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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一国中心主义”与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也是在近代背景下产生的，其观念、方法和材料等均为近代社会的历史特质所规定。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认为，近代国家所共有的一国中心主义意识，是近代日本人意识的先验存在，而且日本的一国中心主义与“脱亚入欧”的历史意识同时形成。[20]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指出，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家意识建设课题有两点：创建“日本”和形成“日本人”。为此，其一是必须实现政治权力的一元化，构建起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其二是必须实现民众的一体化，消除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打破横向的地域割据和纵向的身份隔离，使人民无差别化(同一化)，从而凝聚一体。在此基础上，构筑作为日本人和日本国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完成“日本人”与“日本”，即民族(国民)与国家的一体化。[21]尽管在天明三年(1783)，被后人称为日本民俗学始祖的菅江真澄便开始了他在日本东北地区的探访之旅，从天明至幕末时期，菅江真澄与其他日本学者留下了大量的民俗记录，初步具备近代学术的基本科学精神，被誉为今天日本民俗学的开端；但只有到了1927年，柳田国男运用方言周圈论发表《蜗牛考》，提倡“一国民俗学”，日本的现代民俗学才真正成立。[22]
柳田虽然深受英国实证主义的影响，但他其实更心仪于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传统的民俗学。他在比较了英国和德国的民俗调查范围之后，更推崇德国将调查对象扩大到全体国民，并力图从整体上了解自身的国家这一学术取向。[23]柳田的“一国民俗学”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其目的是建构统一的日本国民文化。日本国内的思想史家子安宣邦、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以及民俗学家岩本通弥等，都强调柳田将民俗看成是方法，而并不将民俗当作客观材料。他们的观点都不约而同、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柳田国男研究民俗的目的。子安宣邦指出，柳田强调冲绳之旅乃至发现冲绳对于“我们的学问”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实质不是对冲绳的发现，而是对“大和”的发现。无论柳田在冲绳发现的是古语还是祭祀形式，柳田将这些材料运用于推理和重构的，永远是已经失去的“大和”。[24]柄谷行人从“风景”(1)的视角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在他看来，在昭和时代(1926—1989)，柳田称之为“常民”的，绝不是common people，而是作为民俗学得以成立之对象被柳田发现的。这一发现经历了一个价值颠倒的过程———即以前看似重要的，现在却被忘记了，以前看似无关紧要的，现在却成为“难忘的”了———这一过程柄谷行人称之为“风景的发现”。只有经此过程，才能从以往被人们看作是平凡的、无意义的东西中见出其深远的意义。[25]柄谷行人认为，柳田如此广泛深刻地谈到“常民”，却与知识分子为发现自我意识而创造的“大众”概念无缘，其意在暗指柳田的“常民”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只是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概念。作为民俗学家的岩本通弥则明确指出，柳田民俗学并不将民俗作为客观材料，而是作为方法，柳田追求的民俗学不是研究“民俗”，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26]
那么，柳田民俗学又是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
首先，以民俗研究为手段，了解日本人的过去。“民俗学之于柳田，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27]柳田指出：“我们的乡土研究是为了了解日本人的过去，了解日本人的本质的研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狭隘的知识。”[28]带有古老特征的乡土知识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原有的地方，而应该变成一般性的知识被共享，具体个别的乡土研究对整体的研究有所贡献才有意义。在柳田乡土研究目标的指引下，柳田民俗学“并不是为了研究乡土，而是在乡土之中进行研究。研究什么？那就是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大和民族过去的经历”，“了解各处乡土的生活只是手段”。[29]“在柳田的影响下，日本民俗学的前提是将整个日本视为一个乡土。”[30]柳田国男的历史研究认为，社会现象都是不断变化着的，变化一定有其原因，而且各个现象的变迁过程是单系的展开，各个乡土正为我们展示着同一时间下同一条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风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资料操作法便是“重出立证法”、“方言周圈论”。柳田以其深邃的洞察力，赋予混沌的民俗现象以相互关联，尽管毕竟还只是柳田的假设，但他还是以丰富的内容提示了日本人生活文化的历史。[31]
其次，将民俗材料分为三类，强调通过民族自我的内省，理解民族深层次的文化，从中发现日本民族的特质。三类材料可分别为体碑、口碑、心碑，也可以用生活样式、生活解说、生活观念来标识。柳田国男特别强调，言语中的独特意味只有本民族的人才能品尝到。民间文艺虽然是个人代表，但是它表现的是被代表者的共有的东西。比如西洋的俚语谚语用卑俗的词语表达高深的哲理，日本的俚语谚语充满了讽刺，突出人性的弱点，还带有调侃的味道，多机智、滑稽逗笑的成分，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类似国情、国民性的东西。[32]柳田民俗学以上述记录作为全新学问的基础资料，其背后潜藏着一个推想，即“日本人具有日本人的长相与体格，使用日语，住日式房屋。那么同样，乡土中每个人的每个极细微的行为表现或内心感受之中，也必然遗留有若干历史的痕迹，遗留有其身为乡土居民之后裔而保有的生活特征吧”。[33]由此可见，柳田民俗学以全国性的资料搜集为前提，最终要建构的是日本人、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自柳田开始，随着学科独立意识的日益增强，日本民俗学设定以探究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文化为独特目标，在今天已经成为一般常识。
总之，柳田及柳田之后的日本民俗学，将民俗现象作为探究历史的材料，使之升华为日本人的集体表象。这种类型化的记述，使地域被归结为日本，个人被归结为日本人，不同地方人们的特点被归结为日本国民性。在近代媒体变革的背景下，在国家或国民逐渐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民俗学为日本国民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经柳田之后的民俗学家不断阐释发展，柳田民俗学、日本民俗学深深地打上了近代国家的烙印，带有强烈的“日本”国家意识，高唱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日本战后民俗学形式主义的科学性追求与民俗文化遗产、故乡振兴、祭礼法等相辅相成，而这种研究取向又与战后日本民俗学实质上是在维护近代天皇制的文化统一有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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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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