，对民俗时空路径的立体式、整体性构建，以及民俗区域化、民俗互动机制、民俗脱域机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民俗时空的理论框架构建
吉登斯对布劳的结构社会学和方法论个体主义进行论述，对各种社会变迁理论进行详细解构，同时重构有关权力性质的观念，得出配置性资源的存储与时空伸延，各个社会的时空连续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笔者认为民俗不应简单的被看成一种民间文化、符号或象征系统，而应该被视为影响和制约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媒介和力量，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规范，仍在不同地区和基层社会发挥着有效的作用。民俗时空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社会系统框架下的产物，主要包含对民俗时间、民俗文化空间和民俗时空理论阐述、系统性和结构性分析。社会系统由众多体系构成，民俗时空仅是文化时空类型之一，侧重于从民俗的视角，关注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和时间属性，侧重于从民俗关注时间作为社会系统的秩序，针对生产性时间、日常生活时间、岁时节日和人生仪礼的时间设置，分析定期或不定期时间安排过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互动和行为，考量个人和群体生命历程的过程、结构和价值观；从空间视角透视场所、位置、区域、流动、象征和隐喻，研究特定民俗文化场域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从民俗时空交错的视角，建立时空分析模型，系统考察民俗事项的传承、变迁和发展趋势。可见，夯实民俗时空研究需要关注物质生活民俗中生产、生活和交换对现实生活世界构建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研究社会生活民俗中社会组织、岁时节日和人生仪礼等维系社会结构的协调机制，挖掘和探究精神生活民俗中信仰、仪式实践的多重解释。
吉登斯关注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系统分析中的“边界”问题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概念进行的讨论，他将社会系统中彼此地域性互动情境需要通过社会关系进行重构，经过相互交流的媒介和融于知识体系的专家系统，将传统界定是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更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强调“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可见，民俗时空研究需要关注物质生活民俗中生产、生活和交换对现实生活世界构建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研究社会生活民俗中社会组织、岁时节日和人生仪礼等维系社会结构的协调机制，挖掘和探究精神生活民俗中信仰、仪式实践的结构性和功能性。
(二)民俗时空研究的延伸
从“五四”歌谣运动到《中华民俗源流集成》的出版，中国民俗学在文献资料积累、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民俗学研究的现代性，民俗研究不仅仅包含对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传统内容研究，还应对遗产、都市、影视、建筑、经济等民俗新视角、新理论进行再研究。吉登斯认为“时间虚化”是“空间虚化”前提，成为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民俗空间场所被远离人们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穿透和影响，民俗时间相对固化了人们日常行为和制度模式，如何突破传统民俗时空研究局限，提升民俗时空研究的理论阐释力日趋关键。为此口述文化叙事向多维民俗志书写的转变，扩展了民俗空间的研究范畴，回归日常生活成为民俗时空研究的现实基础，传统向现代性过渡成为民俗时空研究的必然趋势。
1.口述文化叙事到多维民俗志书写：文本书写的延伸
吉登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口述文化最具有传统意义，人们将文化传统重新解构时需考虑割裂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但是书写文字的出现和发明促进了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从而强调“书写文字拓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了出来”。口述文化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类型，成为人们记录、描述、认识和阐释不同民族的文化叙事和知识表征的文化形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诸如创世神话、传说、史诗、谱牒、歌谣等等，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字，民俗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口耳相传，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述文化。近年来笔者在云南、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村寨调研，发现大量中青年少数民族赴福建、江浙一带打工，许多体现民族文化内核的习俗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其民俗文化内涵也未能完全有效展示。“民俗学在探索传承的法则性本质时，不能不关注传承人或传承者、民俗传人的主体位置。民俗传承不是理论上概括出来的行为特征，它是来自人在实践中的具体行为”。在新媒介和网络环境下，民俗文化的传播、发展、传承和繁荣也应顺应媒介的变化而寻求新的路径，突破传统民俗志对口述文化单纯的书写，逐渐向民俗文化多维视角的民俗志书写转变。“现实主义民族志书写倾向于依据大众常识世界(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被研究的异文化)来推导其分析框架，提出了泛文化经验差异性的表述的认识论问题，传递的是一种远距离的文化经验表述。”作为民俗文化的持有者自身应该承担宣传本民族文化责任，有必要理解和体验本民族文化精髓，弘扬优秀的民俗文化传统。民族志为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文本书写提供新视角和反思性的尝试，不同类型的书写文本和形式，拓展了民族志的分析力和张力，文本书写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民族志、民俗志的解释力和实践性。
2.回归日常生活：民俗时空研究的现实延伸
