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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调查手册》的功罪
菅：《民俗调查手册》饱受批评，我想福田先生也非常厌烦了吧。请福田先生给予评价。
福田：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就是手册化了。
手册就是，简而言之，在进入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最初去民俗调查的时候，为了自己学习该如何调查的书，我完全没有预想到，一直被这本书束缚，努力地在这本书上作出红线标记，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复印，拿去用于调查，也就是说也没有期待，我想这里在座的各位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大概至少用过一次这个调查手册吧。我觉得一次是可以的。完全没有必要一直都用这个手册，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功罪的话，我想也有功吧。至此为止，完全没有民俗调查的教科书或参考手册。有的是，“让学长某某某教你”这样的话。多啰唆几句，我们在东京教育大学接受的民俗调查实践是，约十几名学生跟着一名老师，去采访某一人家。并且，就是全部由老师提问，学生在后面只是记笔记。
我困得没有办法（笑）。但是，我们不能动脑去提问。老师一边在自己脑中描绘相关联的事项，一边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们仅只是记笔记。对于这样的状态，在为了如何能让自己做调查这一点上，制作了调查指南手册。这也是，实际上，如果在这里介绍的话，那它是由哪一位写的呢？《社会调查手册》（安田、1960）由安田三郎先生所著，是非常出色的调查手册。我上了安田三郎先生的课，用的是出版前的手工制作的社会调查指南，以此来教授我们，在课堂上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训练。此后，《社会调查手册》出版，有了“果然，没有这个不行”这样的想法，尽管仍是研究生便狂妄地撰写了《民俗调查手册》。
菅：它受柳田国男与关敬吾汇编的《日本民俗学入门》（柳田•关，1942）的影响了吗？
福田：《日本民俗学入门》只是口述采访问答提纲。基本上，只是口述采访问答提纲的排列，所以，例如如果去村里时会有不知道如何调查这样的问题。因此，那本书，对有一定调查经验的人如何更深入细致地调查会有很大的参考，不适合调查初学者。另外，调查不仅是口述采访问答，实际上，即使是现在我也经常说，有很多人认为民俗调查等同于口述采访问答，我出版调查手册就是想说并不是这样的。
菅：在那之后出版了新改定版吧。那时候，很多内容的“实质”都发生了改变。但是，出版社的人有些叹息地说改定版卖得不太好，倒不如原来的旧版卖得好。不如原版有需求，是因为改定后还有来订购旧版的。那时候新版改定的意图果然还是为了回应对手册的指南化而遭受的批判吗？
福田：基本上，多少是与应对社会的变化而改定的。一个说是调查分析地域吧，我想重点是收集作为能分析调查内容那样的数据。
菅：那么，现今，我们是更应该与时俱进而改变吗？如果想改变的话，需要剧烈的变化。以手册的形式出版了，从现在的情况来说，要是以历史民俗学为基础的民俗学的话，没有必要制作手册。今后，我想不能作手册吧。
福田：在这里我想也有相关的人吧，通过丛书的形式，在《民俗调查手册》之后，出版了《民俗研究手册》。简而言之，它记述了研究史，提供了文献讯息。当时，归根到底，在大学里没有系统的课程。大致，民俗学也就一门课程。在这样的背景中，是为了针对刚开始民俗学研究的人而编撰的。是几年的时间里出版了《民俗研究手册》吧。因为我们已经成为老人，怎么也不能捕捉到新的研究动向，所以说让现在的年轻一代继承，寄托于下一代的年轻学者，期待《民俗研究手册》的第二版。但是，并未能出版。出版的是《现代民俗学入门》（佐野•谷口•中入•古加编，1996）。简而言之，预定出版的第二版《民俗研究手册》没有成为研究手册。我们期待它是作为第二版的研究手册的研究信息、资料或者包括研究动向的内容，但出版的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过这也是一个信念，或是说思考，也无可厚非，不过还是有些不同。
菅：在您讲述中间出现了，作为对90年代开始的动向持怀疑态度的福田先生，简而言之，对《现代民俗学入门》弄清了什么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吧。如果让我来给这本书做评价，可能会有些得罪。
