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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本书以扎实的田野访谈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运用表演理论等民俗学领域较新的理论视角，清晰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十七年时期相声这一文体在表演者、创作者、观众、社会意识形态等多元力量的互动协商中被改造、重塑并获得新的生机的复杂动态过程。全书在反思过去大量“以文本为中心”的相关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通过动态文体观指引下的细致分析，为表演理论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具有参考性、启发性的个案。书中有关“相声改造”历史的梳理，对于结合民间文艺维度更全面地认识十七年时期的文艺生态，也具有重要的补白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安德明
传统一直是变化的，创造的另一面就是被规训。自然，传统的使用、延续是一个不断被强势话语管控、治理的过程。这也被称为“传统的发明”。尽管有传统，但在相当意义并不存在“传统相声”。长时段观之，津津乐道的相声仅是一门因时应景、参与诸方妥协求和的技艺。这正是本书基于过程的视角，微观细读“十七年”相声之创编、观演史所阐明的认知论，也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岳永逸
·书序·
民间文学“动态文体观”研究的一个范例
——序祝鹏程《文体的社会建构：<以新中国十七年的相声为考察对象>》
杨利慧
鹏程自大学本科的末期起便入我门下读书，从此不离不弃，直到博士毕业。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付梓，嘱我写一篇序言。作为导师，我在由衷地为他高兴的同时，也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认识的有关该书及其作者的情况，在这里稍作介绍，也许对读者诸君更好地了解此书有些助益。
毫无疑问，“文体”（genre,一作“文类”或者“体裁”）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一。一般人听到“民间文学”，往往会立刻想到“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等；《民间文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总会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述各种文体的定义、分类、内容以及形式上的特征；学者们在论述“民间文学/民俗是什么”的时候，也常用各类文体来加以举证。比如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在结构上实际分作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一般基础理论，另一部分就是“体裁分论”，其列举的民间文学体裁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谚语和谜语、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等。美国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在其所编的《世界民俗学》一书中，也认为要回答“民俗是什么”，“对初学者来说，将民俗的各种形式，分项列举来加以表述，恐怕是最合适的了”，他列举出的文体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谚语、谜语、圣歌、符咒、祝词等等。由此可见文体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文体不仅构成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也划定了这一学科的边界。因此之故，美国民俗学者伯特•范恩图赫（Burt Feintuch）在其所编的影响甚广的一本书《表达文化研究中的八个关键词》（Eight Words for the Study in Expressive Culture）中，便将“文体”与群体、艺术、文本、表演、语境、传统以及认同（identity）一道，列为表达文化研究领域的八个关键词之一，它们构成了表达文化研究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
在世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对文体的探讨经历了与主流范式的变化相一致的转向。1960年代中后期以前，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盛行的是“以文本为中心”（text-centered）的范式，它着力关注的是被剥离了语境关系的、静态的、具有自足性的口头艺术事象。与此取向相应，学者们对于文体的研究，也往往是从学术分类的立场和目的出发，将文体视为与语境无关的、静态的、自足的一系列形式与内容特征的集合，是“不断变迁的历史着重点和差异化的文化观念和用法背后的恒定形式”。
不过，1960年代以后，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发生的诸多变化，世界民间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研究方法的转向，这些转向主要体现在：从对历史民俗的关注转向对当代民俗的关注；从聚焦于文本转向对语境的关注；从对普遍性的寻求转向地方性的民族志研究；从对集体性的关注转向对个人（特别是有创造性的个人）的关注；从对静态的文本的关注转向对动态的实际表演和交流过程的关注。这些转向也深刻地影响了学者对文体的认识——文体逐渐不再被视为与语境无关的、静态的、自足的形式与内容特征的集合，而是深置于语境之中的动态形成过程，而且，不同的主体也会有不同的文体认知和划分方式。比如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在《民间文学文类》（Folklore Genres）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作者们都共同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口头传统的形式并不仅是用于档案馆、文献陈列室和图书馆的分析性建构和分类性范畴，而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模式，它们存在于人们的知识之中。”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鲍曼（Ricard Bauman）也曾这样定义文类：“从表演的角度看，文类被更好地理解成了一种话语生产和接受的框架，它由社会所提供并为文化所模塑；它是一种模式（或者参考性框架，或者一整套预期），能够为将一段言语模塑为形式上得体的、可被理解的话语提供指导。它是区分种属的体系，为表演社区中的成员所运用，也正是我们这里通过民族志式的参考框架——而并非一些学者为了比较目的而提出的更加广泛的分析性类别范畴——所要探求的对象。”
在中国民间文学界，自1990年代中后期起，也逐渐发生了从文本研究向语境研究范式的转向。不过，相对于各类具体民俗事象的探索而言，这一转向给文体研究带来的变化并不显著：迄今为止，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依然往往将文体视为自足的、静态的学术分类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近十多年来有两部源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著述，对文体研究有较为重大的推进。一部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日本青年民俗学者西村真志叶的《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该著的显著成绩，在于促进了民间文学的文体研究从“客位”（etic）向“主位”（emic）的转变：作者不再将“体裁”视为研究者用于分析和分类而建构的概念，而是聚焦于特定社区中的行为主体（她所研究的燕家台人）有关地方体裁的“共同理解”，揭示出他们按照这种理解或知识来实践体裁的过程，进而从文体的角度突显出了民众主体世界的重要性。
