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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北部的文化面临着来自于教育和现代化的巨大挑战。在他们所体现的文化和身份变化中，独特的身份标识的丢失对区域内的部落并不是好兆头。如果这种趋势采取放任自流和愚蠢的方式继续的话，全球化将生产出一个市场，那里纳嘎族、卡西族、米左族社区将仅仅变成标签了，这种标签已经剥除了所有人类的意义；那里族群引以为自豪的和象征的身份将确定无疑地会发生改变。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化将最终把身份削减为乌有。
一、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诗歌创作的大体情况
中国西南的民族诗人的作品也反映出类似的关怀：由于当地民间文化受到了冲击，这些冲击来自于城市、基于消费者的文化、各种政治和宗教的影响，这是一个模糊的术语“全球化”的力量使然。借助民俗学和生态批评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两个区域内诗人所写的“民族志”诗歌，表达出了感知到文化改变和文化遗失后消极的或矛盾方面的种种感情。这些诗歌是在印度东北和中国西南一系列多种文化不断变化影响下形成的，这两个区域在地理上非常接近，古代文化的联系和脱钩不仅仅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地形，更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所造成的边界。个体的诗人采取的表述策略经常似乎是对各自群体的情感和关怀的延展。主题和想象都利用的是“地方性的知识”，民间传统、自然和当代的社会问题是许多诗人在各自领域内表达的主题。关注这些知识和经验，是接近这些文学的传统和变化，而在精神上跨越中国和印度边界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东南亚山丘的各种山地和喜马拉雅东部邻近的山地环境里生活着数百个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现在被作为民族的或“部落的”人口分属于这些民族-国家：中国、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这些国家有关联的部分，即东南亚绝大部分，组成了最近分析的叫做“Zomia”[1]的地理文化区域。由于相似的自然环境，可比近似的历史、语言与文化的可比性，似乎这个区域是从跨国的视角探寻文化表述的理想地域。印度的东北部区域和中国西南的邻近地域，当代的族群诗人们很活跃地创作出了各种诗歌作品，虽然这些作品是现代的，但是他们经常采用意象、主题和偶发的方式来建构和再建构当地的民俗。在印度，这些诗人被描绘成“土著社区”的成员；然而在中国，他们是“少数民族”诗人。（Misra xxxi;Li 3）。
在两个区域的诗人的诗歌创作中采用了相似的民俗，而全球化和发展的背景是不同的。可是，当这些诗人们受到现代诗歌的国际化趋势影响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语言的原因，由于现代印度的出现，和20世纪40年代晚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等一些相关的因素，特别是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依然有边界争议的西藏和阿鲁纳恰尔邦区域，以及与两个国家相关的关键国家缅甸这个区域，诗人和读者之间相互并不了解。然而，这些诗歌正好是当地人群中的诗歌传统全球化现象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引起了关注。
这两个区域的诗歌集中表达了一些共同的主题和意象：起源、迁徙、物质文化、仪式、自然的特点、人类把持的环境。尽管这些诗人之间文化和语言体现出了古代和现代的种种关联，他们的诗歌能产生共鸣，似乎能融化边界，在这片高原范围用各自的声音营造出诗歌的家园。
在近几十年，在印度大陆东部的一个区域，印度东北部，许多族群的诗人写作和出版了诗集。这个区域由于“七姐妹”而闻名，这“七姐妹”是由七个知名的邦组成：阿萨姆邦、阿鲁纳恰尔邦、梅加拉亚邦、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邦、米佐拉姆邦和那加兰邦。近几年，锡金也变成这个区域的一部分了。在这个多族群区域内居住的族群被官方认可的就有几十个。许多人说藏缅语、孟高棉语或泰语，当地人很大部分被印度人类学家[2]归类为“蒙古人”。由于在平地和高原之间历史的（和前历史的）相互影响的结果，由于在历史上从中国和东南亚（例如13世纪从东南亚移民的讲泰语的阿宏人）移民的结果，由于从1826年开始的英国殖民传统，特别是从19世纪晚期以来由旧教徒和新教徒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的各教派在1947年开始合伙进入了印度的这个区域。