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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这里侧重于社会史理论体系问题，分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一)社会史的概念之争。从1986年中国社会史正式兴起后，对于什么是社会史存在三大分歧，即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对此进行学术梳理，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建议借鉴费孝通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定位，走综合的路线，一是研究全盘社会结构，二是从具体研究对象上求综合，从而把握当代社会史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三大研究特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进一步将社会史表述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10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并分别从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作为整体的社会史、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三方面论述什么是社会史，使得这一讨论更加明晰。
(二)整体性、碎片化、政治史与区域社会史。社会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学术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之别，具体理解上会见仁见智。新时期的社会史脱胎于宏观的社会经济形态模式，一些学者认为应在区域史中把握社会史的整体性，微观史学的个案研究可以有效地探讨事物整体。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出现零碎、细小的弊病，强调通过整体性来纠正。
杨念群提倡“中层理论”以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改变史学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新社会史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强调“意识形态”“社会动员形态”的研究。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质疑区域社会史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研究现状，认为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强调要与传统史学对话，也主张反思政治史，把握好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对于上述讨论阐发了自己的认识。
2012年《近代史研究》(第4、5期)组织“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涉及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中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主张摒弃“区域”与“整体”二元对立的刻板模式，转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治理能力”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和特征;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在了解国外已经讨论过“碎片化”问题后而发的“经验之谈”尤其值得关注。
(三)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社会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风格值得关注，此类研究也是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显现的。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其学术追求，或许用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曾宪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所要表达的: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强调说，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1发，区域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单位，他特别强调进行以人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区别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学。赵世瑜所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主编《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与《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作了有益的尝试。
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郑振满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刘平等《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10年)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使用田野调查发现民间文献的重要著作。
(四)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我国较早的社会文化史，比较强调揭示社会精神面貌。文化史的研究有一个从研究文化生活、文化成就向社会生活转移的过程。杨卫民《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以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为中心》(《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历史学发展大的趋势是从政治经济史向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命史的转移，这不仅是史学研究本身的转移，还是当代文明和社会已经从欲望、本能、名利等转向生活、生命等本质的再认识上。角度的转换，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一种新社会生活史观逐渐形成。”李长莉《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30年——热点与走向》(《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指出，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内容为风俗习尚、社会群体生活、城市生活与“公共空间”、消费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生活史综合研究等，更多关注社会变动与生活变化之互动，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关系。不过，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的缺陷在于理论分析与理论创新不足。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应当向日常生活史转变。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
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指出，社会文化史强调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该书涵盖5个主要问题领域: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空间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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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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