另一部就是鹏程所撰写的本书了。它的主要成就，则在于推进了民间文学的文体研究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向。
如前所述，迄今为止，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以及相关的民俗学界，往往依旧将文体视为与语境无关的、静态的、自足的形式与内容特征的集合，例如，将神话视为“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具有历史性和传奇性；曲艺（民间说唱）是“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相声则具有讽刺和抨击丑恶的特点，如此等等。这些话语至今在学界和社会上广泛传播，似乎已经内化成为“社会共识”的一部分。本书作者却对这种静态的文体观发起了挑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动态的文体观”：主张“不能把文体作为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对象来看待，必须用动态的、建构性的视角来考察文体的演进”（“结论”）。围绕着这一核心论点，该书以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对相声的改进为考察对象，通过丰富翔实、细腻生动的资料梳理和民族志深描，深刻地揭示了相声传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们认识相声这一文体产生的巨大影响。具体而言，我认为本书的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动态的视角，将相声这一文体置于十七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立体而生动地展现了国家、社区、艺人、观众以及现代传媒技术等多重因素对相声改进过程的影响。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十七年中，相声的表演者、文本、功能和观众都是在与社会语境不断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的，而这一改进的过程也正是相声传统被建构的过程：无论是“讽刺精神”的挖掘，还是“说新唱新”功能的赋予，其实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力量互动协商的结果。因此，相声“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定格的超有机体，而是在与社会政治权力、社区传统、表演者的需求的多重对话与协商中产生的社会性形式”（“结论”）。“动态文体观”的提出，突破了将文体静态地看作“恒定形式”的桎梏，彰显出“社会”维度的重要性，显示了文体研究对于探寻社会变迁的巨大潜力，有助于研究者在文本、语境、表演者、观众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维度上，更全面地把握文体的形成和变化规律，从而更深刻地洞察文体的生机和活力，以及其中蕴含的人类的文化创造力。
第二、在着力揭示文体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同时，也展现了文体自身的内在规约力。尽管本书的作者秉持建构主义的立场，但他并未将文体归于永远变动不羁、毫无稳定性可言的范畴，进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相反，在倡导“动态文体观”的同时，他也指出了文体自身具有一定的内在规约力，即“使文体的属性稳定化的核心因素，指的是文体在历史积淀、社区传统、社会关系与观众趣味的影响下，沉淀下来的一些核心性的形式与内容”，它们构成了文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体会受到各种力量的模塑，但是只有遵从了文体原有内在规约力的“改旧编新”，才可能获得成功。以相声而言，尽管十七年中对相声的改进力度十分猛烈巨大，甚至常常改变了相声的主题和文本结构，但是并未能改变相声“逾越秩序，制造‘包袱’”这一根本特征，由此可见，“语境与文体的内在规约力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这一观点对目前盛行的语境研究范式具有积极的纠偏作用。
第三、进一步指出了动态文体观研究的四个主要维度，为未来的相关探讨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描绘相声的变迁史，也没有止步于倡导一种动态的文体观，而是进一步希冀为动态文体观的研究实践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模式。作者认为，若要对文体进行动态的考察，其中四个维度最为重要：一是文体的内在规约力；二是文体的生产方式；三是表演者理解和驾驭文体的能力；四是社会对文体的规约与赋值。这四个维度彼此交叠，为考察文体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观察视角。我相信，这一熔铸了作者诸多心血而概括出的模式，会成为今后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
总体而言，本书视野开阔，逻辑清晰，资料翔实，文笔晓畅，有比较突出的理论建树，为民间文学的动态文体观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2013年初夏，鹏程以这篇博士论文进行答辩时，得到了委员会学者们的一致赞誉，认为该文“创造性地采取了动态的文体观，关注于‘文体的社会建构’，考察了政治话语、表演者、观众、艺术生产等因素与相声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文体研究是一个重要推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如今摆在读者面前的书稿，又经过了作者的多次修订，主题更突出，行文也更严谨了。
当然，本书也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我觉得其中主要的一个不足，就是对文体的理论探讨还不够集中和深入。作者似乎在相声的文体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之间摇摆不定，未能对文体研究进行更有效的凸显，因此我在阅读文稿的过程中不时会觉得更像是纵观相声的社会史。如果目标更加明确笃定、对文体的理论阐述以及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对话更为丰富和集中，本书的主旨会更明晰，探讨也会更有力。
这里再说说作者。鹏程是师从我时间最长的弟子之一。他天资聪颖，很有悟性。我在指导的时候，常常话一出口，他便能立刻敏锐地领悟我的意思，并能举一反三做进一步的阐发。能指导这样的学生，常常让我打心里感受到做导师的幸福，也常深自庆幸这一“师生缘”。更难得的是，鹏程十分努力，酷爱读书，是我们“杨家将”（我门下弟子的自我戏称）里有名的博览群书者。2012年，他还曾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访学，视野由此更加开阔，他的敏锐和勤奋，也得到其美国导师苏独玉（Sue Tuohy）博士的赞誉。在本书中，他的广博和敏锐有鲜明的体现。
鹏程当年以优异成绩报考民间文学学科，原是有着更为宏大的追求：意图通过这一密切联系着民众和现实的学问，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做出贡献。我很赞同他的追求，也欣赏他的锐气和热情。希望他在第一部专著顺利出版、初战告捷之际，能继续坚定信念，奋力鼓棹前进，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广阔天地里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是为序。
2018年5月1日于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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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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