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遗产研究的历史，梳理了遗产批判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遗产的新的理论思考，即遗产本质上是一种制造意义的文化生产过程，包括激发观众的记忆，建构其身份认同，地方感等。通过对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博物馆的观众进行访谈，本文展现了观众参观过程中体现的记忆和身份认同。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遗产有多样的利用与理解的方式，遗产和博物馆专家不能一直主导遗产利用和观众社群重构遗产的方式。创造历史感的不仅仅是与遗产相关的机构，在博物馆和遗产点的观众同样会建构历史感。博物馆观众是遗产的利用者，他们用多种方式去理解和利用遗产制造。
关键词：遗产批判研究；身份认同；历史感；遗产制造
作者简介：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SSCI源刊《遗产研究国际期刊》主编，其《考古学理论与文化遗产的政治》（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Heritage）《遗产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等著作引领了国际遗产学界的遗产研究。张煜，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一、引言
尽管遗产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关注的对象相同，都关注遗产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是有关遗产的学术研究还是遗产保护实践，通常与博物馆研究彼此隔绝。然而，随着一股新的研究潮流的兴起，文化遗产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正在增加，与此同时，博物馆研究与其他遗产研究的隔绝状态正在逐步消解。罗德尼·哈里森[1]（Rodney Harrison）将这股研究潮流称为遗产批判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本研究首先回顾了遗产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了新兴的遗产批判研究为何出现、为何必要。通过这一回顾，我想强调，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产过程，遗产研究与遗产实践涉及到的诸多学科都参与到遗产制造的过程中。其次，我要探究博物馆实践（包括收集、策展、展览等等）如何参与了遗产制造的过程。本研究还指出，观众在博物馆与遗产地参观，是另外一种制造遗产的过程。
二、英语文献中的遗产研究
1985年，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出版了《过往即他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2]，这是学术界开展遗产研究的开始（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此）。在英语世界中，除了罗温索之外，还有怀特（Wright）[3]和休伊森（Hewison)[4][5]从历史学的角度，沃什（Walsh)[6]，桑克斯和特利（Shanks and Tilley)[7]从考古学的角度，班尼特（Bennett)[8]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遗产。罗温索等学者对遗产的研究，是对三种相互交织的社会事件作出的回应。这些事件包括：
一，自二战结束以来，部分人类的创造物被视为脆弱的、有限的资源，人们认为需要把它们保护起来，以利于子孙后代。公众对此兴趣高涨，各国以及国际上也制定了相关保护政策。
二，在人们看来，对遗产经济价值的利用没有受到限制。这种利用形式在持续增多。这表现在以下两种形式：（1）旅游部门介入遗产，导致人们担忧，遗产地和遗产地历史可能会商业化或迪士尼化；（2）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遗产中心日益发展，这对传统的以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塑造为核心的大型博物馆构成了挑战；这一时期博物馆日趋多样化，也往往出现一个特点，即为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或边缘化的社区提供了简便的改善经济的途径。
三，许多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层面转向保守。例如，利用遗产与守护遗产的观念作为保守的社会与文化政策的基础。这种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也促使学者们开始关注遗产的经济层面。这是与前面两个社会事件密切相关的第三种事件。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出现了重大偏差。理解遗产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首先，遗产管理与遗产保护趋于技术化，被一种话语所主导，我称之为“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或简称AHD(史密斯，2006)[9]。它指的是一种专家和技术话语，源于19世纪西欧建筑学和考古学关于遗产保护的讨论。这种话语聚焦于那些在审美上给人愉悦感或有很久历史的物件、遗址、地方和景观，认为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它们，从而传给子孙后代。这种传承的观念被突出强调，以致于当代人没有积极利用遗产的权利，因为其中的道德要求是将这些文化财富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后代。根植于这种话语的是一种观念，认为物质文化的价值蕴含在物质载体中，与人没有关系。遗产被认为是脆弱的、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必须要通过专家来保护，专家指的是考古学家、博物馆策展人、建筑师等等。他们被自然而然地看作是过去的保护者，能理解遗产的价值，并向国内和全世界的听众传达遗产的价值。
