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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女性灵媒的赋权文化体系分析
灵媒上述危险感知体系及其利用这套体系对民众日常生活“危机”的解释与驱除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也是一种“赋权”的过程。这种赋权过程可以被分解成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微观说明。
（一）感觉经验形式与拟危机环境的建立
灵媒对日常生活危机的来源的建构依赖于其独特的感觉经验形式。灵媒用这套独特的感觉经验建构了一个“拟危机”环境。灵媒独特的感觉形式包括：独特的视觉、听觉与触觉。当然还包括灵媒的身体观与主体性认识。灵媒的独特感觉形式在这里仅举一例，灵媒认为，自己的附体神灵并不在自家的神龛中，而是附身于自己的身体之中，拿U村的王灵媒来说，其身体的附灵结构是这样的：在头顶处，附体神灵是一只凤凰，其总能感觉到自己的头顶上有一只鸟在来来回回地走。在脖子处，附体神灵是一只蜈蚣，这只蜈蚣附在后脖颈处，其附体的感受是脖子处会奇痒无比。作为掌舵教主的狐仙附在王灵媒身体的心脏处，身体的这个部位通常也是由掌舵教主占据着的。在身体的腹部附体的神灵是一只蟾蜍，根据王灵媒的描述，这只蟾蜍总是趴在其腹部，王灵媒对这位仙家附体的感受是腹部发胀。在身体的右手腕寸关尺脉脉口处，附体的神灵是一只金色的青蛙，金蟾的个头要比蟾蜍的个头小很多，王灵媒对这只金蟾附体的感觉就是其总是在手腕处有节奏的跳跃，其也能够看见这只在手腕处跳跃的金蟾。在王灵媒右膝盖后侧附体的神灵是一只刺猬（白仙），同样的，这只白仙附体的感觉也是很痒。在其左膝盖处附着两位仙家：龙仙与常仙，这两位仙家附体的感受是膝盖处会变得麻嗖嗖，有时还会感觉到左脚冰凉。有关萨满的这些感觉经验已经有国外学者进行了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方面的解释（Kent，2010；Winkelman，2000），比如学者肯特（James L.Kent）发展出了PIT（Psychedelic Information Theory）理论（Kent，2010），并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对萨满的意识状态和感觉经验做了合理的解释，这种神经现象学的解释进一步证明了萨满感觉经验的非病理性特征。笔者在这里只是强调灵媒感觉经验形式的合理性，并说明其用这套独特的感觉经验形式所建构起来的上述民俗治疗的有效性。灵媒用自己这套独特的感觉经验构建了一套拟危机环境，而这套拟危机环境并不是普通民众能够经验到的。而民众之所以会将这套拟危机环境看成是真实的，主要是因为灵媒的民俗医疗实践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也刚好弥补人们对概率事件的解释缺失。
（二）不对等的信息系统
在上述灵媒所建成的拟危机环境中，灵媒与信众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等的，通常信众并不会了解灵媒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情况。比如，灵媒对附体灵魂的确认，信众是不会感觉到灵媒所说的这种来自外面的危险的，其只能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只是当这种不适被灵媒归结为来自外部虚拟鬼神的侵害之后，信众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拟危机环境。由此可见，灵媒与信众在治病与问事过程中的信息是不对等的，灵媒占据了主导地位，信众则多是一种臣服的角色。灵媒与信众这种信息的不对等性产生了灵媒治疗过程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灵媒独特的感觉经验形式，尤其是其对危险的感知体系所赋予的，而这种赋权过程还得借助于人们在恐惧面前的臣服，这是下一步要详细讨论的。
（三）利用恐慌
当地民众之所以会相信灵媒的解释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意外”的恐慌。在恐慌之下，人们放弃了部分理智分析，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策略。上述灵媒通过自己独特的感觉经验形式建立起的不对等的信息系统，使人们相信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显在的能够预测到的风险之外，还存在着隐蔽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更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并且这种危险基本上很难自为的避免。如果相信灵媒的解释体系，人们的一举一行都增加了恐慌因素。而正如孔飞力在研究社会性恐慌中所认为的那样，恐慌这种非常的境况能够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其接触到使人很难接近的权力（孔飞力，2012：287）。
（四）日常生活权力与显在的政治权力依附
灵媒通过恐慌获得的权力通常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与显在的政治权力联系不大。灵媒进一步巩固这种权力的措施就是对显在政治权力的依附。灵媒的策略是将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已经得到国家认可的知识体系相靠拢。比如U村的韩灵媒，其将自己的治疗实践委身于中国易经文化之中。在韩灵媒家中的显耀位置挂有“国际（香港）易经风水研究院副院长”的授权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公益楷模”证书，并挂有参加“中国传统文化创新论坛”和“和谐中国，诚信公益事业发展高峰论坛”的集体照片。韩灵媒认为，自己的整套解释危险的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易经的一部分，在对外宣传时，韩灵媒从来不承认自己的灵媒身份，而是强调自己易经协会的正统地位，因为其每年都要参加中国易经协会举办的年会。
据韩灵媒介绍，其每年要向协会交八千元左右的会费和培训费，实际上，灵媒们每年交给易经协会的会费相当于保护费，保护其治疗的正统性。因为，类似灵媒的治疗实际上仍旧没有得到正统地位，有时，其还会受到政治权力的直接干扰，而其干扰的原因多是以“封建迷信”的政治话语为根据的。将自身委身于易经协会的保护之下，是灵媒们向显在的政治权力依附的自主行为。对显在政治权力的依附使灵媒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权力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灵媒的权力与显在的政治权力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也进一步巩固了灵媒的医疗过程中的权力。
女性灵媒这种角色反转事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们对上述几种动物神灵态度的双面性。这里要再次联系王明珂先生的毒药猫论述，人们对待毒药猫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人们害怕毒药猫，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个村庄离不开毒药猫。同样的，在冀北的人们心理结构中，对灵媒也具有矛盾心理，这种矛盾性同样反应在人们对附体神灵的两种态度上，前文中描述的出马仙与保家仙区分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这种矛盾态度的文化呈现。除了前文已经详细说明的附体动物的危险性，保家仙却基本上是一种正面角色，也具有保家的作用，据信，这些保家仙动物会保护一个家庭的繁荣与昌盛。
为什么同样的动物神灵却具有正反两种不同的性质，女性灵媒的权力得失角度或能够解释神灵的两面性特性。可以这样认为，四种动物的正面特征与灵媒的角色反转有关，灵媒的边缘和被排斥地位能够通过自己的解释和治疗体系从而削减其边缘性。在那些问事和疗病的人们心中，附体的神圣动物，通过附身于灵媒身体之中，实现了其从危险向福利性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灵媒与神圣动物形象都被升华，灵媒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权力”，而附体神灵则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转化为“保家仙”。同时，这两者的升华又是相互促进的，因为毕竟两者在普通民众的心里是合一的，两者构成了一股合力共同促成了自身的正面形象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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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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