日常生活作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承载着时间和空间位置和结构。赫勒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运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类”和“对象化”的概念范畴，区分日常生活领域和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差异，揭示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和一般图式，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以高丙中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撰写了大量有关民俗生活世界和民间文化研究著述，对中国民俗学研究领域的生活世界转向和学术前景起到引领作用，特别是为中国民俗学传统文本研究向生活、整体性研究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吉登斯将社会科学家和小说家所进行不同的“创作”进行类比，认为他们创作有关社会生活的虚拟作品的人在描述方面拥有共同的来源，即共同知识。吉登斯把“结构”概念中所包括的规则理解为“共同知识”，它是“行动者为弄清日常社会生活中自己及他人行动的含义而必须共同拥有的习俗知识。在每个人都知道的过程中，通过实践运用和持续发展，意义得到生产和再生产”。吉登斯眼中的“共同知识”是一种习俗知识，同时也是进行社会生活的实践而采取的一种方法，技术，更为重要的它是表现行为力与维持互动交往形成的规则。他进而思考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传统如何成为社区成员之间互相信任的导向机制，借用齐美尔的“陌生人”的概念，认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都具有情境性，提出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解释性的区分共同知识和常识。吉登斯在以往社会学家关注的“位置”“角色”等概念基础上，提出在社会系统结构二重性时，提出“定位过程”和“定位实践”，强调家庭、工作场所、邻里、民族、国家、社会、社区等系统将日常生活与时空延展的社会现象有机联系起来，“对每个人来说，在日常生活时空路径中的定位过程都同时是‘生命周期’或生活道路的定位过程”。可见，民俗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日常生活的现实性和嵌入性使民俗更具针对性和调适性，民俗的再生产制约和影响日常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呈现。日常生活呈现出民众复杂的观念体系，将神灵世界、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有机结合，通过仪式认同、社会参与和地方性知识的凝聚共同维系和整合现实社会关系。
3.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向：民俗时空研究理论延伸
民俗作为模式化、类型化的民间文化，与生俱来就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对时间拥有优先审视权，对空间也往往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总是扎根在某些源情境或中心地点。”吉登斯以苏格兰男人穿短裙的传统为引子，对霍尔巴赫的传统观念、价值和作用进行批判性分析，提出传统的关键特征，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产物，是被发明的，强调“传统方式是指通过传统的仪式和符号来定义传统活动，通过传统对真理的内在要求来定义传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俗文化的传承，面对社会变迁视野下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民俗时空转向的问题，促进民族文化复兴和繁荣显得日益紧迫和重要。现代性问题虽然产生和发展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和现象。有关现代性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现实和热点问题，特别是周宪、许钧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性研究译丛”，较为系统和全面介绍和分析不同国家学者对现代性的观点和认识。尽管不同专家和学者的学科、专业背景和研究视角差异，但他们都从不同视角和关注点分析现代性的内涵和发展。民俗时间的现代性主要是关注和研究传统节日时令、人生仪礼等有关时间设置和安排对个体、群体和现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影响，民俗空间的现代性侧重于研究民俗文化空间实践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调适，研究民俗文化有效传承的现实路径，反思民俗空间的结构和功能。民俗研究的现代性应该是民众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具备的民俗心理特质，是适应性与选择性的文化过程，同时也是对生活世界和现实世界所持有的人生态度和理念，在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和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自我认同和困惑，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迅速变迁过程中的转型和体验，重点关注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民俗时空的构建基于民俗时间和空间维度，依赖于民俗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等特点，民俗不应被简单看成一种民间文化系统或“遗留物”，而应该被视为影响和制约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行为模式。民俗时空本土化的实践需考虑将中国民俗的文化内涵与中国民俗文化传承和研究相结合，需要构筑符合中国特色民俗时空理论。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民俗文化资源国家之一，对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时，可以尝试建立文化空间的研究模型和框架，特别是完整的记录和分析仪式过程，强化文化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互动性。吉登斯时空理论更多是以批判和反思前人理论为逻辑前提，帮助我们对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范畴的民俗事项进行重新时空构建和阐释，形成具有民俗特征的多元化的体系，将民俗事项传承、变迁和发展的时空路径通过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民俗结构化的模式。当然，在吉登斯的时空理论本土化实践过程中，我们对深层次民俗文化差异进行解读时，仍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差异背景下某些民俗符号所包含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同时需要关注现实生活意义框架下社会中民俗的行为模式和情境制度化。民俗时空的本土化实践则是更多地关注和研究民俗时间对于现代社会的调适和影响，侧重于从民俗时间的安排和设置分析现代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侧重于从民俗空间的在场，探讨现代社会中民间文化传承人、群体和国家对民族民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刊载于《理论月刊》2018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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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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