对遗产内在价值的假设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遗产代表的都是过去好的方面，它有助于现在和未来文化特质的持续发展。这种话语也强调身份建构。遗产与身份的建构有关，尤其是国家身份的建构。虽然从未有研究深入探讨遗址或地方是如何有助于身份建构的，但是二者的关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权威化遗产话语不仅建构了一种对遗产的定义，还建构了一种权威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用于理解和处理一些有关身份的社会问题。当然权威化遗产话语并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也不乏争议。尽管如此，一种权威化的对遗产的理解仍然存在，也导致了某些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话语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一种后果是，它排除了不同的或相反的对遗产的理解方式。另外一种后果是，它不断地使构成这一话语的知识和价值更加合法化。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设立研究生课程，为遗产和博物馆从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这些课程很大程度上被权威化遗产话语框定，倾向于强调技术化的管理和策展的过程。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文献也反映了这一点。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的那样[10]，大量文献聚焦于实际的、实用的问题，如遗产保存、保护与管理、价值评估、法律、政策、最佳实践案例、遗产伦理。博物馆、考古学和建筑学尤其关注这些方面。这些领域的许多研究是在考古学和建筑学参与文化资源管理/文化遗产管理和建筑保护/保存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二种理解遗产的方式认为遗产是“虚假的历史”，这种看法深受罗温索观点的影响[11][12][13]。当时在英国，遗产被公开用于捍卫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信念，即过去的东西更好，西方社会应该回归到被遗忘的、过去的社会文化价值。在遗产研究早期，学界讨论的重点在于，人们如何用遗产支持保守的价值观。因此，在其初期，遗产研究是沿着两条相当狭窄的路径进行的。一条是技术路线，它相信遗产专家的力量，认为遗产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小到忽略不计，或完全可控。这些专家受过训练，被认为是客观的、职业的，他们对于国家和国际上的遗产法律、政策如何技术化地应用非常擅长。第二条是学术路线，以一种精英化的对遗产的认识为基础。遗产被认为是历史的对立面或通俗史学，人们必须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遗产，遗产需要由专业人士掌控，例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
遗产研究一直沿着以上路径开展，尽管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提出了有关遗产的深刻见解。塞缪尔在《记忆剧场》[14]（1994:225）中指出，遗产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主要的社会运动之一”。他认为，遗产被用于支持保守价值的现象的确存在，但这并非事物的全貌，遗产有多种社会化和政治化的利用方式，值得学术界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学者每一位都影响了此后的遗产研究，但影响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例如，搜索谷歌学术（截止到2011年5月）的结果表明，1995年重印版的罗温索的《过往即他乡》被引用了2600次，他1998年的著作《遗产的十字军东征与历史的破坏》（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11]的被引用次数还要多出500次，罗伯特·休伊森的著作《遗产工业》（The Heritage Industry）[5]的被引用次数超过了900。塞缪尔的《记忆剧场》被引用次数只有380，尽管我认为这本书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更好的分析遗产的指南。当然，谷歌学术并不准确，塞缪尔去世时相对年轻，而罗温索八十多岁了依然很活跃，不过从这些数据仍然可以看出，在遗产本质和意义这一问题上，不同观点的影响力有多大。
权威化遗产话语坚持对遗产的技术化理解，罗温索等学者引领的遗产研究路径看上去和它是对立的，实际上仍然再现了这一话语的一些要素。他们的遗产观是把遗产地的游客或遗产使用者看成是被动的消费者，只有在专家的介入下才能理解过去的真正意义。这种遗产观是罗伯特·休伊森的观点的翻版，休伊森称之为遗产工业批判。它还关注有关遗产的真实性、遗产的所有权等问题，把遗产定义成是保守的、被动的，而非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此外，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和博物馆研究是彼此隔绝的。如果检索遗产研究文献，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遗产研究中很少提到博物馆研究。
这就是20世纪末时，遗产研究陷入的僵局。然而现在出现了大量罗德尼·哈里森[1]称为遗产批判研究的文献。我认为，对遗产研究的兴趣大量增加，并非是由于罗温索等学者的学术引领，而是源于遗产和博物馆研究中对遗产实践的关注。实际上，对遗产实践的关注引发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激发这次研究转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遗产和博物馆的社区参与。当遗产和博物馆研究都开始关注社区时，它们开始有了对话，因为当它们试图让社区参与或融入遗产保护时，遭遇了相似的来自社区的阻力。由于权威化遗产话语建构了有说服力的、精英化的遗产定义，影响很大，它成为了各个社区群体批判的焦点。社区群体往往以不同于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方式去利用遗产。遗产和博物馆专家进入社区从事遗产工作时，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传教士般的“做好事”的热忱，这也可能引发批评。然而，由于执行社区融入政策，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效果不佳。这一政策在不经意间同化了边缘化的社群，使得他们用权威化的方式去理解文化与遗产。这一过程维持了权威化遗产话语建构的排除他者的叙事，导致一大批社群被进一步边缘化，加重了他们的反感。
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起，原住民群体对他们的遗产地管理中专家话语的优先地位提出了挑战[15][16][17][18][19]。许多非西方的评论家也开始挑战西方遗产管理模式的合法性。长期以来，西方遗产管理模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机构，强调西方遗产的观念与实践是普世适用的。此外，在西方国家内部，按照共同的地域或共同的文化、族群、社会或政治经历形成的一些社群，也开始宣称他们的遗产观与传统的专家知识不同。
