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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葛兰西认为语言反映了一个群体的文化要素，可以从语言中估量出使用者世界观的层次。他将语言分为方言和民族语言两个层次，只讲方言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受地域局限，其思想是“经济的—团体的”狭隘地方主义观念；而说民族语言如标准意大利语的人，其思维和认知更开阔，更符合支配世界历史的主要思潮。按照葛兰西的看法，民俗或民间文学同方言一样是地方主义的，因为民俗是地方性的知识和传统，而民间文学则更是与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自发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常识”和“健全的见识”。此处“常识”不是指经验知识，而是一般人所持的不成体系的假设和信念。他这样描述常识：
（常识）是“非哲学家的哲学”，是被各种社会文化环境不加批判地予以吸收的世界观……它是哲学的“民俗”（‘folklore’of philosophy），并且像民俗一样表现出不计其数的不同形式。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使在一个个人的头脑里，也是片段的，不连贯的和琐碎的……当在历史上产生出一个同质的社会集团的时候，一种和常识相对立的——换句话说，融贯一致而系统的——哲学也随之产生。
葛兰西用民俗来隐喻常识，说明在他看来民俗同常识一样与系统哲学相对立。但他又说：
每一哲学思潮都留存着“常识”的沉淀，这是其历史有效性的证明。常识并不是某种严格的、不变的东西，它不断改变自身，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自身。“常识”是哲学的民俗，而且总是处于准确地讲是民俗和专家的哲学、科学和经济学之间。常识创造未来的民俗，在一个既定的地点和时间，它是大众知识的一个相对严格的阶段。
常识处于发展中，某一阶段的常识会吸取哲学和科学的内容丰富自身，因此相比民俗而言它蕴含了更多哲学的要素，更接近哲学和科学。
比常识更进一步的是“健全的见识”。葛兰西注意到，意大利人常说“哲学地看待它”，他认为这种表达很有价值，体现出人们思考事物合理性并试图理性解决问题的倾向。他将这种理性自觉的倾向称为“‘常识’中的健全的内核”，认为应当“使之更为一致和融贯”。可见健全的见识比常识又更加接近哲学。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葛兰西的观点中，知识和世界观按照“民俗—常识—健全的见识—哲学和科学”这样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民俗是人们认识的起点和最低点。
自发哲学的第三个方面是“大众的宗教”，那些被称作“民俗”的与宗教有关的迷信。葛兰西认为宗教是分层的，普通民众的宗教与上层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以宣称，所有宗教，即使是最精细最复杂的宗教，对于现代思想来说都是’民俗’，但本质的不同在于，以天主教为首的宗教是由智识阶层和教会阐述和建立的。”存在于大众宗教中的是一种“民众的道德准则”，它是广大民众行动的纪律和习俗的依据。大众宗教的道德准则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来源于过去的生活，比较保守和反动，即民俗和迷信；另一种则与常识相似，自发地吸收了进步的思想进行了革新，例如欧洲历史上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运动。
葛兰西认为民俗是自发哲学的起点，他曾相当尖锐地直言民俗是“最低层次的大众文化”，亟待批判和提升。但这并不代表他轻视民俗及其相关问题。
三、民俗学是关于一种世界观的学问
葛兰西没有给民俗下定义，因为他认为将某些事物归为民俗这种分类式的认识和研究是不可取的。在《对民俗学的观察》中，葛兰西对当时意大利以搜集、分类、评鉴为主的民俗学研究提出了意见：“直到现在民俗主要还是被当做一种’古雅的’元素来研究。”葛兰西认为，民俗是一种与官方世界观相对立的世界观和生活观，所以民俗学应上升到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层次。这与他反对“百科全书式”的实证主义文化观相符。
接着，他探讨了民俗作为世界观的特性：“这种世界观是不周密的和不成系统的”，因为底层民众没有能力掌握一种精心构架的观念系统。每个新的社会集团都会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但并不是一旦新文化出现了，就立刻会被所有阶层接受：“在新的社会集团的各阶层中，存在着特色各异的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阶层还仍然沉浸在先前历史情境的文化（有时也包括那种直止最近才被取代的文化在内）之中。”民俗就是保留了这些先前历史情境的文化要素的“活的证据”：“民俗是民众文化生活状况的反映，就算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或被修正了，相关的民俗还是被保留下来，或是与现有状况相结合形成一种古怪的混合物。”
所谓与现有状况结合，指民俗保留旧文化也吸纳新文化：“哲学与现代科学在不断地为‘现代民俗’（modern folklore）贡献新的元素，特定的科学概念总是被从它原本的语境中移入民众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或多或少的歪曲，嵌入传统的镶嵌画中。”他举例道：一位意大利吟游诗人写了一首方言诗赞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现新大陆本应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壮举，但这首方言诗仅仅指向意大利人的智慧，反映出一种保守的“大众沙文主义”（popular chauvinism）和狭隘的地方主义情感。
葛兰西评述了当时一种对民俗的称呼——“当代的史前史”（contemporary pre-history）。他由这一称呼联想到了“次级艺术”（minor arts）和“主流艺术”（major arts）的区分。次级艺术总是依附于主流艺术，主流艺术的创作者是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次级艺术的创作者只是工匠。葛兰西将次级艺术与民俗类比，民俗总是依附于统治阶层或智识阶层的文化，从中获取一些母题，将之嵌入保守的传统框架中，因此，“没有什么比民俗更矛盾、更碎片化了”。
从民俗的以上特征出发，葛兰西继而对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提出了质疑。他说：“没有什么比试图从单一区域的民俗中理出不同层次更徒劳了。然而就算是将不同地区的民俗进行比较（尽管比较是唯一具有方法论价值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只能得到一些可能的假设，因为当人们比较民俗时，其实比较的永远是一个混杂了各种成分的实体。要写出关于各个地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绝非易事。”葛兰西没有点明，但可以看出他指的正是历史-地理学派的比较研究法。
正是由于民俗复杂的特性，葛兰西才会强调：“民俗学研究的核心应该有所变化，在宽度和深度上都应有所拓展。民俗不能被看做一种奇异事物或者一种古雅的要素，而应该被看做是一种严肃的事物加以严肃的对待。”对民俗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收集、审美和比较层面，而是要像将它作为一种民众的世界观加以批判，与文化研究以及文化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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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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