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以来，随着各地对于“牛女传说”起源地争夺的愈演愈烈，学界的研究也从以往对其形成、流变、主题的研究模式转移到了对传说起源地的探究。这种研究取向凸显了各地学者和民众对牛郎织女传说价值的再认识。各地对于传说起源地的争夺，所展示的是乡土传统作为地方文化资源背后所附载的经济价值与符号价值，而在全球化时代，这无疑已经成为地方社会重构的重要工具。多重利益主体关注焦点的转变所带来的研究“范式转移”有助于提高大众对牛郎织女传说的认知程度，但也容易滋生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出现文化资源的滥用与文化归属权的恶性竞争。

关键词：牛郎织女文化；范式转移；多重利益主体

一、“牛女传说”研究的“范式转移”

　　牛郎织女传说作为民间传说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初就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钟敬文先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运用故事类型法对我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研究，他指出：“在牛郎型中，这(天鹅处女型)故事都成为解释牛郎、织女两星运行的神话，又有些地方或变为星光的解释，或成了潮声的说明。”茅盾先生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体裁予以关注，指出：“牛郎织女是我国最早的星神话”，欧阳飞云对牛女传说的演变进行分析，在《牛郎织女故事之演变》中指出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经历了胚胎、雏形、具体、进化和脱形五个阶段。此外，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还表现为搜集整理各地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与七夕节日习俗，不少关于民俗及社会风俗的论著之中，例如张亮采编著的《中国风俗史》、胡朴安主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对七夕节日习俗都有采录。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过七夕必谈牛郎织女传说，《时事新报》《北平晨报》等新闻报刊也往往于此时刊发七夕节以及牛郎织女传说的系列文章。

　　这些成果的取得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受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牛郎织女传说处于不断被改写的状态，尤其受到各地方剧种的青睐，戏剧剧评成为牛女传说探讨的热点。相反深入的学术研究却被束之高阁，鲜有高质量的论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从剧评转向学术研讨，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仍是探讨传说的形成、流变、主题、母题以及与七夕节的关系。21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推行的背景之下，牛郎织女传说作为地方优秀文化开始受到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关注。他们尝试解读牛郎织女传说中所包含的地方历史信息，从而使这一传说成为了解地方传统社会和普通百姓的一个独特视角。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牛女传说的研究逐渐开始发生转向，牛女传说改头换面，成为地方文化的代名词。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当前牛郎织女传说研究现状及其未来走向作初步梳理，管见所及，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指正。

　　从研究视野与方法上来看，以往学者对牛女传说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将牛女传说放置在七夕节日的框架内予以讨论，牛女传说只是七夕节日的附属产物；第二类是传统文学的理路，如洪淑苓，其特点就是完全从文献材料出发，引经据典，考察梳理牛郎织女传说的来龙去脉；第三类则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他们的特点就是注意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注重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结合，将田野考察与理论探讨相结合。2006年牛女传说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之前，我国学术界对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多是步王孝廉、洪淑苓等人的后尘，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探讨多集中在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流变、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问题上。在这种语境下，牛郎织女传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被学者们予以讨论的。

　　从2006年开始，讨论牛郎织女传说的语境急剧缩小，牛郎织女传说被视为各省乃至县市区域的品牌文化，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的地方学者撰文著书、寻找证据，力争将牛女传说落户本地。“这类文章大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几乎清一色发表于省级以下地方高校学报或者旅游及文化普及类期刊，乃为弘扬地方文化计”，这种讨论蔓延至学术界，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原生地成为整个社会共同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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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