福田：没有、没有。在这里有几位执笔者，让他们听一下你的想法不是更好吗？
菅：那个时候的尝试作为结果，现今我不认为是成功的。但是，最后，我想只有反复不断地进行那样的尝试。
福田：没错，是这样。
菅：反复不断地进行学术史研究也非常重要，但是，福田先生出版了学术史之后，想出新的学术史也不过是刚经历10年左右吧。
福田：是10年还是15年，我也不知道。
菅：难道不是把这一期间的学术史归纳整理成一本著作的意义，或者说是在此之前学术史的变化足以进行重构吗？
福田：这个问一下当事人就可以了嘛。
菅：罪的方面如何呢？
福田：《民俗调查手册》的罪吗？当然，把其手册化后，出现很多后辈把它作为重要工具随身携带，这是绝对不合适的。基本上，民俗调查的一个很常见方法，经常挂在嘴边，宫本常一先生等那些人我想也是这样，是“从路上闲谈到调查”。简而言之，无论是在村里、町里、任何地方、市场，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与那些地方的人从站着闲谈中得到契机，或者说形成人际关系，然后进入调查。“进入”这样的说法可能不恰当，像这样的路径从表面上消失了。
通过调查手册接受训练的人，如果某人不做准备就不能完成调查。是自己设计的调查还是做开辟调查，都会有非常不擅长的人。简而言之，调查手册是以实施集团性的调查、要进行一定的联系或采取各种手段实施的调查为基础，所以个人作为调查一员进行调查的活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一点在制作方式上，虽然写着是个人的调查，结果，个人并不能成为中心，大大缩小了调查应有的状态。特别是，过去还没有调查方法和调查手册的时候，自己开创的方法最后中断了。我想这是最大的问题点。
菅：即使现今像集团调查那样的活动在大学里作为教育的手段还在实施吧。
福田：是的。
菅：当然，福田先生也在大学的教育里实施着集团调查。集团调查在现今还有必要吗？
福田：我想还是有必要的。作为训练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能会调查吗？
菅：如果从那个时候以来看教育功罪兼半的历史，现在，必须要有相当的意识进行包括功罪的教育吧？
福田：这是当然的吧。不过，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教育，即使参加调查的人是本科生，自己能努力做多少也是问题吧。我觉得对通过教育的形式进行指导的部分是相当有限的。
菅：这里最后的问题，对“在考虑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时候，即使我们把民俗判定为限定性的文化，仅依靠地域民俗学的调查也会出现无法全部把握的问题吧？”这一问题如何回答呢？
福田：这确实是这样。这不是我说的，也是哪一位最近说的。例如，现今在编撰的民俗调查报告书，读民俗报告书的人可能把其当作现在的事来读，实际上到当地一看，现在几乎没有在持续，写的内容都仅是以过去式的形式的这一点上，首先可以说民俗调查以来的报告书存在不能了解现今的这一事实。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不能全部把握没有错，但是，并不是没有实施现代社会调查或现代文化调查那样的体制吧。
菅：尽管说一个人能超越地域、把地域置于一个重点，但是，我想以此为开端确保一点后，展开整体调查在今后会是有必要的。大概，像在20世纪民俗学中不存在那样的，一种有别于刚才所说的，用以描述那些被“传承母体论”所概括的事物的描述方式，我想今后有可能实现，我们应该去摸索。
还有，施爱东先生的提问，请教一下今后中国的调查结果如何分析。
福田：基本上，从我的立场来说，在调查阶段中包含着分析，并且，记录下去。简而言之，我的基本立场是作为研究论文的调查报告。确实，在浙江省出版了几册调查成果，不过，我认识到这些成果还没有达到作为能被认可的论文那样的水平，大体上，我通过在调查对象地域获取的民俗自己进行了分析，虽然比较粗浅，但是刊行出版了，我想今后也可以再将它重新分析一次，不过现在我还没有这样的计划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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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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