与邻近的国家和印度接壤的其他区域，在一系列的独立分子和分离分子的运动中，有些超越了国界进入了缅甸和其他邦，在孟加拉国和其他区域出现了移民社区，印度化、现代化、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化（包括“韩流”）是冲击印度东北部[3]族群，且混杂着当地文化现实的需要，是促使当地文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这些群体中很多与居住在几百英里边境上的中国的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共享着边界。印度东北部的某些情况是与中国这些区域内文化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当地的平地和高原之间的族群在史前和历史上的相互作用，包括：早期中国军队的侵扰（如公元3世纪诸葛亮），地方王国（如8世纪-9世纪的南诏国）的统治，蒙古族的入侵，明朝（1368-1644）与清朝（1644-1911）对中国西南的扩张，西方帝国主义及基督教传教士的进入，从1949年社会主义以来的各个阶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化工程如“西部大开发”发展工程（包括修建水坝和砍伐树木），大量年轻人迁移到海滨城市找工作，这些都是全球化[4]的结果。
在东亚，历史上跨国的人们所说的语言是同一语族，有共同的物质文化要素，沿袭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尽管在实际的距离上非常接近，但是令人望而怯步的文化的、政治的、地理的障碍导致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异常困难。许多理论揭示出：在中国西南、东南亚和印度东北部之间曾经存在着古代移民和贸易的路线。在这些史前和历史上交往的可能大道中就有西南丝绸之路，它们联系着从云南到阿萨姆、曼尼普尔经由西藏东部和缅甸以及东喜马拉雅区域，这条丝绸之路在奔流的河流系统从大山和山丘中穿过（Giersch;Yang289-290；Higham85-86）。当地许多族群的起源神话都提及迁徙和当地人们在地球上出现于山洞中的母题，以及其他一些相似的母题都能在印度东北和中国西南的族群中找到（Imchen5-6;Pao）。
二、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诗歌创作的相似之处
随着最近全球化和日益增多的跨国合作和相互合作机会的出现，探寻在这些“既近且远”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写作中的共同策略，是非常适时的，包括：诗歌中显示出来的相似和不相似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强调利用传统的“地方性知识”，或为了个人和族群表达需要而在现代风格诗歌中出现的民俗等。从印度东北部选几个出生于各种族群背景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多种方式应用了民俗和本土文化的诗人的一些作品（Misa xxx-xxxxi）作为实例。这些诗歌部分是钱德拉和戴斯（1）的，在这个区域还有其他人描绘的来自于多民族族群的诗人用英语写的（或译成英语）的“多民族诗歌”。在这些诗人中有泰姆苏拉·奥，他的作品有浓厚民族志的特点，有民俗学研究的基础，包括许多诗歌呼吁保护纳加传统文化（奥-纳加口头传统）。有相似风格的作品创作的还有戴斯蒙德·L·卡马普郎和伊斯尔·赛姆，他们是来自于梅加拉亚邦的卡西族诗人和民俗学家。另一个有影响的诗人是肯普汉姆·森·农肯瑞，是一位母语写作和“互动语言”（如：英语）写作的支持者，他曾经编辑过《瑞鲁姆》,卡西族语言的第一本诗歌刊物。马芒·戴是一位来自于阿鲁纳恰尔邦的阿迪族小说家和诗人，他的诗歌对环境和民间传统展开了想象。玉木拉姆·塔纳也来自于阿鲁纳恰尔邦，是尼史族社区[5]的一位老师。罗宾·S·尼刚勾姆是来自于英帕尔的曼尼普尔族诗人和编辑。莫纳·左特是来自米佐拉姆的安东的米佐族诗人。《灿烂的露珠》是文学研究者春凯姆·谢拉让马尼编辑的，收集了女诗人用英语写的诗歌，或从曼尼普尔语翻译而来的诗歌。印度东北部这些诗人们对英语的使用，与中国的少数民族诗人使用第二种语言即汉语写作而不是用自己族群的母语写作是具有可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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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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