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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调查方法的改变
菅：那么进入下一个课题5“民俗学的调查论”的问题。课题如下：
20世纪民俗学随着学院式的发展，田野调查这一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立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集体分担的共同调查的手法，但是，其手法的确立有哪些背景、动向呢？其次，其手法虽然提高了调查的效率性和专门性，但是，另一方面，不是也导致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了吗？在民俗学中，经常会介绍自己的专业领域，例如“我的专业是人生仪礼”。这些不是相应地形成研究领域的圈绳定界了吗？
福田先生，总的来说是具有多面的才能，致力于各类的研究活动，而我只是专注我自己专门领域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也描述不出日本民俗学的整体形式。促使这样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或致使调查项目主义这一弊害受到了批判。
福田先生通过《民俗调查手册》《民俗研究手册》（上野•高桑•野村•福田•宫田编、1978）等书籍的调查、研究方法的体系化，为学院派民俗学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在上述论著中提出来的调查研究方法，现在以及今后还有效吗？
其次，20世纪民俗学后半期，地方社会等公共部门提供资助，非常盛行所谓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很多的民俗学者、学生被动员参与了这些活动，对在社会上提高民俗学的认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基于公共资金所产生的莫大的、所谓的民俗志现代的意义。
实际上，这些“民俗志”的表述也具有不协调的感觉，不能翻译成英文。作为与Ethnography的“民族志”不同的表述在使用。这仅在日本通用，或者说仅存在于日本。把它向世界介绍的时候，究竟如何翻译呢？也不存在“Folkgraphy”这样的表述，终究还是“民俗调查报告书”。只不过是报告书罢了，能说它有发挥现在性意义吗？实际上，福田先生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地方史的编撰事业，想说的是对于这些事业有怎样的功罪，福田先生自身是如何评价的呢？
说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说是调查手法的进化呢，还是什么呢？是变化吧。这些现象在迄今为止的民俗学中也存在。1950年代，民俗学过渡到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体制。这就是福田先生指出的，从1930年代开始由柳田主导的山村调查、海村调查、离岛调查①等调查是个人调查，即一名调查者使用同一调查项目调查一个地域，这种方法在195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最早发生变化的民俗调查是由东京教育大学主导的“民俗综合调查”②。我想，大家都了解，以1958年的大分县国东调查（和歌森编、1960）为契机，最后有些气力不继，冲绳也做了调查，但报告书没有出来，做了10年的综合调查。
在综合调查中，采取了以分担调查项目、同一日程共同调查的形式，把很多地域作为了调查对象。并不是以一个村落为调查对象。这一时期，向所谓的追求科学性、标准化、对象的类别化发展。其中，例如刚刚所提及的社会传承、信仰传承、经济传承，所谓的类别化的日本民俗学独特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定化。调查和研究的类别化是处于并行的发展状态中。
所以，存在如下问题。20世纪民俗学的初期，我认为，柳田国男主导的调查的方法是采取从各地收集民俗事象的采访型、昆虫采集型的方式，把民俗标本化，进行分类比较。为了超越这样的方法，开发了一个地域的分担型调查和地域民俗学形式的、即仅针对一个地区进行周密的调查方法，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有怎样的背景呢？这些活动，我想是与福田先生同时代的。像在国东那一带的调查，还不是学生，我想您不了解。福田先生，您参加综合调查了吗？
福田：参加了。
菅：参加了哪一个？
福田：从宇和开始的。
菅：那么，是从1959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吧？
福田：是的。从一年级开始。
菅：第一，关于这些调查背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些调查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在这一时期发生的现象，即使是不直接，我想给在此之后的地方史编撰带来了影响，并且给日本的民俗学中独特的调查法、即经常使用集团调查这一方法也带来了影响。这是20世纪民俗学调查方法的最大的特征。
第二，在学科方法的泛用化这一点上，是给20世纪民俗学的发展做了贡献的《民俗调查手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已经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在调查不设定问题意识、程式化、规格化和类别化等点上受到批判。对于这些评价，福田先生是如何考虑的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感觉是同样应该批评的部分，但是，与学科史相对应来看，我想在学院化的进行过程中命中注定这样的问题会一度登场的吧。并且，如果从时代背景来解读的话，我认为它也有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一面。问题是，简而言之，我认为是利用这些方法方面的问题，对此福田先生有怎样的意见呢？
第三，20世纪民俗学的很多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相比，对于田野的深度、持续度、综合度方面还相差很多这样的缺陷问题。我想真的可以说昆虫采集型吗？从其地域抽出某些现象，在下一个调查地收集同样现象的调查。从这些现象描述出的东西，说几乎像一直摆放着的金太郎糖a也不为过吧。最近，当然，出现了比人类学还长的国内调查的例子，不过，20世纪民俗学成立以来至1990年左右为止，那样的昆虫采集型比较多。在这一背景下，21世纪民俗学应该以什么样的田野调查为目标呢？
更进一步，在考虑现代文化状况的时候，民俗作为地域限定的文化，仅是通过地域民俗学的调查，不是还会出现把握不了的问题吗？它也与传承母体论有关联，现今的调查方法，简而言之，被认为是作为一个传承母体那样的方式不是很困难吗？我的问题是，即使是只对一个村落调查，把握不到的现象，仅限于民俗这一小的对象不是也会出现吗？例如，像无形文化遗产那样的问题。
再者，另一个征集提问。刚刚介绍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爱东先生的提问。
在现在的中国，除民俗学自身发展这一问题以外，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如何提高民俗学自身的重要性呢，可以说面临学科留存的问题。在这一状况中，只是经历编撰调查报告书的民俗学是“资料学”，有被认为不是“学术研究”的担心。所以，近几年，有研究者提出应该消除外部的人对民俗学持有的“资料学”的印象，提倡“田野研究”这一概念。我听说，福田先生坚持在浙江省等地进行长期调查活动。福田先生能告诉我一下通过这些调查活动获取的资料是如何使用的？福田先生曾经指出过：“无论怎样的情况，调查包含着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验证自己的假说，作为其调查结果的民俗资料必须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登场。”我的问题是，福田先生如何分析这些调查结果的呢？如果你能告诉我，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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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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