我认为，社区和非西方地区对西方遗产管理模式提出挑战，这并非偶然。因为遗产在一国内部乃至全世界都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社会资源，还是一种政治资源。20世纪后期，承认差异性成为政治角力的领域。政治哲学家认为，这种政治实践的新方式提供了一个推进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原住民等弱势群体可以提出要求，让他们可以更公平地分配到财政、福利、住房和教育等权力资源。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20][21]认为，“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基础是必须承认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历史、需求和诉求，他们可以提出要求，得到形式上和物质上的承认。为了实现平等和公正，要给予他们物质上的补偿[22]。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学术界对遗产的兴趣高涨。我不是说公众对遗产的兴趣与承认的政治有直接关联。然而，遗产的确经常被人当作物质或权威的证据，用于身份认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区群体为何在这个时期，如此急切地渴望掌握自己的遗产，在对遗产的理解上发出自己的声音[23]。
学术界需要对不断增长的社区能动性作出回应，由此产生了大量对遗产的批判性思考。例如，丹尼斯·班敦士（Denis Byrne)[24][25]研究了遗产所发挥的新殖民主义的作用，一部分学者批判地梳理了欧洲的社会融入政策。还有一些文献推进了对遗产实践的理论思考，探讨机构化的遗产实践、政府政策、话语、法律工具与社区、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在遗产管理、利用、阐释上的不和谐。这方面文献的数量虽然少一些，但是影响很大。
随着公众或社区对遗产的兴趣越来越高，遗产旅游方面的研究在显著增加。除了对遗产工业的批判之外，最近很多学者深入分析了遗产旅游的展演特点，以及文化意义、社会价值和品位的建构方式[26][27][28][29][30][31][32][33][34][35][36][37]。在这些研究中，遗产地的观众和游客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遗产研究让人们有机会去质疑所谓的“众所周知”的旅游研究和营销。长期主导遗产研究的“原真性”、怀旧等议题，也开始被重新思考。遗产阐释策略受到许多质疑，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如人们通过哪些方式利用遗产，使某些历史叙事合法化或去合法化。在此之前，遗产和博物馆领域的人往往自满地认为，遗产阐释要做的就是阐释最佳的遗产实践，即以最有效的、最具参与性的方式教育被动的观众，或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如今，这种认识开始被瓦解。
大量文献涉及到的第二个主题是遗产冲突和遗产争论，最为人所知的是文物返还、文物交易、基本的遗产保护问题与实践。不少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力图批判地看待遗产问题。学者们还越来越关注“创伤遗产”（“heritage that hurts”），该术语源于乔伊·萨瑟·瓦格斯塔夫（Joy Sather-Wagstaff)[38]最近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最早是由泽尔和巴兰坦(Uzzell and Ballantyne)[39]提出的。这类研究关注的是对遗产多样性的认识，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有争议的遗产和警世遗产(difficult heritage)，而是扩展到所有的遗产。既然人们对待所有遗产都可能持有不同认识，那么遗产具有普世价值这一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假设也就难以成立了。
还有部分研究涉及到第三个主题，即遗产如何建构了民族主义叙事和其他形式的整齐划一的历史。学者们发现，社会中某些社会、文化群体和族群常常因为在社会中是从属者，其身份被人忽视，导致他们政治上被边缘化。一些研究探讨了在教育与管理国家认同、公民价值、公民品味、公民行为的过程中，纪念碑和博物馆如何发挥政治功能。艾玛·沃特彤(Emma Waterton)和史蒂夫·沃森(Steve Watson)等支持“非再现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发展，罗德尼·哈里森，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等学者探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与遗产研究的关系。
遗产批判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在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遗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这一类研究特别关注记忆和身份问题。上文提到，对于遗产和记忆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这一问题，目前相关研究非常少。在社区遗产和记忆的相关研究中，二者的关联开始有了迄今为止最清楚的论述。学者们还运用记忆和纪念的理论，探讨社会身份和地方感的关系。有的学者研究了纪念、记忆与忘却过程中遗产所发挥的文化工具功能。亚尼夫·波利亚（Yaniv Poria），丹尼斯·班敦士(2009)的研究提醒我们，遗产也与情感有关，遗产的情感维度对我们理解身份、记忆、地方感、博物馆、遗址阐释、游客动机都有影响[35][48]。
最后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主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激发了更多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克什布拉特·吉布利特（Kirshenblatt-Gimblett）[28]的研究证明，这个公约的出现只是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之外，随意增加了第三种遗产类别，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认识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讨论，促进了对遗产实践的重新思考。
我对遗产的理解来源于上述文献[9]。长期以来，遗产被看作是物质对象、遗址或地方。下面我将挑战这种观念，提出我对遗产的理解。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